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关键是全面准确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为什么要转向高质量发展

“不平衡”讲的是经济社会体系结构问题，主要指比例关系不合理、包容性不足、可持续性不够，而制约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4%（2016年），为主要经济体最高，超过美国的7.3%、英国的7.2%。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脱实向虚”现象比较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升。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从人均GDP最高的前5个省份与最低的后5个省份的平均水平之比，以及地区间加权变异系数看，我国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后逐步缩小，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81倍。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仍很明显。四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在0.46以上，仍处在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财产存量的差距，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看病难、看病贵、择校难、上学贵、养老难、养老贵等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六是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总体不佳的矛盾仍很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挑战十分严峻，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四分之一。

“不充分”说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指发展不足、潜力释放不够、发展中还有很多短板，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还有不小距离。“不充分”具体也有六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准入还存在不必要不公平限制，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时有发生，一些“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地方保护问题依然存在。二是效率发挥不充分。资本投资效率逐年降低，当前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6.9元投资，投资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我国10年前的水平（2008年—2017年增量资本产出效率平均为5.7；1998年—2007年则为4.0）。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三是潜力释放不充分。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欧盟国家的25%、世界平均水平的80%，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四是有效供给不充分。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五是动力转换不充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新旧产业融合不断加快，但整体规模和贡献还相对有限，创新驱动增长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六是制度创新不充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约束，监管体系、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缺口还很明显，有利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还未全面形成。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要求我国经济发展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根据世行与我们的合作研究，二战以后的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这13个经济体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经济增长都实现了由量到质的转型。我国当前处在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期，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扎实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需要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

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然受制于人。推动高质量的供给，就是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更好满足日益提升、日益丰富的需求，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需求。我国已形成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内需市场十分广阔，但是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还比较重，人民群众缺乏稳定预期，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明显抑制。促进高质量的需求，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释放被抑制的需求，进而带动供给端升级，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配置。我们过去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源在城乡、行业、区域之间的重新配置。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仍较突出，部分“僵尸企业”死不了、退不出，大量资源和要素被锁定在低效率部门。同时，部分基础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开放度不够，民间资金进入受限。实现高质量的配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制度，理顺价格机制，减少配置扭曲，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的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投入产出。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成本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衡量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实现高质量投入产出，就是要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扭转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态势；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既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收入分配的质量好坏，直接反映经济结构的优劣。实现高质量的分配，就是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再分配环节，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经济循环。经济循环是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虚拟与实体，国内和国外互动与周转的总过程。提高循环质量，是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的途径。中医古话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把循环搞好了，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三大失衡：供给和需求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根本上说都是经济循环不畅的外在表现。促进高质量的循环，就是要畅通供需匹配的渠道，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逐步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突出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可持续运行。

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需要脚踏实地，打牢基础，一步一个台阶。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着眼今年，我们要切实应对好国际上三大不确定性和国内三大风险。

从国际看，一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受单边化、内顾化、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变相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行动，甚至通过价格、税收等途径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加强安全审查限制外国投资，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可能会打击正在复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比如，去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15年后，即自2016年12月11日起，所有WTO成员都必须终止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适用“替代国”方法，但一些国家通过替代性标准，变相违反WTO成员国的条约义务，实质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

二是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美国“缩表”和加息进程加快，欧洲也有望在今年开启“缩表”进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资产重新配置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压力将有所增加。同时，美国税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税收竞争，由此产生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三是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朝核、伊核问题发展方向仍不明确，恐怖主义威胁仍在持续，中东局势又添新变局，部分地区的稳定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更大范围的复苏形成冲击。

从国内看，一是金融风险聚集的态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7年以来，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整治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金融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但要看到，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上升趋缓，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价格效应，2017年GDP平减指数预计比2016年高4个百分点。此外，道德风险、刚性兑付和监管套利现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础尚不牢固，金融机构仍有较强的规模扩张冲动，金融严监管任务还很重。

二是房地产大起大落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近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房地产贷款占全国新增贷款接近一半，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并推动房价快速上升，造成市场资源配置严重扭曲。2017年以来，一二线和部分三四线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购、限价、限售、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但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房价上涨压力仍不小，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不无可能。

三是地方举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经过3年多地方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总体有所减轻，但近期有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变相举债，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5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措施，对违规担保、名股实债等隐性举债渠道进行规范。下一步，必须坚持“逐步消化存量、坚决控制增量”“开前门、堵后门”的原则，严格推进地方债务规范管理，落实债务处置主体责任，严肃问责机制，在统筹考虑在建项目和资金链风险的同时，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

创造良好条件开启高质量发展

针对高质量发展目标和面临的突出风险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8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从而，明确了今年经济工作中“五大政策”的取向与着力点。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与去年实际水平相当，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增长平台平稳运行。从投资看，受规范地方举债和房地产持续调控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略有放缓，但市场化程度更高、内生动力更足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将对冲部分投资下行压力，整体投资增速有望稳定在7%左右水平。从消费看，消费升级态势不减，电子商务、新零售、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不断涌现，消费整体增速预计将稳定在10%左右。从出口看，国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投资品贸易继续恢复，即便考虑基数因素，我国出口增长也仅会略有放缓。总体判断，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将为经济工作重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智库的政策咨询研究对决策的重要支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将推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多人口的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亟须各类智库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这既为智库建设提供了广阔舞台，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