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死胡同的“西洋化”传说
北京的各位同学和老师，你们好！
我就是最近刚出版的《中国化的日本》一书的原作者，我叫与那霸润。这本书本来只是为日本读者写的有关日本历史的书，今天第一次在中国这里讲有关问题，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我希望各位能把我所用的“中国化”一词当做与“西洋化”相对的概念来理解。就是说就像把“变成类似欧洲那样的社会”称作“西洋化”那样，我们把“变成类似中国那样的社会”也能称作“中国化”。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向日本读者传达的是，用这一概念，实际上能够比迄今为止更清楚地理解日本历史的进程。
我们日本人习惯于把19世纪以后自国的历史理解为“西洋化”。而这样的时候常常伴随着在亚洲只有日本“西洋化”成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自豪和自尊心。但是我们日本人正在失去这种自信。虽然早就有人指出日本进入“衰退”时期，但是日本还是一个比诸位的国家富裕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第二的宝座虽说已经让给了诸位的国家，但是如果只看国民平均值的话，还是完全可以高枕无忧的。话虽如此，但是如果说最近的日本人似乎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咄咄逼人的气势，那不外乎是在近些年来全球化浪潮下这种自尊心受到了双重意义上的伤害而已。
说双重意义上的伤害指的是这么回事。首先是已经不好说只有日本“西洋化”成功了。实行反共军事独裁统治多年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随着冷战结束实现了民主化，成功实现了总统和议会的直接选举。看家本领的电机产业也被韩国的三星公司领先，在世界市场上没有一家日本公司能够对抗三星了。其结果是能够满足“没有输给周边国家”的自尊心的，只有自吹：日本人的“民族性”优于其他民族了、日本的“历史”与近邻诸国不同、没有丝毫污点，之类的露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主义了。举例说这种构造就成为绑架东亚全体，经常出现的“历史问题”的背景。
还有一重意义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是否真的就一定应该“西洋化”？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将来的展望没有信心了。要想把在亚洲只有日本“西洋化”了作为日本比其他国家优越的证明，就需要“所有的国家不论迟早都得西洋化”这个大前提。因为只有在同一个西洋化的跑道上赛跑，“第一个跑到终点”的日本才有胜利者的资格。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巨大的反证，阻挡在日本前方的就是诸位的祖国中国。至少在政治体制上，很少有日本人认为中国会像当年韩国台湾那样变成西洋意义上的民主主义体制。虽然很少有，但在这点上，大部分日本人恐怕跟贵国的政府有着共同的观点。
这样的时候，如果在过去，可以得出结论说“所以说中国落后，发展不起来”，日本人也不会觉得有多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没有西洋化就实现了经济发展，回到世界强国的行列里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今天为止我们日本人为了西洋化费的那些力气到底是什么？把这种焦躁感如果抛给自己那就是否定自己，抛向其他国家，就成了排外主义。
不约而同的中国和日本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某种历史观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现实的话，那绝不是现实错了，而肯定是那种历史观错了。正因此，我在我们日本提出了不是用“西洋化”，而是用“中国化”这一概念来回顾和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的观点。而此时，我想说的是，这种回顾对于贵国也肯定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可能暗示着，如果19世纪以后日本达成的不是“西洋化”，而是“中国化”的话，那么日中两国目前虽然常常激烈对抗，但实际上却有着同样的课题、共同的问题。
比如不喜欢贵国的日本人常常这样说：“中国只是会赚钱，政治上其实不怎么样。直到现在还是坚持着与西洋的民主主义相反的政治体制。”但是与此处于同一时代的日本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战后的日本与战前不同，实行了与欧美诸国相同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公正和平等的议会选举。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现了所谓的“西洋化”。但是虽然实行了这样的西洋式选举，可是只有自民党这一个政党却一直取胜，半永久性地独占着政权。也就是说，虽然引进了与西洋相同的政治体制，但却“自发的”把政权一直交给一个政党来执政，所以到底是不是能嘲笑当初就在与“西洋不同”的前提下建立了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的中国呢？
最近几年虽然以民主党为中心的在野党好不容易实现了“可以交替执政的两大政党体制”，可是我们日本人却已经开始感到腻味了，今年夏天参议院选举就可能实现自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安定性支配，确立原来的一党优位的不动地位。
当然我不是因此就说战后日本和中国实行的就是一种完全相同的政治体制。不管怎么说，日本战后的国家体制显然还是引进了与西洋各国同样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而且与战前不同，在一般国民能享受广泛的政治自由——比如说承认言论、机会、结社、信仰的自由等方面，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榜样的。在这种体制下，大部分的日本国民确实没有受到国家暴力的镇压，一般都能过着平稳的日常生活。这都是事实。但是那是战后制定的我们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彻底保障每个个人的人权，对于国家权力，与欧美各国同样，规定了严格的限制的结果。
对此，现在的执政党自民党却批判现在的宪法的人权规定，认为那“根据的是西方的天赋人权观点”，主张应该改写成适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权定义，提倡为了“公共秩序”可以限制人权的新宪法。至少对此表示赞同的那些人，如果自夸自赞日本比中国更“接近欧美的人权状况”，那不能不说他们显然是自相矛盾。
日本和中国都有经常互指对方与自己的社会不同的倾向，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述的那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本次的讲演下边也要提到，日本在前近代创造了“江户时代”那样的一种很特殊的——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同样“举世罕见”的社会，近代以后还一直继承下来。但是我现在更想说，这两个国家其实有很多不约而同的地方，有很多类似点。因为对这些类似点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在意识上经常对立或对抗，可是下意识的却在复制着对方。我希望各位把日本不是“西洋化”，而是“中国化”的这一历史观，作为能提醒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一个概念来认识。
“中国化”是基于单一性的统合原理
那么，到底为什么日中两国会有不约而同地互相拟似的倾向呢？这可能是因为诸位的这个国度在世界历史上创造出了一个最为先进的文明之故。被翻译成中文的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指出，在近代欧洲奇迹般发展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中国。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名的统计数字显示，1820年全世界GDP推算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的三分之一被中国垄断，超过了欧美以及日本的总和。这足以说明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史上，中国一直占据着霸主的地位。
但是这种“一枝独秀”的世界，因为发展得太过于早熟，中国传统的文明形式，与近代欧洲的文明就有了区别。其最大的特征是，为了在前近代的历史阶段做到统一广大的国土，没有建立多元性的，而是建立了基于单一性的社会秩序。欧洲直至建立近代国家时为止，各国内因为存在王权、教皇权（天主教会）、大贵族和封建诸侯、自治城市等多种权力，因此他们就要向身份制议会派送代表共商大事，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了以多元性政治势力共存为前提的社会体制。这就是今天所谓西洋型民主主义，也就是多党体制和议会政治的起源。
与此相对，中国在宋朝（960－1276）阶段，也就是比法国大革命（1789）早几百年的时代，完全废除了以贵族为代表的身份制这一制度本身。全面扩大了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国家的官僚不是看出身，而是通过考试选拔，在监督官僚的皇帝以下实现了所有权力的一元化。为了实现这种绝对权力的正统性，在科举考试中采用了儒教，特别是南宋以后出现的朱子学这种道德价值观作为判定合格与否的标准。也就是说，与欧洲社会尽最大可能保持价值观多样性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毋宁说是编造出了通过把价值观限定在一个“正确的思想”中来统一国土，纠合民众的统治权术。这就是我认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性，而是建立在单一性基础上的秩序的缘故。
反观日本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日本与中国情况不同，传统上政治权力的集中性不高。与皇帝派遣的官僚统治全中国角角落落不同，即使江户幕府（1603－1867）时代，德川将军家直辖的领地在全国也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当地世袭的封建诸侯（大名）分别统治。在这点上，看起来日本似乎也有着与欧洲同样的基于多元性的社会秩序，但因为与西洋也不同，没有议会制度，其实政治是在各自狭小的领地范围内完结的，结果出现了缺乏与不同地域的人和思想进行交流的机会的社会。民众也在身份制社会里，被要求在自己出生的村子做与父辈相同的家业，就是说规定国民每个人只能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不能脱离那个指定的地方，试图由此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
从这个意义上看，束缚为一体的只不过有着“思想”或“地方”的区别而已，其实日本也与中国同样，不是多元性，而是有着基于单一性的统治传统。战后自民党能够长期保持一党统治，就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为议会政治应该是复数的价值观的对话，而追求的是自己居住地，也就是选区的代表参加议会这种感觉而已。而且事实是，在类似于前近代的村落社会那样的几乎没有流动性的雇佣惯行下，我们日本创造出了一个人一辈子只在一家公司工作的终身雇佣的企业文化，而且只要能保持牵引世界经济增长的高效率生产性，选择项被限定成唯一一个的不满也就一直被吸收。
1970年代末期，日本实现了奇迹般高度增长，克服了石油危机后，这种不是基于多元性，而是基于单一性的日本社会的形态被称作“Japan as Number One”，成为欧美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在，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度成长，最早克服雷曼冲击波带来的影响的中国的经济运作模式受到关注，甚至有人预测正是因为一党制才可能成立的“北京共识”，终有一日要取代美国式的“华盛顿共识”，席卷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说基于单一性的秩序超越并击败基于多元性的秩序的局面，在历史上确实是可能会出现的。
日本战后大发展时期对中国的参考意义
但是问题是，这种胜利到底能保持多久？1980年代土地投机达到顶点，而且工业产品的出口攻势连美国都压倒后，日本经济因为泡沫破灭一下就陷入萧条，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果一直停滞不前。那么到底中国人和中国，是重蹈与日本同样的覆辙，还是把邻居和邻国的失败当做自己的教训，能够寻找到一条不同的前进道路呢？唯有这一点才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世界人现在最为关注的地方。
这样的时候，我们日本人正因为走的不是西洋化道路，而是一条中国化道路，所以能就高度成长后与诸位共有的课题，在反省的同时进行讲述。首先是急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其次是存在于大获成长利益的人和没有获利的人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问题；第三是存在于上述两个问题背后的人口问题。
当年1960年代，使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成为可能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自由移动，以及至今还是劳动人口多于高龄人口产生的人口红利。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停止后，经济的成长就开始减速，而且城市生活必然带来的少子高龄化，给社会福利是否能够持续带来不安。我相信这一点，对于在人口移动问题上有着户口限制，以及作为计划生育成功的副作用，今后将面临急速少子化的中国各位，肯定具有参考价值。
在高度经济增长期，日本列岛的环境极端恶化。工厂附近的民家玻璃窗被煤烟熏黑，在充满恶臭气味的石油化工厂附近儿童们戴着口罩上学，城市因为大气污染严重太阳都看不见，眼睛也睁不开的日子越来越多，企业放流污染物质引发奇病，政府竟然也置之不管。在那样的危机时候勉强避免了完全破局的，是虽然脆弱但在日本还存在的多元性发挥了效果。
学问自由与新闻自由受到宪法保护，社会上存在的言论的多样性，使得公害病的发现和采取对策成为可能。虽然在国家政治层面不可能对自民党政权带来威胁，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在野党势力在70年前后作为革新自治体掌握了地方的政治，开始正面应对环境问题，其结果国家也坐不住了，也动了起来。作为战后日本的教训，我想把这种与欧美诸国相比虽然受到极大限制，但是在有限范围内还是存在的多元性，最后给国家利益做出贡献这一现象，传达给诸位。
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基于单一性的社会秩序本身，正是在自己信奉的唯一的信念中，具备有反省自己、相对化自己的机制，才能发挥效用。孔子也说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比如说如果要以儒教的德目来搞政治的话，那么首先为政者自身应该不断反省自己的统治是否合乎那些德目，如果有过失就必须改正。
同样，一个国家如果要高举自己的某种理念，就应该承认对照那些理念自己国家的现状总是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为了尽可能使现实接近理念，就要不断努力。相反，如果觉得自己的国家已经体现了那些理想，完全合乎“正确思想”的要求，没有一点问题了，这样的时候，那这个社会秩序所揭示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堕落为夜郎自大而已。
实现“中国化”和“西洋化”更好的一致
其实在这一点上，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伴随西洋化的那些价值观也是一样的。平等这种东西，只有不断追求比现状更为平等的秩序，才能实现其价值。本来当年只是适用于有产阶级的白人男性的所谓“平等”和“民主”等想法，后来因为认为应该并扩大到穷人和女性以及其他人种和民族，才终于在欧美各国开花结果。相反的，当年我们日本号称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普遍的解放殖民地的理想，结果是不但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惨祸，最终只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那就是因为自认为“已经实现了”那种理想的统治。正是因为立足于对这一点的反省，我才衷心希望，针对高举“自由与民主主义”理念大旗的美国，冠戴“中华和共产主义”礼帽的贵国不要重蹈失败的覆辙。
华裔美国人蔡美儿在其大作中，通过对包括日本、中国、美国在内的人类历史上的各个帝国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繁荣的条件就在于对多样性的宽容。回顾一下欧洲的历史也能看出，迫害犹太教徒的西班牙走向衰落，相反的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的荷兰却催化了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开拓新时代的思想家出现。蔡美儿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失去了霸权地位，而唯独美国能够继续霸权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认为真正能给国家带来利益的基础不是领土的扩张，而是人才的吸引；不是为了排除其他国家，而是为了被全世界的人民所爱戴，才不断追求自国的理念所具有的普遍性。
各位听众的这个国度有着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废除身份制，在通用天下的道德理念下不问出身和民族，广泛征集人才的光辉历史。而我们日本，也誓言坚决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战争，高举和平理念走过了战后这几十年的历程。但这两个国家现在却为领土和历史互相指责，以自己的单一性排斥对方，这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毋宁说我们哪怕是坚持自己基于单一性的社会，但也应该考虑其他国家人们的视线，把自己的理念磨练成具有更为普遍性的理念，我们难道不能把内存于“中国化”和“西洋化”中的各自优点结合到一起，找到其一致之处吗？如果把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西洋化理解的我们日本的历史，重新作为中国化来理解，如果能从这种新的历史观中，找到通往上述新时代的日中关系的教训，那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