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改革，具体或将聚焦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财税与金融体制、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为此，顶层设计及机构不能仅停留在理念和思路层面，可考虑做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使之成为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最高层级改革设计机构
在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调整、大转型的时候，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发展条件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改革。最高决策层近来多次表示，只有通过系统全面的改革，才能释放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机制，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开放的推力、区域的合力叠加起来，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提供体制保障。
笔者归纳了一下，上述五大领域的改革具体或将聚焦于以下多个方面：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权力结构将成为推动全局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确立人大在立法和对政府监督中的核心地位；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的监督、制衡、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共权力结构，将政府职能清晰界定在制度供给、宏观调控、社会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公共管理上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步让渡和缩减行政权力，把市场竞争机制能解决问题的领域交还给市场；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无疑，财税体制改革是解决当前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纽带和抓手，处于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完善预算管理体制，加快形成编制独立、执行高效、监督有力、公开透明、覆盖完整的预算体制，将政府权力装进预算笼子里，建设有限、高效、服务型政府；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形成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今后一个时期，金融体制改革将以放眼国际、放宽准入、放开价格、放松管制、放手发展、严控风险的基本原则，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国际市场认知接受，改革和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体系，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与创新，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以化解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和有效利用的难题为突破口，争取建立与实体经济需求相适应、相匹配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资金价格形成机制，高效、稳健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管理架构，健全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
为从根本上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将尽快推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健全和规范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加快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为保护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各项权益，促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双轮驱动，需创建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的农村土地制度，支持和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和推动要素资源向农村倾斜，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是把国有资本的重点转向公共领域，对垄断经营比较突出的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铁路、银行、矿产资源等行业，分门别类进行市场准入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落实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无论是两个“翻一番”、城镇化还是美丽中国，首先必须保障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资源需求，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资源可接续、生态可承载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统筹能源、矿产、水、土地等战略性资源要素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创新体制机制，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开发利用，在新一轮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国际竞争中，走出一条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道路。为此，就需要构建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体制机制。通过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资源要素市场体系，生态环保技术创新机制以及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考评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对社会保障的支持作用。完善社会保障结构，确定合适的保障水平，着眼长远战略，进行系统设计，构建公平合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模式，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资金筹集机制，建立社保资金保值增值机制，构建充足、稳健、持续的投入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逐步实现法制化管理，建立统一的健全、规范、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
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上，要真正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彻底解决科研与经济“两张皮”问题，激发全社会创新激情和动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抓紧研究制定新一轮国家创新战略，破除科研、教育领域的行政化痼疾，在整合创新资源基础上改善创新管理体系。大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而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则意味着加快完善适应国际经济新特点新趋势的体制机制，实施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力。加快推进“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与主要贸易国和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争取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更大权益。
为顺利完成上述改革，需要有重要的组织保障，需要建立一个跨部门、超行政任期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高层级、权威性顶层设计机构、国家级的主导改革的协调机构和智力支撑体系。顶层设计及其机构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和思路的层面，需要变成实实在在的、具体可操作的措施。
从组织上看，笔者以为可考虑做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增加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汇集国内各方面高素质的顶尖专业人才，中央给予充分授权，使之具有权威性、超脱性，成为类似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EC）或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那样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最高层级改革顶层设计机构。这一机构需统筹协调全局和部门利益、中央和地方利益、政府任期政绩要求与国家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政府任期政绩考核纳入国家长远发展和全局战略中考量。无疑，这一机构可通过购买民间智库的各类研究成果来获得长期稳定高水平的智力支持。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
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