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题为《用阅读消除“心中魔鬼”》的报道，说的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复旦大学读书节上的“人文·读书”主题演讲。杨玉良说，他最近读的书中有一本是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书中一群年轻人发生了从天使到恶魔的变化，折射出人性中“群体力量远超过个人力量”。杨玉良在2013年复旦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也提到《路西法效应》，他引述道，“社会心理学有大量的资料能够佐证，在特定的情境脉络下，情境的力量远超过个体的力量。” 杨玉良提醒听众不要急于谴责社会中出了问题的个体，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情境’究竟给他们施加了怎么样的一种影响，才决定了他们的走向。”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用“情境”来理解人的“心中魔鬼”，这是一种对“心魔”的社会心理学，而非良心道德论（或人文主义）的理解。良心道德论往往在人心中既看到天使，又看到恶魔，即善恶两面。“心魔”指的是人心里的恶魔，是人的心智缺陷或“幽暗意识”，如仇恨、贪婪、骄傲、固执、自私。心魔可以一直存在、可以突然产生、可以隐匿、可以增长、可以吞噬人、也可以历练人，人格修养便成为人在内心抑恶扬善的修炼之途。“幽暗意识”不是说人性本恶，无可救药；当然更非是说人性本善，必然回归正道，而是将人理解为一种“可上可下”的不确定动物。不过，人的“可上”和升华是有限度的，人虽然可以得救，但却永远不能变得如神一般完美。然而，人的“可下”和堕落却是无限度的，可以变得禽兽不如；而且变化的速度也很不相同，即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因此，对人性的评估必须从人的无限可堕落出发，助其遏制，促其化弥。

然而，这并不是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讨论的心魔，比起人的内在心智缺陷或幽暗意识（“成魔”的结果），他更关注的是“成魔”的过程，那就是，来自特定情境、环境和制度的外部影响力是如何使好人变成恶魔的。比起如仇恨、贪婪、骄傲、固执、自私这些“恶念”来，他更关心的是“心智控制”（mind control）使人作恶的社会心理机制。

作恶的力量由两个部分合力而成，一个部分是人的一些基本“心理原理”，另一个部分则为特定的“外界因素”。津巴多写道：“心智控制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和行动自由遭到破坏的过程；破坏这种自由的人用心智控制来改变和扭曲他人的察觉、动机、感情、认知和由此而来的行为。”

人基本的“心理原理”既不神奇也不神秘。心理学实验和实例研究早就充分揭示了人的随众、顺从、劝说、失调（dissonance）、抗拒（reactance）、 罪感、恐惧、仿效、认同，等等。当这些因素一起发生作用时，再加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外界因素，它们就会形成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能极大地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

对人影响极大的“外界因素”包括具有魅力的权威领袖、高压的意识形态、人在社会中的孤立、肉体折磨、被诱发的非理性惊恐、极端的威胁和利诱，所有这些因素可以结合起来，起到欺骗的作用。长时间地运用，并频频以“搞运动”来强化运作，就一定能发生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证明，无论是国家动用的警察、军警，还是具有毁灭性的邪教，只要系统地利用这些外部因素，就一定能成功地控制人的思想，诱人犯罪和作恶，“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折磨和杀害制造出来的敌人，并且让被洗脑的成员不知疲倦地工作，贡献自己的金钱，甚至生命，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

在社会心理学对“心魔”理解中，良心道德论所关注的“幽暗人性”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而环境力量对人的行为影响则成为关注的核心。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中将人们对心魔的两种不同理解归结为“特质取向”与“情境取向”。“特质取向”看待恶的方式是，“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就会从“固有的特质……如基因、个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来加以解释，“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奉献的基因”。

相比之下，“情境取向”在“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则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这也正是与道德论不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心魔”的方式。津巴多说，“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境历程。”

津巴多接着解释道，“‘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子，医疗模式会用药物和纠正行为来克服他的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根本问题可能不在于孩子，而在于他生活的不良环境，例如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情境论看待“心魔”的方式与此类似，只是它关注的“外界因素”不是墙壁上的油漆，而是来自统治权力的“心智控制”。

无论是良心道德论还是情境作恶论，无论是 “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都必然关乎某种“知识”，也关乎知识可以并应该导向何种“行动”的实践问题。良心道德论的人格修养方法的关键是精神（“心”）和精神的实体（“良知”）。良知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呢？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是人通过学习得来的（道德知识），第二是人天生就有的，是人就不能不已经知道的（天良）。后一种看法似乎比前一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这样理解的良知是一种有关是非和善恶的直觉或未加思考的知识。由于这种直觉知识在人的精神中是先天的，因此“良知”自然应该成为道德首要的和最终的依据。

一般正常的情况下，由良知所规定的道德准则不能导致道德的行为，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一般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有良心的人会做坏事。人们固然在这个世界中看到许多“言行不一”的事，但在这些事例中，一般认为，那是“言”的虚假和不真诚所造成，而不是“天良”本身出了毛病。他们以为，如果一个人对先天的良知是真诚的话，那么他总是言行一致的。人们还在这个世界中看到许多“知行不一”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一个人的天良起不了作用，是因为处在一个整体不良的环境之中。许多人知善而不能行善，是因为世道险恶，人心败坏，行善不过是为他人火中取栗，或者甚至简直就是自取其祸和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良心道德论无法提出如何改变整体不良环境的有效方案，因此只能满足于空谈一些要么过时，要么空洞的所谓“思想道德教育”。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深入了解别人如何把我们变成心灵的囚犯，可以使我们获得某种自我解放的力量，这样的知识，津巴多说，“教导你如何对抗有害的社会影响，如何抵抗专家的诱惑。我们想要了解如何对抗那些用心灵控制让人遵从、顺从、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及放弃选择自由的策略。”虽然这样的知识强调情境的力量，但是它也认同人类警觉、审慎的行动能力。总会有一些获取了这种知识的人们愿意坚持他们的抵抗，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情境作恶的制度和环境影响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它弥漫渗透的力量而迷失方向、随波逐流。但是，我们也可以借助自由意志和心智启蒙的力量，变成聪明、精明的个体或公民，变得不那么容易受到权威、人群、群众环境、盲从压力的影响。这样的人开始也许只是少数，但他们的存在便已经足够证明，情境之恶不是不可抵抗的。如果说恶的情境可以把好人变成恶魔，那么，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解放则可以使这个过程发生逆转，而这正是人类最终可以战胜心魔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