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是蒋介石执掌全国政权的第一年，这一年年底，胡适写了一篇文章：《新年的好梦》。他的梦是这样的：他梦想来年全国和平，因而可以裁军，将军费减去大半；他梦想苛捐杂税完全取消；梦想铁路收归国有，鸦片之祸永绝中国；梦想有一点点言论自由，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大概无损于诸葛亮先生的尊严。（胡适：《新年的好梦》，《胡适全集》第21卷，第37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鲁迅后来也写了一篇《听说梦》，唱唱反调。鲁迅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胡适的梦想算不得奢望，但现实还是显得过于吝啬，连“一点点言论自由，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的权力也不给他。在这样一个民国，还是鲁迅的梦更接近实际。同样是梦，透露出胡适的天真，鲁迅的老辣。

实际上，蒋介石这位新元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元首，各地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军阀手里。平日里可以相安无事，各地全力维护中央，遇上事，比如“剿共”，比如抗日，蒋介石想调用他们的军队，借用他们的地盘，都是难上加难，连把蒋介石奉若神明的官方传记作者霍灵顿·唐也不得不承认：

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几个省。冯玉祥称雄于北方，同时又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而蒋的对手阎锡山则从他那坐落于山峦起伏的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诸侯割据……

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转引自［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99、10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斯诺这样描述蒋介石的性格与时代：“蒋氏是散沙集成的金字塔的顶点。他的特别才能使他有能力预知在他下面的伟大力量的移动，而乘时维持他自己的平衡。他从来不作先驱，但他也从来不作后卫……他并不以意志去促成事件，而是事件的意志去推动他。”

从1928年到1934年被击溃的共产党军队被迫开始漫长的迁徙，6年间，蒋介石一直在与两个对手作战——共产党、军阀。

内乱越演越烈，令当时的知识分子十分痛心，蒋廷黼是力主武力统一的，他问：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这是他在《革命与专制》一文中的观点，发表在1933年的《独立评论》第80号上。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从北京哈德门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搭上公共汽车，经过西单牌楼和东单牌楼，横穿北京城，行程1个小时，到达西直门，从出西直门，前往清华大学与蒋廷黼见面，蒋廷黼虽然只有三十出头，但在费正清的心中，蒋廷黼当时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蒋廷黼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的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0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从时间推算，那次见面，应该是在1931年，两年后的夏天，报刊上突然出现了大量讨论民主与独裁的文章，这些文章中，蒋廷黼的观点引人注目。这表明此时的中国，已到了民主与独裁的十字路口，根据孙中山“三步走”的革命理论——军政、训政、宪政，国家的统一，标志着国家结束了军政时代，走进了训政的新时代。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宪政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决议说：“训政时期规定为6年，至（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完成。”（《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29年6月15日）》，《革命文献》，第79辑，第128页，台北：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中国能够开始宪政吗？（吴景超：《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转引自智效民编：《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2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所谓“训政”，即一切权力归本党，并且形成了一个口号——“以党治国”，就是把国家政权托付给国民党的最高机关来管理；并且，最高监督的权力“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按照训政理论，国民党之所以握重权，是为了训导人民如何使用政权，为宪政打下基础；而且，必要时国民党有权限制“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党治”，将“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以实现“一党独大”。

所谓民国，已经沦为一张空头支票；所有辛亥英雄的牺牲，都被实实在在地解构了。喜欢做梦的胡适不得不承认：“在名义上的共和下，8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

于是胡适写了那篇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挑起了一场人权运动。文章说：“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自由之危害，正来自于政府。所以，胡适呼唤制定宪法，最低限度也要制定训政时期的临时约法，以约束国民党政府。这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以约束人民的自由正好相反。

两个月后，在《新月》的第四号上，胡适又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的文章，不仅再次呼吁制定宪法而非约法，而且把反训政的锋芒直指孙中山。因为训政思想本来就来自孙中山。他的本意，于宪政之前，先行训政，由政府训导人民，以培养人民民主能力。由此才有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集权论：“厉行党治，扶植民权。”然而胡适认为孙中山错了，“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李伟：《批评者的跌宕起伏》，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1931年，胡适在北平的四合院里编着《独立评论》。那一年，这份刊物的发行量，有7000份。刊物是学术之公器，胡适一生主张学术理性，对于自己刊物上的学术之争，他一般不根据个人的意愿取舍，只是此次，训政阶段即将过去了，却看到包括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等在内的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程度不同地赞同专制独裁，放弃了自由民主宪政的要求，胡适忍不住了，在那个冬天，他一篇一篇地写反驳文章，其中一篇叫《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文中说：“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全集》第22卷，第194-19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又写《政治统一的途径》，说：

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的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当日“以党治国”的制度，确是一个新制度，如果行得通，也许可以维系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就早已显示这个制度的自身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党已不能治党了，也不能治军了，如何还能治国呢？党的自身已不能统一了，如何能维系一国的统一呢？（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20、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我们相信有许多的政治方法可以逐渐挽回这种分裂的趋势。这篇短文里不能详细多举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国会”一个制度来做一个最重要的例。国会不是蒋廷黼先生所嘲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代表制度”。国会的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联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确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选出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这是国会的根本意义。（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2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胡适毫不客气地批评：“在军政与训政两时期以内……都是个人集权的政治。在党行总理制，在政府即以党的总理为大元帅，总揽军政大权。”“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独裁的政治”。胡适认为民主、宪政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活的生活过程”，因此，它“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胡适：《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转引自智效民编：《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245、24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因此，军政、训政，无疑都是可笑的，是拒绝宪政的一个借口。

军政和训政的存在理由，不外乎政治上有强敌，人民文化程度不够，所以必先有强人独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然而，越是独裁体制，政治上的敌人越是层出不穷，即使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独裁体制内，没有合法的反对途径，只能成为不合法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是因为独裁者需要不断地寻找，甚至制造一些敌人，没有敌人，独裁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敌人是独裁者的猎物，也是独裁者的营养，敌人越强悍，独裁就越伟大、越必要。因此，独裁可以一直“独”下去，而宪政，永远是海市蜃楼。

胡适不像鲁迅那样悲观，荷戟独彷徨，胡适执拗，天真，不管不顾，有孩子气，像民主与独裁，他非讲明白不可，只是他的观点，在当时响应者不多。90多年后，一位学者这样评论他：“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是始终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当30年代民族危机已经淹没了民主自由的追寻，他的自由主义的同志，包括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人都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独裁’了；在经济方面，翁文灏、钱昌照等人也认为只有倾向于‘独裁’或‘专制’才有利于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而胡适在当时是唯一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也是宪法、宪政最坚定的鼓吹者。他认为个人的生命无论如何长，总比不过基础巩固的制度。胡适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关怀，用他自己喜欢说的话是‘功不唐捐’。”（李伟：《被四面夹击的胡适》，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胡适的学生邓广铭回忆，胡适从他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在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原因无他，前来上课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的缘故。

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若即若离，又好又不好。就在《独立评论》出刊这一年，1932年的11月28日，胡适和蒋介石一起吃了晚饭。这是胡适这位民主梦想家与蒋介石这位现代皇帝的第一次会面，可以想象当时的觥筹交错、笑容可掬，洁白的桌布、丰盛的菜肴、得体的语言。作陪者有宋美龄，还有陈布雷和裴复恒。第二天，蒋介石兴犹未尽，再请胡适吃饭。席间，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书，是他自己写的《淮南王书》，也是他《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传奇五，是胡适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他希望蒋介石能留意《淮南王书》中“无为主义的精义”，做一个能开放视听、尊重民意的“虚君”。（李伟：《批评者的跌宕起伏》，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格里德说：“恰如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军阀前辈们那样，他也把国民党政府当作是事实上的统治政权。他努力要做的并不是要推翻这个新政权，而是要启发这个新政权。他所寻求的仅仅是改革。他对于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要求只是他们应该有倾听认真负责的批评的勇气和从批评中可以受益的信念。在他的朋友中，很有些在政府部门身居高位的人，像蔡元培、王宠惠、蒋梦麟、吴稚晖以及宋子文等。除了这点以外，他自己则始终处在一种反对的地位，照他自己的想法，他乐于把这看作是一种忠诚的反对立场。然而，1929年他才发现，南京政府并不同意他对于批评之必要和有益的观点，而且完全不顾他提出这个意见时的内心想法。”（［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3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那天蒋介石捧着胡适的书，心里想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在谈笑的背后，11年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明了对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否定，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思想“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是不能相应的”，甚至把“自由主义”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马前卒。对蒋介石来说，这不是请客吃饭，当然也不是绣花做文章，而是他的政治原则。因此，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批判胡适运动更早，三十年代伊始，国民党就组织了对胡适的批判，上海的《民国日报》《光报》《时事新报》《大公报》《觉悟》《星期评论》等许多报纸都对胡适进行集体炮轰，其中，有一篇《有人权才能训政吗？》最有代表性，文中写道：“中国国民党的专政，本身毫无掩饰的”，直言不讳地提出“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专政”的口号，胡适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反动分子”，似乎要把他彻底批倒批臭，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1931年3月，清华大学拟请胡适去当校长，呈文请示中央。蒋介石批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胡适在3月18日的日记中无奈地写道：“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五十年代，在台湾，

蒋介石通过“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布一册《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不点名地批判胡适“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这些语言，与大陆同时期的批判胡适运动居然如出一辙，这对许多参加过批判胡适运动的大陆人来说，是不曾想到的。

都说胡适温和，不似鲁迅激烈，照片上的胡适，从来温文尔雅、不愠不火，但胡适的这些“独立评论”，从孙中山一路骂到蒋介石，基本上指名道姓了，他的激烈，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道蒋介石看到这些争论，当时是如何感受。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胡适为“诤友”，对胡适说“你组党我不反对”，任命胡适任驻美大使，甚至邀请胡适竞选“总统”。胡适会给老蒋留些面子，但不是什么面子都留，1958年，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回台湾时，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已散发到台北各机关。这本书将丢失大陆的罪责归咎于胡适，认为因胡适提倡自由民主思想，反对孔子，才破坏凝聚力，涣散了人心、军心，最后导致“学运”不断，军队望风而降，而胡适则是“国民政府”败退的思想罪人，“剿胡”应该纳入“反共复国”的总体战略中。胡适就职时，蒋介石来了，发表讲话，要求“中研院”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这给了胡适还手的机会，在胡适看来，这是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有违“学术独立”的精神，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气得蒋介石当晚睡不着觉，要起来吃安眠药才行，他在日记里说，这是自己生平受到的第二次大的侮辱。

但蒋介石始终没有像对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对胡适下狠手，在他的体制内，他需要一个“民主的装饰品”，胡适，就成为最令他心仪的“花瓶”。他给了胡适安全，也希望胡适能够保证他的体制的安全。至于那个体制，诚如后世学者所评论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国民党都没能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参见李宗陶：《胡适，此生粘着“自由”行》，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3月19日。）希望民主与宪政能在这样的政党体制内破茧而出，实在是痴心妄想。

二

1946年7月24日，胡适再度由美国归来，在上海吴淞口登岸时，他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胡适从康奈尔大学学成归来，已是近30年前的旧事了，那时的他，身姿挺拔，目光中充满自信，充满英雄情绪。他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8章中的一句诗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这句诗是：Youshallknowthedif-ferercenowthatwearebackagain，胡适把它翻译过来：

如果我们已回来，

你们请看分晓吧。

那一次，胡适看到了“分晓”——张勋复辟，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归零，此时，将近30年过去，当年的那个少年，两鬓已经斑白。这个民国，已经走过34年的历程，虽已打败了日本人，但就在他抵达上海时，听到了国共谈判已经宣布破裂的消息，满眼的“落日明霞”，“似乎都成了战火的象征”（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2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半个多月后（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正式宣布美国“调处”失败。知识分子的最终抉择，到了最后见“分晓”的时刻，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内战将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推向两极化，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所有人面前，中间再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2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一周后，蒋介石请胡适一起吃早餐，老朋友见面，自然格外热络。那天两人都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尽管双方多次发生龃龉，但场面仍如14年前那次会面一样亲切，“席间相谈甚欢”。蒋介石讲交情，更看重胡适在知识界的旗手作用；胡适虽然对国民党政府颇多微词，但在他眼里，蒋介石毕竟是国家元首，代表着一国政府，这事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要实现他的宪政梦想，还要靠着蒋介石这棵大树，否则，一切扳倒重来，付出的社会成本会更高。他认为暴力革命带来的只能是更凶猛的暴力，革命的结果必然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老师杜威说过，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发买卖”，社会的发展本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毫无捷径可走。与那些革命者，以及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比起来，胡适有的是耐心，一点点熬，希望靠着蒋介石的独家生意，赚来“一点点言论自由”，并“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蒋介石与胡适，相互采取的都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既打又拉。胡适的得意算盘是，先要高价，即使对方还得很低，也还是有所盈余。

蒋介石很给胡适面子。这一年，国民党终于决定实现它18年前许下的诺言，进入宪政时期。胡适在《华北日报》上说：“只要中国能向民主宪政之途多走一步，中国总是多好一分。”有评论者说：“在胡适政治哲学中，有宪法总比没宪法好，有形式、有姿态总比没有好。他有一种乐观和韧劲，认为即使是‘逢场作戏’，也可能‘假戏真唱’，最后‘弄假成真’。”（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出席在南京的“国民大会”。第二天，胡适兴致勃勃飞到南京。15日，“国民大会”庄重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

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即使法学家王宠惠也要让位。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国民党的“制宪大业”，终于宣告完成。

胡适对于这部“宪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又请胡适吃饭。此时国共内战已全面展开，像胡适这样的“中间人物”，行情自然见涨，蒋介石于是希望胡适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加入政府，为他的独家老店装点门面。那一天，胡适说：“请不要逼我加入政府。”蒋介石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即何思源，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因此遭到国民党的暗害，寓所被炸，除小女儿被炸死外，他和夫人等全家人全部受伤。何鲁丽是其女。）转交的。”胡适说：“没有。”蒋介石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胡适听了，心里生出几分窃喜，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从蒋介石那里离开时，他神态天真地对傅斯年说：“放学了！”（《胡适全集》，第33卷，第62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天后，蒋介石又找胡适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胡适离开时，蒋介石一直把他送到门口，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适回答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介石一听，笑了，说：“这不是官！”（《胡适全集》，第33卷，第62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胡适不入政府，是因为他认为进入政府不如组党，组党不如办报，以“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正篇第204页，台北：远景出版社，1982年版。），进可攻，退可守。但对于宪政的出台，他是要大力宣传的。8月1日上午9点，胡适带着两眼血丝站在北平广播电台的话筒前，做了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为了准备这场演讲，胡适一夜未眠。坐在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人，第一次通过广播听到了胡适的声音。胡适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很大的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30年的逆流，就抹煞那300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1947年，中华民国举行立法委员（相当于国会议员）选举，这将是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1918年安福国会以来成立的第三届国会。胡适或许没有想到，人民对这次选举表现出出奇的冷漠，除了南京、上海有竞选人的宣传车在市区来去，在城垣、建筑间，可见一些竞选标语、口号以外，乡村一片死寂（参见《全国泛选期》，原载《中央日报》，1947年11月22日；《立委选举开始》，原载《申报》，1948年1月22日。），除了对于打仗的恐惧，中国的老百姓没人知道南京将要做些什么，没有人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神圣的一票”，一个匠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我只知道赚钱养家活口。”还有一个人力车夫说：“我是一个苦力，有保甲长替我做主就好。”（NoSignsofElectionFeverinChina，NorthChinaNews，August，11th1947.）

北平投票那一天，天气阴冷，设在青年馆的第一投票所，一上午只有几十人前来投票，杭州的自由业投票，大多弃权，湖北通城县“投票时，选民稀稀拉拉，断断续续，进度很慢。投了一天的票，为数甚少”（谭鹤鸣：《记通城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原载《通城文史资料》，第1期第121页，1985年版。）。

既然渴盼已久的宪政时刻终于到来，人民为何如此冷漠？是因为战争，因为经济不景气，民不聊生——连民国工资最高的大学教授都在为吃饭发愁，谁还去管谁当总统？经济学家杨西孟计算出，在剧烈的通货膨胀后，大学教授的薪金实际缩水了98%，蒋梦麟要靠典卖仅剩的衣物维持生活，而抽不起烟、喝不起茶的闻一多，则忍痛变卖线装书，还处处讲课打工，还难于养活十口之家。胡适虽为北大校长，日子也不好过，他曾给前来采访的记者算账说：“去年（1946年）7月校长薪津可得28万元，折合美金100多块钱。现在虽已调整近百万元，但折合美金，每月仅得35美元。”他的秘书郑天挺补充说：“胡校长每天薪水合1块2角美元。”即使胡适也还要靠一些银行的朋友们拆借维持生活。

几个月后，《申报》的记者采访他教育改革的计划，连温文尔雅的胡适都气急败坏地说：“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除此，还因为国民党包办选举，也就是说，所谓选举，必须按照党的意志来执行，与百姓的意愿无关。张朋园说：“包办选举，上自中央，下至乡保，无处不在。国民党从提名候选人开始，便是一手包办的做法，该党中常会一再指示，党的提名人必须当选，甚至于候补的顺序都一一指明。但是，虽然三令五申要求张三、李四必须当选，还是有不服者起而竞争。许多国民党人得不到党的提名，便以签署方式参加竞选，加上地方派系的倾轧，同时国民党必须为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等背书，情况益形复杂而呈现混乱。”（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18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这届国会选举，继承了以前混乱和腐化的风格。江苏崔锡麟，在高邮竞选国大，先拉关系取得提名，一天深夜，他给县长送去了与一百两黄金等价的钞票，作为交换，他得到了40万张选票，装了一大麻袋，他还不及点数，就存在了他所控制的下属单位高邮农民银行。然后，他发动了20多名银行职员，连夜奋战，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把每张选票上的“崔叔仙”的名字写好，……投票前一天，他把圈好的选票送交县长，亲眼看到县长把这40万张选票分封在十个区的投票箱内，加上省府封条，他才长出一口气。（崔锡麟：《我是怎样贿选国大代表的》，原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第346—347页。）

不仅银行职员，连中学生都拉去写票。湖北应山县的两名中学生，被体育老师拉出去写票，他们被告知，要一个姓易的当选，不要姓杨的当选，他们打开票箱，看见姓杨的选票就全部取出来，夹在大衣内，跑到厕所，把选票丢到粪坑里，或者干脆点火烧掉，他们就这样销毁了几万张选票。（吴昀等：《应山县国大代表竞选丑闻》，原载《广水文史资料》，第4期，第141—146页，1989年版。）

选票有价，昂贵者价值百金，在穷乡僻壤，一点粮食、食盐，甚至吃一碗面条，一杯水酒，就能换来一张选票，甚至吸一口鸦片烟，也可以拿走一个人的选举权证。

总统府里的蒋介石对此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举像他预期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果”，但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看来，这次选举更像一场闹剧，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选举“多有不法而贻人口实”，他非常失望。

1948年，国民大会（国会）选举总统，蒋介石当选，5月20日，在21响礼炮声中，蒋介石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就职演说中，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以一口奉化乡音说道：

实行宪政是中华民国前所未有的大事，我们经历无数的牺牲困难和挫折，才能完成今日实施宪政的程序，这是长期苦斗所获的结果，这是五十余年来我革命抗战先烈和全体军民流血流汗的结晶，我们必须珍护这一艰难创造的成果，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责任。行宪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也为了人民的福利，如果国家不能因行宪而达到统一、独立、繁荣，人民不能因行宪而得到幸福和进步，则行宪将失其意义。

……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主旨，在于“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当前国家最大的需要，是统一、自由和进步，而称兵叛国、捣乱社会秩序的共匪，则是国家统一的障碍和自由进步的敌人，我们对于制造分裂、破坏建设的反民主的恶势力，必须集合全国力量，彻底的予以根本的清除。宪政政府成立以后，必须进一步整顿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戡平叛乱，使匪区同胞脱离水深火热的痛苦，民族生存与历史文化，不致感受威胁。同时，我们更必使全国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一切的措施与戡乱军事相配合；今天的戡乱军事，决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一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今天实在是国脉民命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中正受命于危急之际，个人的成败荣辱，早已置于度外，惟有鞠躬尽瘁，期达我毕生报国救国的志节。我确信全国民众自觉自发的力量，乃是铲除共匪最坚强的力量，也惟有政治、经济、社会全般的革新，才是消灭共匪最有效的方法。为了维护民国的基础，为了保障人民的幸福，我恳切号召我全国爱好自由的爱国同胞们及时奋发，在三民主义宪政之下，一致动员，集中意志，贡献力量，来完成戡乱的工作，缩短战争的灾祸，恢复正常的秩序，以实现国家统一与和平。

在蒋介石最初的就职承诺中，“民主”一词出现了20次，超过了“宪法”“民生”“人民”，甚至他最关心的“戡乱”，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如果说蒋介石的时代，一点民主也没有，那也是不客观的，虽然，他有军统、中统、蓝衣社，对民众虎视眈眈，但像鲁迅，像胡适这样的“刺儿头”，还都好好地活着，没被劳改、关押，除了谈共产主义色变，其他主义，诸如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都未曾遭遇思想改造，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过上百个政党。但与军阀比起来，国民党政权还是对意识形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主要表现在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两个知识分子被暗杀。那是因为老蒋慌了，没了底气，就动了杀人的念头。

其实杀人既不经济，也不管用，像闻一多这个只知做诗治学的知识分子，在西安事件的当口是明确支持蒋介石、站稳了立场，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因为李公朴被杀，才站出来做了“最后一次演讲”，痛骂老蒋。而闻一多的死，又不知要将多少隐士逼成斗士。也是这一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和共产党彻底决裂，决定镇压“武装暴乱”。

那次“国大”，由“国大”代表莫德惠领衔，771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了一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使总统在“戡乱”时期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的限制。蒋介石后来连任五任“总统”，在台湾实施了40年的“戒严”，都是这项提案的后续影响。在这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中，第一个签字的人就是胡适。

胡适后来说，他在“道义”上是支持蒋介石的。（李伟：《何去何从：残局中的“过河卒”》，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无论胡适怎样抨击政府的独裁，这是他从来不逾越的底线。

然而，这样的“戡乱”，却把绝大多数的人民推向了共产党，他们不用是纸票，是内心的“倾向”，把“票”投给了共产党，连胡兰成都说：“天下大乱，而眼前这些游击队却是可亲的子弟，反为只见国民党在狂躁不安，不得其所，顺逆之势如此倒转，就是旧朝将没，新朝将起了。”

天下皆反，蒋介石的宪政蓝图即使伟大，也没有时间施行了，就在他宣誓就职的那一天，蒋介石开始考虑如何辞职下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不无酸楚地写道：“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

这一年，他62岁。

在国民党的“镇压”中，共产党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一天天地壮大，有意思的是，打倒蒋介石的战争，刚好沿着与他当年的北伐之路相逆的道路进行——它发起于东北（当年北伐的最后一个目标——张作霖的老家），占领北平，一路高歌南下，在抢夺徐州之后，前往长江、南京和上海的道路就敞开了，政府高官及其眷属们纷纷坐上“疏散列车”，踏上南逃之路，立法委员的逃走，甚至使立法院都达不到法定人数而陷入瘫痪，胡兰成不住地惊叹：“解放军渡长江，毛泽东的总攻击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见周武王誓师孟津当年。”（胡兰成：《今生今世》，第2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共匪”南下上海、打进南京总统府，最终打到国民党从前的根据地——广州，把蒋介石逼到台湾这个死角上，像死棋里苟延残喘的老帅，再也组织不起任何有效的反击。

10月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过去的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

他不甘心，于是自勉道：

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还说：

虚度六三，受耻招败，毋恼毋怒，莫矜莫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转引自［英］乔纳森·芬比：《蒋介石传》，第438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美国《时代》周刊在这一年底仍然把蒋选为了年度封面人物，在封面上，他们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

“消失的地平线。”

三

蒋介石说自己一生在为民主（三民主义）奋斗，但他从未真正懂得民主的真意。胡适曾经很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胡汉民：“生平从来不懂得什么民主，就应该到民主的私塾里上学，好好用功进修一下。”（参见李宗陶：《胡适与蒋介石，道不同而相为谋——访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3月19日。）民主对蒋介石来说，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现实博弈的一张牌。张朋园说他“要做的是法西斯主义信仰下的领袖”（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20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1931年，蒋介石第一次提及法西斯主义，称其为“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1933年，他在对干部讲话时，把法西斯的特质归结为信仰领袖，他说：“我们现在认定中国非有一个领袖，非大家绝对信仰他这一个领袖，不能改造国家，不能完成革命”，并要求所有人将“生命和自由幸福交给他”（《在国民会议上演讲》，见《自反录》，第2集，第2卷，第286页，无出版时地，转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207页注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他不是要民主，而是要做君主，他要独揽权力，因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谁不服，谁就自己去打，这份理由很简单，看上去也很充分，却是封建的皇权逻辑，家天下的逻辑，不是民主的逻辑，在20世纪，已经没有人接受这样的逻辑。所以，毛泽东猛批：“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

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6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革命的时候，他是以解放国家、实现民主为号召的，如果他说打天下是为了他自己，恐怕没有人会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他独揽权力，换来的只能是彻底失去权力，因为他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他是在重蹈覆辙——晚清的覆辙，袁世凯的覆辙，北洋政府的覆辙，他都重温了一遍。他没有引以为戒，是因为权力在前，没有人能够摆手，直到两手空空，才悔之晚矣。

连他的铁杆“文胆”，陈布雷，最终都看不起他了。老蒋曾经气呼呼地把一份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陈布雷一看，原来是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那是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显然，蒋介石是认真读了这份报告，所以沉不住气了，厉声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陈布雷忍不住，回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表达了与崇祯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自己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以领袖自居，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浙江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

不久，陈布雷自杀了。

不久，蒋介石出局了——连马仔都瞧他不起，这个君主，也没什么可混的了。

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打下了江山又亲手把它失掉的人。

1948年12月12日，清华园里的教授们可以在夜里清晰地听到军车自平绥路急驶的声音，是国军在南撤。沈从文在给远在香港的侄子黄永玉的信中写道：“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第7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陈雪屏为抢救教授学者来北平，但应者寥寥。（参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247、2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关键时刻，知识界的领袖胡适决定跟着他的政府走。14日，国共在城外激战，这天早晨，胡适还没有出门，就接到陈雪屏的电话，力劝他南行，说即有飞机来接他南去。他上午10点钟赶到北大，在焦急中等待了大半天，指着天对秘书郑天挺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心浮气躁的胡适12点到东厂胡同的家里，仍然没有飞机的消息，到1点半，才接“剿总”电话，要他下午3点到中南海勤政殿集合。到勤政殿后，飞机仍一再拖延，直到15日下午，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在傅作义的“剿总”里吃了一个馒头，才赶到南苑机场，登上蒋介石的专机离开了北京，于薄暮时分到了南京，只留下一张便条给北大同事汤用彤和郑天挺，便条上写：“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3天后，在南京，举行了纪念北大5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胡适58岁生日的纪念会，胡适竟然当着很多人的面痛哭失声，他说，自己“是一个弃职的逃兵”。他大半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所走的和平道路已经失败。

1949年元旦，胡适只在日记上写下寥寥几个字：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胡适全集》，第33卷，第7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他的旅馆里来了一个人，抬眼看时，竟然是自己的学生胡颂平。胡适对他说：“我现在住在这里，这座房子，这些煤，都要国家花钱的。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安慰他说：“这是临时的住所。先生如能到国外去替政府做些外援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胡适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胡颂平主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206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4月6日，“抬不起头”来的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6岁的自己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时的那份豪迈，即使1946年回国，他的心底也还是有微薄的希望的，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像一个失败的赌徒。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胡适应雷震所托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发刊词。

蒋介石刚刚在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找到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就接到一封电报，得知了国民党在大陆彻底灭亡的消息。手里捏着电报，他沉默了很久，才对蒋经国说：“我们到山里走一走吧。”一路上，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不知走了多远，蒋介石说，去钓鱼吧。蒋经国就从一位渔夫那里雇来一条船，蒋介石一个人坐上船，划了出去。落山风直贯下来，吹透了他的青衫，使蒋介石的身影显得苍老孤单。那一天，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不知“人民”这个久违的词汇，是否就在那时跃入他的心里。读历史的人只是知道，不久之后，台湾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其中一项，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据说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关于“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诺言，但蒋介石还是给它取了一个“很共产党”的名字：

土改。

来源: 《随笔》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