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位昔日位高权重的官员遭到了审判，一起又一起的案件，如同情节未知的连续剧，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各种离奇的腐败细节在为国人提供谈资的同时，也让学者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现在的贪官如此多？根源出在何处？究竟怎样才能减少贪污腐败现象？

上述问题无疑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官场贪官多，腐败现象屡禁不绝让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出了问题。因为说到底，所有贪官在东窗事发前，都是人事部门层层选拔出来的。这些曾经光鲜亮丽的官员，最终却演化成为贪官，沦为万夫所指的阶下囚。这里有两类情形：要么是他们的提拔者任人唯亲，使用了无良官员；要么便是整个组织制度的失败。此时，好人当了官也会变坏，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只怪这河水如同一大染缸，让好人也难以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如梦呓一般。如果是前者，腐败尚属个别的独立现象，可以指望组织起到矫正和纠错的作用。若是后者，那么，贪污腐败现象便具有了普遍性，此时的制度出了系统性的问题。

正常的组织人事制度应该是这样运转的：当官员出现腐败的苗头时即遭到惩戒，制度的功能体现在及时纠错。然而在当今中国，现实往往是，某些官员可以一路带病升迁，在执掌大权的位置上遭到整肃，此时不仅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贪官及其家人也要面对一种得不偿失的结局。由此可见，从各方面来看，将腐败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这也是识别和判断人事制度运行是否正常，是否真正起作用的重要依据。

应该承认，我们的组织人事尤其是干部任免制度确实出了问题，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如此普遍和猖獗的官场腐败现象。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大批官员在权钱问题上把持不住，缺乏免疫力，那么，一个突出的问题便绕不开了，那就是当今官员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只对上级或者某个具体领导负责，他们的眼睛只盯着上面，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更顾不到下面。尽管这些人披着"人民公仆"的华丽外衣，但他们骨子里却根本没有人民，他们整日琢磨的不是如何做个称职的公仆，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相反，他们惦记的是上级领导的心思，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能事，因为这是决定他们仕途和升迁的重要砝码。更为可悲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位不称职的官员遭到人大罢免或废黜的情形。对于这些由纳税人养活的所谓公仆，人民却无法行使起码的监督权，这便是另一项制度性缺陷，它使得现有的组织人事制度丧失了最基本的功能。正是由于监督的缺失，一些腐败官员在位时往往会忘乎所以，无法无天。我们可以从近期披露的案件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其实，腐败现象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可谓大同小异。在经济学家看来，腐败属于一种寻租行为，或者称为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它通常发生在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僚阶层。从这个角度看，腐败与特权可谓一对孪生兄弟，铲除腐败需要与消除特权同时进行。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分配性努力，他们试图从现有的"蛋糕"中分到更大的份额。这种努力显然与生产性努力不一样，因为后者想的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从这种角度来看，好的制度不仅能够有效抑制分配性努力的动机，而且还可鼓励更多的人从事生产性努力。任何好的制度还应该具有这样一种特质，即让坏人办不成坏事，而坏制度往往会让好人变成坏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经济分析可以用来理解政治决策过程，此时政府与我们普通人别无二致，政府也不再是永不犯错的神。这与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的"无赖假定"极其类似，即我们应该把政府的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假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谋取私利，别无其他崇高目标，进而以此为基准设计政府体制和相关制度。正因如此，西方政治哲学中早就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类似说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警示给执政者听的，也是纳税人需要时刻牢记的。因为如果纳税人赋予官员的权力过大，或权力难以监督，必定会出现无节制地使用甚至滥用权力的情形，这是纳税人不愿看到的。依此逻辑，我们不应天真地指望顶层能够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也不应期待顶层具有自我纠错的超凡能力，更不应幻想顶层能够设计出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制度来。原因只有一个，即顶层是不大乐意也不大可能自己把自己关进笼子的。那种奢望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卓越领导力给一个国家带来繁荣的想法，几乎与博彩一样不靠谱。

假定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那么，权为民所用的逻辑就再自然不过，而且只有人民才具有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主体资格。然而，当今中国政坛频现的腐败案例表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现实操作中往往是把下级官员关进笼子，官员自己却拿着笼子的钥匙。其实，目前中国的政治大致就是这样的，下级有笼子，上级有钥匙，而那些拿钥匙的人，很多时候是可以买通的。

有人将贪官比喻为苍蝇和老虎，老虎无疑是比苍蝇更大的贪官，也更加危险。近期的案例表明，制度不改，即使打完一只苍蝇和老虎，还会有更多的苍蝇和老虎出现，整个官场就如同一个动物园，打不尽，也杀不完，没完没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其治污效率肯定是打折扣的。

环视全球，世界各国围绕治理贪污腐败，保持政府廉洁，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和作法。其中，公开和透明是必需的，也最为重要。不仅如此，这也是有效整治官场腐败现象不可缺少的制度要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高级官员，因为损公肥私，有时仅仅涉及数额极小的金额，也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结束政治生命。这与我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截然不同，在我国，各种裙带网，关系网错综复杂，官员一旦出了问题，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常在案情无法掩盖之时才不得不公之于众，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大都被冠以"情节特别严重"这样的法律辞藻。

如何有效消除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呢？最关键的一条是彻底转变那种官员由上级考核的办法，引入更多的社会监督，以确保所有的公权力都能在阳光下运行，让百姓看得见，要让这些具体举措落到实处，以制度安排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注意到，近期曝光的大案要案有不少是媒体和网络的力量促成的。既然应该肩负职责的政府部门，如公检法系统难以有效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存在工作邋遢，不作为甚至胡作为的情形，那么，不如积极引入现有的社会力量，让社会监督和民间舆论扮演更多的角色，起更大的作用。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干净廉洁政府能够提供的有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