全球政治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格局是人们谈论得非常热烈又备感困惑的一个庞大话题。在此要做的又一次议论试图包含新意，故须做广泛和深入的透视，至少洞窥几个重大方面，希冀能产生某些“片论”。
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低迷这一点是老生常谈。特别是就欧洲和日本而言，在庶可预料的未来照旧低迷多半已成定势。然而，说到美国，那就远不能肯定2008年秋以来危机及其后的低迷状况定将长时间持续下去。对美国经济很难预言：美国早就开始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但复苏乏力；美国产业已有重新振兴的显著迹象，同时，包含经济大增潜能的历史性重大技术创新几乎猛然露脸———几年前极少谈论的页岩油气而非无数人曾经预言的信息技术和绿色能源方面。
不仅如此，范围异常广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已经启动，范围同样异常广泛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已由美国提出，并且得到欧洲的初步呼应。假如这两者实现，则其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影响一定巨大并富含历史性。因此，美国经济前途不定，但目前人们在较多场合含糊预料的是其上扬的可能性。然而，美国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前景将大致照旧，即相当糟糕的金融状况积重难返，“超级债台”经久高筑，“超宽松”货币政策经久滥觞，这已对美国的全局包括军事/战略实力趋势产生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前途不定的是中国经济的某些重要方面。虽然中国经济长期蓬勃增长和强劲腾飞，而且它的某些有利条件和巨大优势仍将长久持续。中国经济能否依然大致持续增长即“稳中有进”？中国能否足够地开发内需，特别是消费性而非投资性需求？能否在传统机遇已然缩小的同时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倒逼机遇”？另外，除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大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及在世界经济中颇为突出的半发达国家韩国，历经多年显著增长后，近来经济骤然大幅走低。但是，尚不能预料它们今后数年必定仍将如此或者相反。
对国际政治研究和实践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上述经济动态已经并将分别在各国动员起什么样的国内力量去影响或左右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就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国家而言，经济状况的国内政治效应和对外政策动能效应昭然可见，但其未来却颇不确定，而且天然地复杂和能动。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构成基本经济状况之政治含义的很大一部分。
晚近数年，世界政治中相当急剧地凸显出一类事态，即重大的战略关切和军事关切彰显，这与广泛流行多年的乐观的自由国际主义时代观和世界观相悖。与之相关联，各大国的外交除美国以外，大致“呆滞”，亦即大致只有奥巴马执政的美国在外交(主要是其亚太外交)方面非常活跃，干劲十足，且格外灵巧，因而连连得分。
从中国人的视野看，世界上重大的战略军事关切之所以突出，首先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大张旗鼓和近乎不遗余力、不失机会地发动并推进朝向亚太的战略“再平衡”，其战略军事举措和相关的外交举措可谓决心大、势头猛、花样多、落实细。不仅如此，鉴于美国公众的美军伤亡容忍度愈见走低和美国财政的可供资源愈益拮据，华盛顿在此严厉制约下保持军事霸权的需求显著提升了它对“军事革命”的依赖和重视，这部分地反映在“海空一体战”、“太空战”和“网络空间战”之类理念和规划中。美国是战争方式的火车头，少伤亡、少花钱、保霸权是其当下加速行进的高压驱动力。
然而，从美国以及不少其他国家的视野看，世界上重大的战略军事关切突出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持续和急剧的、近年加速的军力建设，特别是海空战略性投射能力建设。中国人民认为天经地义和实属必要的这件事，对美国战略、亚太政治和世界权势格局必有深刻的震荡和影响，因而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它进一步提升的“军事革命”对中国旨在成为军事强国的持续和急剧的军力加速建设是中美多种矛盾中最强烈和最深远的矛盾。加上它愈益明晰的地缘战略含义，中美之间的中长期战略对立趋于广泛化、深刻化和显著化。与此有关且同样使得世界上重大的军事战略关切彰显的一个事态是，近几年来中国与某些邻国之间的海上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趋于激化甚或已经激化，其中最甚的就是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抗。
世界上重大的战略军事关切突出的其他原因，还有大概会越搞越厉害的伊朗问题。它不仅在重大甚或紧要利益上涉及美欧俄中诸大“权力中心”，而且涉及世界关键区域之一的几乎所有国家，首先是区域核军事强国以色列和世界能源大供给者沙特阿拉伯及海湾诸国。另外，特别与中国的紧要利益休戚相关的是，朝鲜核问题和总的朝鲜问题顽固难解，危机迭出，且有严重恶化甚至“爆破”的可能性。至今，朝鲜未表现出先前周期至少间或显现的“策略灵活性”，这是当前朝鲜局势的最大危险，一种真正的军事危险。与此同时，2013年3月和4月间，美国对朝鲜烈度空前的军事威慑(向半岛与其邻近地区派遣和部署多种战略核武器系统)，连同与此相关的、东北亚及西太平洋导弹防御系统的急剧升级及扩展，与朝鲜的危险言行构成一种恶性互动，显著增大了中国战略安全的中长期威胁或隐患。
当今全球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的特征还包括中等强国的前途和对外方向不定，但大致都更为张扬。“中等强国”主要包括德国、印度、日本等国。德国已经成为欧洲金融乃至欧盟生存的唯一大支柱，迅速兴起为欧洲最重要国家；印度规模巨大且发展势头非同小可，其经济潜能、战略武力和强国抱负愈益得到世界关注；日本势难扭转经济颓势、政治羸弱和精神消沉，其多半由于这些而来的民族主义化和右倾化病变趋向引起国际舆论热议。这些中等强国的前途模糊不定，对外态势方向也不同程度地难以断明。然而，它们基本上都更为张扬。德国的张扬因为“后现代”欧洲环境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而较为温文尔雅，甚或欲言又止，但其内心深处有大概愈益增强的欧洲政治领头欲望。印度抱负之大、嗓门之高和敏感之甚一向超越其国力之强，现今尤甚。至于日本，在衰落之中有了一种“自我艾怨”，那就是———用《华盛顿邮报》近来援引的一名日本学者的话说———“日本民众内心广泛觉得和蔼无用”。实际上，几乎所有强国都更为张扬。那么，中等强国的更为张扬对洲级强国有怎样的影响？特别是，这样的德国(或德国经过欧盟)将对美国在欧洲甚或中东的未来态势有何影响？在日本和印度的对外态势方向上已经、行将或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美国以及中美关系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因此，要用一种以宏远和模糊为特征的方式去近观、远望，去探问和谈论，从而“发现”世界政治的几个根本问题令人困惑莫名。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基本格局和大国关系格局的变化方向？就世界基本格局而言，未来世界是权势集中还是权势分散？或者说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甚或“无极”(即以跨国通讯、跨国交往、跨国议题等等武装起来的种种跨国能动势力成为更混沌、更弥散的全球政治的主导者)？大国权势格局将是现今许多人热谈的GP(GreaterPower)2，还是GPn？也就是说GreaterPowers(“大大强国”？)除美国和中国之外，是否还将有个别其他大国？至于大国关系格局，究竟是前不久许多人热谈的G(Group)2［它的最通俗、最浪漫表述是“中美共治(世界)”］，还是CW(ColdWar)－2(切勿忽略这里的减号)，或是同样浪漫但“皆大欢喜”的Gn，或是相反的远为现实主义、但远难把握的FA(FluidA-lignments)，即多少近似于“经典多极体系”的基本运行方式？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全球化的未来方向？是先前多年几乎所有理论家和非理论家认作理所当然和要人们深信不疑的全球化继续正向增进，还是近年越来越多的人揣测的全球化反向减弱？这个问题自然有异常宏大同时殊难把握的政治经济文化涵义。
还有，当代世界有其基本的意识形态困惑或怀疑。由于社会局限、历史局限、智识局限以及或许天然的“懒惰”倾向，人们大多更倾向于“普遍主义”，认为某一社会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信仰方式无比优越和普遍适用。先前发达世界和欠发达世界的无数人相信“福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即自由民主制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比优越和普遍适用。然而现在，甚至在自由民主制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国度，无数人也深度怀疑这一对“宝物”能否解决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反过来，难道世界就会改而相信(并非中国人而是外国人讲的)中国模式？只有伟大的中国特色当代经验，哪里有格外优越和能广泛适用的中国模式？中国政府和人民愈益深切地认识到必须转换中国当代的发展模式，因为这模式颇不健康，不可持续，对中国自己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段或时期，“中国梦”的最主要内涵应当是在这个基本方面。
还有，作为意识形态传统和世界观传统，自由主义的当代命运如何？可以从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图景中取出无数事实说明自由主义兴盛，也可以从同一时代(特别是近些年)的世界图景中取出别类的无数事实说明自由主义衰落。因此，较为平衡的笼统回答是自由主义既盛亦衰；而且，关于今后较长时期内又将如何的问题，尚无答案。如果缩小考察的范围，那就有把握些，例如可以说自由主义在近年的亚洲国际政治中基本失败，虽然(且对自由主义的一项核心信条来说颇有讽刺性)自由主义看起来在亚洲经济中显著得胜。应当说，上述种种困惑表明，普遍主义认识方式和话语表述尤其不适于联结全球、高度复杂和颇为迷离的当代世界。
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