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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桩旧闻。
2010年7月29日，《南方日报》针对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发表了题为《反对动用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的社论。尽管中国的权力罪恶在这块土地上横冲直撞，却很少看到国家各级政府控制的报纸、广播、电视出面阻拦，《南方日报》的这个社论也就显得愈加值得珍惜和敬重，当时就被各大网站广泛转载，直到今天，倘若你在“谷歌”输入标题搜索，仍旧可以看到网民把它作为一杯酒来浇自己的忧愁，反复贴上博客，斟酌，品咂。
社论说的是什么事呢？我们援引社论——
据报载，《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记者邵芳卿家属前日驾车时遭遇撞车，驾驶室门被撞烂，所幸大人小孩有惊无伤。凑巧的是，与其并肩揭开紫金矿业公关记者灰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前天家属车辆也被撞，所幸也没人受伤。两起车祸发生在同一天，又恰恰发生在同时揭开紫金矿业‘封口门’的两个记者的家属身上，我们当然希望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更有意思的是，两个记者的家属虽然遭遇“撞车”，但都很巧合地无人受伤。真相如何尚待公安机关调查，目前尚不好下结论。但这种巧合令人倍觉蹊跷，报复性人为事故的可能较大，因为记者采访遭遇威胁乃至实质报复的事件屡见不鲜。紫金矿业污水泄露事件被揭露以后，已有六家媒体称其记者曾在调查污水泄露事件中拒绝紫金矿业的封口费。如今，两位做批评报道的记者家属遭遇离奇车祸，将这起重大新闻事件进一步推向高潮。如果最终被证实撞车事件背后有黑幕，那便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打击报复舆论监督的刑事案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日，《经济观察报》贴出声明，严厉谴责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通缉该报社记者仇子明。今年6月5日，仇子明采写了批评性报道《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之后不仅记者本人多次遭到恐吓，《经济观察报》社也多次遭到该公司的危机公关。在点对点的危机公关失败以后，当地公安机关居然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为名通缉记者，不能不说是惊天骇闻。
社论指出：“通过暴力机器威胁、拘捕做批评性报道的记者并不是第一起，辽宁原西丰县委书记便因被批评而组织警力进京抓捕记者。遂昌县公安局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给打击报复舆论监督又增加了一个恶例而已。”
社论还指出：“如果说在已经证实的紫金矿业‘封口门’事件和尚未证实的撞车事件中，公权力的身影尚且模糊不清，那么在仇子明被通缉事件中，阻挠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们公然利用公权力打击记者，维护地方集团利益。同样在最近，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在景德镇面临了‘被技术屏蔽’，由于该报刊登景德镇邮局有关组织公费赴日本旅游的负面报道，结果这家邮局通过其发行渠道对刊登此报道的当期报纸进行了抽离，当地人士看不到当日《江西日报》的相关版面。”
这让我想到如下情形——
一户人家完全不按通常的方式过日子，父亲强暴专横，骄奢淫逸，对妻子儿女开口便骂，抬手便打，整天鸡飞狗跳，鬼哭狼嚎。邻居们议论纷纷，说：“这家人怎么这样？”
为了不让邻居过问，父亲用土坯封堵了所有窗户，只留一个窗口，让最听话的儿子扯着嗓子反复对外面嚷嚷：“我们家比你们家好五倍！好五倍！”
邻居们不胜其烦又莫可奈何，摇摇头说：“特色，没办法。”
结果这户人家发生了更严重的事：父亲把一个女儿打残了，连睡觉的床都给拆了，还夺去了饭碗，现在她躺倒在房间角落奄奄一息。一位弟兄心想，这样下去可不行，非出人命不可。然而要让这位弟兄反抗父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这位弟兄就想把事情说给邻居，让大家评评理，同时也好救妹妹。
唯一的窗口仍旧被那个听话的儿子占着，仍旧在不迭声地叫喊：“主权大于人权！我们家的人权比你们家好五倍！好五倍！”这位弟兄就在另一面墙上拆去一块砖头，通过一个小小的孔隙，对外面人说：“我爸打人！来救救我妹妹！我妹妹快死了！”
父亲一看发生了这样的事，正是所谓“无明业火高三千丈”，本能地去堵塞那个孔隙，随后就抄起了擀面杖和菜刀，打算狠狠教训一下这个背叛了家庭的逆子，实在不行就剁了丫的！
我们引用《南方日报》社论，提示一下我们从事情中没有看到的东西。
“这三件事情发生在最近同一个时间段，发生在三个不同的省份，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均试图压制舆论监督，只不过压制的技术手段不同罢了。而在技术压制批评的背后，则是公权力的影子，如果没有当地公权力的默许乃至支持，抵制舆论监督不会逐步升级到动用专政机器的地步。”
“动用专政机器”这句话可以准确概括事情的性质。
“专政机器”究竟是什么东西？什么人可以动用？这个东西一旦被动用，事情会进入到哪个层面？会造成何种社会后果？
我们来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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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治学语汇中，没有“专政机器”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在我们心目中却如此牢固，实际上源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经验。文化大革命中，到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嚣，数以亿计的人被剥夺自由，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生命，所以，“专政”这个词，至少在我个人体验中，总是与暴力和野蛮联系在一起，带有极为浓重的血腥味。
一个人若想认识历史，很需要从历史中离开，否则你什么也看不到。当时间让我们从历史迷雾中走出来，回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我们终于发现，从来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托词，一句谎言，一种虚幻，“无产阶级专政”说白了就是国家对人民施行的暴力统治。
那么，国家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用西方的、学究式的语言解释：国家是把政治的动力组织起来并使之形式化的机构，再往细了说，国家是由一定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某些原则指导下行使权力的政府和充分享有公民权利并向国家履行义务的人民组成的结构化的网络。如果你认为这种解释佶屈聱牙，听起来不过瘾，我们还可以用通俗的方式解释：国家就是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这个家庭有自己的家规，父母严格按照家规管理家庭，子女得到很好的照护，健康快乐，总之，这户人家的日子要过得比较像样才是。
实际上，把国家认同为家庭，专利权并不在西方，而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出来的，谓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多么简洁有力！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和观念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儒教的方式认同国家的，即认为国家是由父亲、母亲和子女构成的社会单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我们这个家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父亲，即统治者，其余都是从属于父亲的被统治者，并没有对等的人的尊严，所以，“专政”，即父亲残酷地对待子女，就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就像我们前面那个比方一样。
可能有人会问：“不对呀！你前面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家庭）对人民的暴力统治吗？现在，如果你认为‘父亲’代表国家施行统治，那么，他怎么从家庭内部跳到国家之外去了呢？”
问得好。是的，如果国家内部关系是一种统治（父亲）与被统治（母亲和子女）的关系，你就不能说母亲和子女是在被国家（家庭）统治，而是被父亲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为父亲寻找一个准确的对应物。结果，我们发现了“政府”——政府就是那个对家庭成员施用暴力的人！
政府是一个比国家狭小的概念，它意味着有那么一帮子握有官方职权的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这种状况暗含着国家内部统治者（政府）与被统治者（人民）的区分，它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这就是：国家是相对稳定的，政府则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变更，也就是说，政府对人民的统治方式会因历史时空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你就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级政府和目前的各级政府有什么勾连，历史条件不同，统治方式（或者行政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
不同到什么程度？天上地下还是泾渭分明？这要由决定政府行为状态的政治文化来说，其他人的任何说辞都是主观臆断，没有什么意义。如此一来，情况似乎变得有些严重：尽管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尽管中国社会在经济层面解除了束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却没有触及或者说很少触及，最近宣誓的“绝不”所维护的根本制度，本质上与40年前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什么不同，具有几近相同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国家权力出于控制社会的需要，渗透进社会机体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公民权利萎缩乃至于从社会机体中完全脱落，就像《南方日报》社论说到的那几件事一样。
在那几件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是社论所指出的：“这三件事情发生在最近同一个时间段，发生在三个不同的省份，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均试图压制舆论监督，只不过压制的技术手段不同罢了。”
我们连起来看：公权力（政府权力）动用（国家）专政机器——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强制、暴力和暗杀）——压制舆论。简单的几个动态词组，不是活生生描述出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的社会形态吗？什么形态呢？温柔一点儿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客气地说，则是早就被政治哲学家定义了的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内在品性决定着社论提及的那几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发生，当所有这些事情持续发生的时候，闻到血腥味甚至极为浓烈的血腥味，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极权主义是游荡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深处的一个幽灵，它附着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土壤上，首先在俄罗斯站稳了脚跟，然后继续向东方游荡，终于寻找到一块最适宜其生长的土地，稳固地扎下根来，生长出黑压压的枝干，结出无数苦涩之果。李慎之先生断言“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既指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又指的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他实际上是在延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他指证的不是过去，而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国家权力出于合法化需要所强化的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极权主义尽管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遭到了普遍唾弃，但是它绝不是人类历史一段消失了的插曲；它也不简单是中国儒教思想、文化与政治历史中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斗争的多余产物，它就是历史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它创造了历史。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绝非远离人类普世价值从而使民众变得愚昧和顺从的政治失常，恰恰相反，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独特的政治文化的正常现象，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就像我们前面比方的那个家庭一样，你能说那个家庭的存在不正常吗？你不能说，你只能说那个家庭的伦理结构出现了问题，不同于其他家庭的是，它以褫夺大部分人的正当权益作为维系它存在的手段，换一句话说，父亲对子女的殴打源于错乱的伦理结构导致的“对革命的革命”的政治文化变异。
这种变异，不单单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中东君主制国家有的标榜社会主义，有的不标榜社会主义，但是其所施行的国家对社会全面控制的暴政，却绝对可以纳入极权主义范畴。哈里、穆巴拉克、卡扎菲、巴沙尔、萨利赫之类长期霸占国家权力宝座的人，脸上可能涂有各种各样的油彩，但是，如果把他们作为国家现象来考察，无一例外都具有用国家机器全面控制社会的内在品性，作为“父亲”，它们都具有剥夺和殴打子女的恶习。所有这些东西，都源于这些国家曾经的“正常”，他们是在正常状态下合理地行使父亲权力的，这种父亲权力，就是国家暴政。
那么，具体到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有几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国家暴政为什么非要对社会进行控制？它是通过什么进行社会控制的？它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这些只想简简单单讨生活、并不想招惹政治的“屁民”，与这些国家行为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么，我们将得到什么？我们将失去什么？
请接着往下看。
3
我曾经在《利出一孔导致的逆向淘汰》中打过一个比方，说市委书记（文中的“你”）根据权力自利原则（谁能为“你”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将獐头鼠目心黑手辣的鸡鸣狗盗之徒孙氏提拔成了县委书记，平庸浅薄胸无点墨的钱氏成了县长，中正耿直办事讲究原则的赵氏成了这个县权力结构中的第三名：县委副书记，并且想象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4年以后，这个县发生了3次矿难，死亡69人，没有人受到严格追究；前面说到的“你”（市委书记）的小舅子的三叔的外甥的三大爷开办的化工厂污染了本县那条主要河流，完全丧失灌溉功能；省委书记的公子担任董事长的能源开发公司垄断了本县90%以上的石油、煤炭资源的开采；孙书记的姐夫的妗子的公公的妹妹开办的房地产公司在武警和城管人员强制下拆光了多半个县城和县城周遭的3个村镇，期间造成2人自焚，1个村长被推土机碾死，8人失踪，17人受伤；钱县长完全投靠了孙书记，目前儿子正在将本县全部电信业务纳入到打着国家所有制招牌的私人电信公司；由于向中纪委举报相关罪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赵副书记被人按进水塘，溺亡。
现在我们深入这些事情，做进一步考察。
矿难发生以后，消息报到县委孙书记那里时是午夜一点，当时孙书记正在县级“天上人间”办公，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受到干扰很不爽，生气地问门外的心腹：“啥时的事？”
心腹说：“一个小时以前。”
孙书记仍旧保持不雅的姿势，烦躁地问：“死人没？”
“肯定得死人，爆炸发生的时候，井下有108名工人，只有67人升井……”
“我日你活妈！”
孙书记低声诅咒一句，从温柔之乡起身，穿衣戴帽，五分钟以后就恢复了令人尊敬的“公仆”形象。等候在门外的司机送他到县委后面一个僻静的小院，刚在皮面转椅上坐下，省委书记公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首先要控制住事态，严密封锁消息！”
公子的语气就像他爹一样不容置疑。
放下电话，孙书记又骂了一句：“我日你活妈！”不知道是在骂公子还是在骂不期然来到面前的烦心事。骂归骂，事情还得料理，孙书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首先紧急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对策。
孙书记提议：“暂时不向市委和省委有关部门汇报，我们独自处理。”
钱县长附议：“我看这样行。”
赵副书记异议：“这是特重大事故，必须向国家安监局上报。”
孙书记把眼睛翻成白色——这是他思考重大问题的下意识动作——然后扫视在场的人，说：“都说一说，我们必须形成一个集体决定。”
集体决定很快就形成了，尽管耿直的赵副书记到最后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些决定是：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严密封锁消息；公安、武警一个小时之内开赴现场，包围煤矿和家属居住区，任何人不得出入；从煤矿救援大队抽调政治上可靠的12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先期秘密处理尸体，后期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包括死者亲属的反弹；从其他煤矿调集全部救援人员施救，尽可能减少井下人员的伤亡；在此之前为专门应对突发事件成立的“紧急治疗小组”（隶属于县医院，全部由经过保密工作培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医生组成）携带医疗车辆、器械，火速去现场抢救伤员；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部门，一律等待县委宣传部新闻通稿，在见到新闻通稿之前，不得对矿难做任何形式的报道，违者追究领导者责任。
散会以后，孙书记率领县委领导驱车赶往现场“亲自指导救援工作”，追随在车队后面的是电视台采访车，他们的任务是拍摄记录孙书记等领导在现场指挥救援的历史性镜头，以备后用。
在静无声息的奔驰轿车里，孙书记打电话给省委书记的公子，只说了5个字：“都安排好了。”
第二天，本县天晴日朗，县城大喇叭连续播送红色歌曲《社会主义好》、《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春天的故事》；电视台作为头条反复播放六个月以前录制的专题片《孙书记狠抓煤矿安全生产纪实》；县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是：《最新统计：我县114%民众幸福感指数达到或超过136%》。
我们不叙述矿难处理过程，不说23个矿工的遗体怎样被焚尸灭迹，不说47个矿难家属如何遭到逮捕，不说在此期间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的神秘电话，更不说向国家安监局举报矿难的赵副书记被人按在水塘里溺亡，我们只说结果：矿难发生19天以后，本县报纸、广播和电视同步发布县委宣传部的新闻通稿：《我县发生死亡2人的重特大煤矿安全事故》，事故原因是死去的2个矿工违规进入禁采区拉屎，并且违反煤矿安全规定在那里一边拉屎一边抽烟，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市属媒体也转发了这个消息，省媒体则以“死亡人数不足以构成新闻要件”为由，不做报道。
电视画面上，县委孙书记坐在面徒四壁的遇难矿工家里，拉着矿工妻子和年幼儿子的手，表情凝重，泪水流淌，嘱咐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俄尔，指示身边的煤炭工业局局长和民政局局长说：“这次虽然是矿工违规操作引发的灾难事故，鉴于矿工已经去世，就不要再追究责任了，按照惯常的规定发放抚恤和慰问金，一定要落实到位。” 煤炭工业局局长和民政局局长一边在小本子上记录，一边点头表示坚决落实孙书记的指示。
孙书记从遇难矿工家走出来时，数百矿工拥挤在道路两旁，有人带头呼喊口号：“感谢孙书记！感谢党！感谢政府！”两幅血红的大标语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一幅是：“我们创造了人类救援史上的奇迹！”一幅是：“什么也不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孙书记等一干人频频挥手致意，鱼贯进入小车，小车蜿蜒成一道黑色条带，像蛇一样沿着崎岖的山间公路绝尘而去。
车上，孙书记给省委书记的公子打电话，只说了两个字：“妥了。”
小车还没到县城，孙书记手机发出动听的童音：“来电话啦！来电话啦！”打开，是省委书记。孙书记尾根一紧——省委书记很少直接与他通话。
“书记。”
“小孙，你很能干。”省委书记说话向来简洁明要，“市委换届，我听听你想法，你这样，明天到我这儿来一下。”
“书记，我知道。”
放下电话，显得很疲惫的孙书记闭上眼睛，仰靠在汽车座椅上，微微摇着硕大的头颅，轻声哼起了京剧唱腔——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4
一般情况下，理性世界难于与感性世界完全贯通，但是如果你抓住了事物的内在机理，有一些东西，还是能够建立起强固的逻辑链的。
现在我们就对应上面的感性描述，理性地回答我在第2节提出的问题——权力为什么要对社会进行控制？权力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社会控制的？权力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这些只想简简单单讨生活并不想招惹政治的“屁民”，与这些作为政治行为的权力运作有没有关系？我们将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
需要温习一下常识。
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曾经把人类的自然状态描述为社会丛林，在这个丛林中，人们彼此仇视，为了满足各自的私利，就像非洲鬣狗一样为一块腐肉彼此间进行撕咬和杀戮，后来人们意识到这样下去会把日子过得很糟糕，弄不好还会像狼一样同归于尽，于是就坐下来协商，订立契约，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委托一部分人来对社会进行管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于是，对人类生存处境至为重要的“政府”和“法律”两个概念出现了。但是谁为“政府”？制定和实行什么样的法律？又成为新的问题。霍布斯主张实行君主制，即挑选出一个能干的人来做君主，由这个人制定法律，充当人民的牧人。
这不失为一种方法。
然而洛克（1632-1704）很不赞同这个方法，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政府形式都不能僭越或者毁坏人民作为自己的主人的权利，“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余别人的权力。”（洛克：《政府论》下篇）也就是说，成立政府不等于人们放弃自己的天赋权利，没有任何人有理由成为人上之人，人与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从属与受制的关系。洛克的政治哲学反复强调，人的一切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和法律都不能限制和取消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谁玩忽和破坏了保障人类不受损害和暴力（强制）的约束，谁对于人类就是最危险的（敌人）。”（引文同上）
洛克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欧洲，尤其是在北美（美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基本上可以认为，这就是我们很反感、并且数次申明“绝不”承认的“普世价值”的学理来源。
人类历史就像社会群体一样，总会出现一些性格迥异、乖张怪诞的人，不是吗？我们果真看到一个长了浓密胸毛的家伙挥舞着皮鞭跳出来，说：“什么他妈的天赋权利？老子今儿就让你们丫的领教领教什么叫天赋权利！”皮鞭到处，血肉横飞，鲜血淋漓。这个家伙在西方叫“独裁”、“专制”，例如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德国；在中东和北非叫“君主制”，例如最近热闹起来的某些国家；在苏联、东欧国家、朝鲜、古巴以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我们经常申明“绝不”动摇的那个东西——西方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一些人，不怀好意地称之为 “东方专制主义”。
后来，严肃思考人类命运的政治哲学家觉得一个地方有一个叫法很麻烦，就创造了“极权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9年），用以概括“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渗透与控制”的国家形态，这是一种与自由、民主的国家体系相对应的国家形态。在文献意义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出版于1941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出版于1945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于1951年）和弗里德里克、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与独裁》（出版于1956年），当为此学说之集大成者。
漂亮地处置了矿难事件的孙书记肯定不知道弗洛姆、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奥威尔、弗里德里克、布热津斯基，你若是跟他提到这些人，他或许还以为这些都是意大利服装、法国香水、瑞士手表、荷兰花卉、德国豪车、哥伦比亚美女、阿根廷球星的名字，他绝对想不到，恰恰是这些他完全不知道的人，远在他所置身的时空之外，早就为他挥舞权力皮鞭、制造权力血案的行为给出了要命的学理分析。
我们不可能详述这些分析，只能概括地说：当国家权力把人民的意志从政治过程中剔除出去的时候，权力就会变成反人类的邪恶力量，这种力量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企图控制社会，而全面控制社会的最重要手段，就是阿伦特所强调的“极权主义宣传”，就是对舆论进行遮蔽。还可以这样解释：权力运作成了权力者的单方面游戏，权力控制造就出一个庞大的分赃体系，这个分赃体系通过对舆论进行遮蔽，来保证他们对社会的掠夺……这只能在极权主义状态下才能够实现。
孙书记采取的所有措施都符合政治哲学家们在他们的不朽著作中的缜密分析，权力的内在本性很不幸地把孙书记列入到了某种“类”之中，尽管他自己浑然不知。这种“类”充塞到了我们的全部生活之中，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形态——读到这里，你可以闭上眼睛默想一下，在你讨生活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东西对你施加了最大影响？仅仅因为你碰到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仅仅因为你的领导或上司心胸狭窄小肚鸡肠？仅仅因为你父母亲没给你创造更好的条件？仅仅因为你没到雍和宫上香得罪了佛祖？仅仅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不及他人才被下岗？是因为你不勤奋才生计艰难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是因为你由于懒惰荒废了土地才失去土地？是因为你没有履行男人的责任才致使妻子儿女受凄惶？是因为你没有照顾好丈夫他才去酗酒去偷窃去赌博？是因为你太窝囊房屋才被强拆？是因为你活得不耐烦才去派出所“躲猫猫”死？是因为你性格激烈才在屋顶上把自己点燃？是因为你脾气倔强才被人用推土机碾死或被棍棒打死？不！我要说，不是这样的！！不是！！！在所有这些生存坎坷和生存灾难的后面，你都看得到一个巨大身影，这就是那个“类”，就是无所不在地控制了每一个人、又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政府权力！
我们每一个人头顶上都有一个孙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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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回答了所有问题，然而我似乎还没有直面《南方日报》2011年7 月29日社论指出的“政府动用专政机器”这件事，既然你想作一篇至少还算合格的文章，对这件事是不是也应当有一个说法呢？
是的，应当有一个说法。
我的说法是：一个敢于对人民动用专政机器实施国家暴力并进行掠夺的政府——你县级政府也是一样——应当被视为是反人民、反人类的，孙书记早已经丧失了“三个代表”的资格，目前不仅仅是反腐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把被剥夺的权利还给人民，让他们能够经由正义程序干净彻底地清算以孙书记为首的庞大黑帮分赃集团的罪恶，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更重要！
省委书记语重心长：“腐败嘛！啊……这个腐败……腐败还是要反的嘛！但是，这个……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啊……得循序渐进，不能胡来，啊……你比如你们说的这个……这个孙书记，大节还是好的嘛！那个县的GDP还是很让人赏心悦目的嘛！啊……这个……反腐败要讲，政治也是要讲地……啊……这个……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不是你们认为什么都好的那种资本主义，啊……这个……我跟你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啥意思哩？这个……啊……这个发展嘛！就是发展！啊……就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的手段去解决嘛！啊……用你们知识分子的话说，就是在不具备历史条件的时候，啊……必须——我是说必须——必须等待出现解决问题的历史条件，啊……得有耐心，是吧？得等待，啊……等待，你懂吧？”
我懂，那我们就等待。
但愿我们跟敬爱的省委书记等待的是同一个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