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共性是相对的，而个性是绝对的。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层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等千差万别，所以不能要求每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采取一个模式。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其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也都各不相同，各具特色。所以，应当力求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这才是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在和平时期，在百姓期待稳定、期待发展、期待和谐的环境下，是一种符合实际，能够解决问题、形成共识、推动发展、保持稳定的最优选择。
我国的政党制度代表性更广泛，执政的合法性更突出
在政党制度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政党建设的好经验。但是，从根本上讲，政党制度的确立和建设要从历史出发，与国家现实情况相结合。因而我国绝不搞多党制，而是根据自身国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集中全社会的意志和智慧，使政党的代表性更为广泛，合法性更为突出。
西方的政党制度是在基督教文化、天赋人权思想、法治理念以及反对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发育而成的，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实行多党制，少则十几个政党，多则几十个政党，通过普选制进行激烈的竞争，以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实行多党制显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即政党代表范围具有相当明显的局限性，每一个政党只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这在全球化时代，在信息传播方式日益增多、新媒体不断涌现且对社会成员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的背景下，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在传统社会和工业化时代，政党行为及其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弊端很难迅速地为公众认清并形成普遍的共识，公众或许主要是根据自身的体验，如购买力的上升还是下降等来辨别执政党能力的大小和政策的好坏。而在当今，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文化、科学、政治素质不断提高，其对政党政治活动的自我分析判断，在能力上和水平上都有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的深度也非过去所能比拟；另一方面，海量讯息可以通畅地传达到每一个人，今非昔比的新媒介使传播渠道异常方便发达，一个政府的言行可以在瞬间传遍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执政党必须很好地整合社会意志，整合公民意愿，整合各阶层力量，使执政党的公共政策、对外政策、社会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等能够为全社会多数民众所理解、支持和接受。但是，这样的要求对于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来说，绝对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也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两党或多党之间的争夺，常常使得一项于国于民有利的政策无法实施。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西方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新领导很令公民期待，支持率也很高，但过不了多久，多则两三年，少则一两年民调就会直线下降，就会为多数公众所抛弃。无数的事实反复证明，西方国家的政党轮替总也不能为大多数公众满意，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但是，由于秉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认为西方政治文化具有普遍意义，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围绕西方文化而展开的，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在全世界宣扬本国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这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让人接受的。
我国采取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政党的代表性更为广泛，合法性更为突出。新中国建立之后，各民主党派参加了人民政协的工作，这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的政党制度逐步发展的标志之一。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各个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以及无党派人士所代表的群体、阶层不同，所争取的权利也不尽相同，他们可以通过政治协商制度，为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争取权益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监督，通过不断的努力，通力协作，成功地取得了巩固国家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改革开放等历史性成果。中国共产党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让所有社会群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同时，协调各方、综合考量、统筹安排、凝聚共识，以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来决策、施政，这是我国人民民主的真正体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
我国的政党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纵观当今世界，凡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其政党制度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有效、符合国情，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其政治制度才能扎根于国家、民族的深厚土壤之中，才能在国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成为稳定社会、维系国民共识的正能量。
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出现和、合二字；《国语·郑语》中就记载了至今被奉为至理名言的史伯有关和、同的著名论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对此思想也有过阐述，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可以冠之为“天下为公”，实现小康社会；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墨子认为：“离散不能相和合”，把和合看做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有离散之心必至天下不安定。至近代，康有为写作《大同书》，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其一生奋斗所坚持的理念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为公”思想；现代国学大师、著名思想史家、台湾学者钱穆认为，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他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钱穆以他自己的眼光考察了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方文化性格和国民性格，指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全世界的中国人，这都喜欢合。”
由此可见，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的政治发展、文化传承、国民意识包括政党制度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样是经过长期斗争成为执政党，苏共在夺取政权后取缔了除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虽历经风雨，但我国的政党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并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这是为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政党之和，是存党派之异齐心协力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之和，是被实践证明适合国情且行之有效的政党之和。
中国的政党制度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某个集团自己确定的，而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走出的，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中渗透出来的，是从人民大众自身的不断选择中走出来的，它具有内在的发展动力、坚实的合法性和历史的逻辑性。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建设经验，但我们不会照搬，也没有任何必要照搬，我们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毫不动摇地走下去。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