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正处于一个缺少且很难产生大思想与大思想家的时代，也处于呼唤且必须产生大思想与大思想家的时代。强调前者，是因为我们的观念与社会环境尚不支持大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党务和政务官员，对思想家及其思想存在严重的防范和恐惧心理。强调后者，是因为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需要伟大思想和思想家的支持。历史早已证明，思想走多远，一个民族就能走多远；思想家的思想高度有多高，一个民族就可以攀登多高。
中国呼唤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呼唤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由来已久，属于中国精神脉动的基本构成部分，同时存在于决策层的理念之中。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了两句引人注目的话：“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看似工作要求，其实内含着思想的呼唤。
两句话中各有三个“新”字，前三个“新”首倡“新思想”，后三个“新”突出的是“新创造”。怎样才能保证获得新创造？这需要思想突破，亦即以新思想引领新创造。这就涉及到思想家，需要思想家创造大思想。更进一步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思考大国崛起的规律，思考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口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重大命题。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弄清大国崛起的路径。假如说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突出于物质力量，也就是遵循着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逻辑：“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及其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的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显然不能也不允许重复铁血道路。即使“世界警察”美国，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也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平民伤亡。“透明战争”与道义评价，已经改变了战争的规律和规则，比如，过去以摧毁为目的的战争，转变为突出软实力和道义的征服力。换言之，今日大国之崛起，虽然离不开物质力量，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最关键的则是创造更多的文明成果，保证立身于人类文明或道义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一句话，今日大国不是让世界怕，而是让世人敬。
怎样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达成这样的目标？很重要的反映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一项说起来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处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讲中国故事，相比冷战时期讲苏联故事要难得多。冷战时期讲苏联故事，是在两个价值系统、两种评价标准、两大话语体系中进行，你可以到别人的系统和体系中，用别人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话语系统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因为不管怎么讲，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都能自圆其说，因而都可以赢得听众，就如同大陆与台湾的“一中各表”。今天讲中国故事，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到别人的价值体系中，用别人熟悉的话语系统表达。这时说什么和怎么讲就不仅决定于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喜好，更要关照别人的喜好和认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比如，中国梦是中国人之梦，也应当是世界之梦，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让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然而总难以让人接受。比如，有西方人这样解读：“中国梦是占领亚洲，践踏欧洲，拖垮美国。”
其实，挑战并不仅限于讲给别人听，也包括讲给自己人。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听众尤其青年听众，几乎是在美国好莱坞大片陪伴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不仅价值观受到深刻影响，思维方式也有所改变。试想，以别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评价有异于西方的“旗帜、道路、理论、制度”，如何能不发生冲撞？！这应当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压力空前，甚至由优势逆转为劣势的根本原因。如何才能扭转劣势？需要引领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再以中国拆迁为例作阐发。一定意义上，“赶农民上楼”与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在动因上有相似或相同之处，都是因工业革命而来，或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然而，英国当时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似乎没有我们这么严重，尤其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远没有我们这么大，原因何在？有制度成因。比如18、19世纪的圈地运动，实际上是经济规律导致的，因为遵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思想，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和经济运行，政府只是守夜人、敲钟人的角色，既然是“小政府大社会”，那么政府就不需要承担因此而来的压力，老百姓的不满也便没有必要对着政府发。我们的制度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几乎管了所有的社会事务，也就是说“赶农民上楼”主要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而是政府的主动作为，既然是政府行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压力。
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两个重要原因，或者说两个错位：一个是，事件本身虽然相似或相同，但别人的行为与当时民众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基本吻合，而今我们做的是别人做过的事情，但民众采用的却是西方当代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其间是两三百年的时间差。另一个是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虽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但担当精神尚未确立起来。两个错位导致了更多矛盾的产生，这就是目前政府做什么和怎么做都招致批评的重要原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后发国家成长的烦恼。
怎样才能消除烦恼，或者怎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支撑与突破。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把握事物的根本。”实际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产生具有征服力的思想和理论具有绝对性。为什么在科学已经能够解释生命起源的情况下，宗教仍然生生不息，甚至科学家都信仰宗教？不是源于宗教掌握真理，而在于宗教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尤其能够自圆其说。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国引领世界文明的能力，根本在于产生出一批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即获得思想的征服力。
哪些原因制约着中国的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产生
对于我们来讲，亟需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产生，但要达成目的，满足需要，决非易事，因为思想家的产生远比GDP的增长难得多。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产生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立杆见影，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制约和障碍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来讲，难度更大。
一是思想领域的处女地不似从前那么丰富，我们很难找到具有引领人类文明的思想空间，更难产生大思想成果。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那个时期产生了中国的老子、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他们分别研究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恩格斯评价认为，这些思想巨匠几乎触及人类所有的根本问题，并且有了雏形。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再加上发端于西方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批批思想家产生出来，他们对决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都作了广泛而又深刻地挖掘和细化、深化。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把人类的思想空间耕耘了几遍，这种情况下创造新思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二是中国长期被排除在世界思想创造的主流之外，已经产生严重的陌生感，再汇入其中，面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人类思想的活跃期和思想家大量涌现期，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人类轴心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参与了第一个思想活跃期，之后便被排除或自我排除于主流之外。换句话说，我们出现过春秋时期的思想辉煌，但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八股文，一次次更加严厉的思想控制，终于使中国人消失于世界思想舞台，再难觅见踪影。尽管期间出现过各种“盛世”，因为缺少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突破和支撑，终于成为过眼烟云。这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绕不过，跳不出。
进入当代，思想的曙光初显，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理论上讲中国进入产生大思想家和大思想的时期，人们也确实充满着希望，以至于胡风兴奋异常，高喊“时间开始了！”然而，因为领导人错误判断，甚至是认识误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是一次文化大摧毁、思想大禁锢运动，“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把中国文人的思想创造力压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虽然有了改革开放，中国复入正轨，然而压制思想的惯性或余毒至今挥之不去，我们还有很大一批领导官员排斥思想创造，把新思想看作洪水猛兽，极力排斥和压制，我们的民众也尚未达到理解思想、崇尚思想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尚不具有汇入世界思想创造主流的条件。
三是仅仅把沉浸于浮躁和功利主义泥潭的知识分子拉出来已属不易，再进行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的武装，更需长期努力而未必见效。应当承认，改革开放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开启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决定中国走向思想活跃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以习近平为代表的高层领导的开明形象，更宽阔的胸怀和包容，注定能够为思想创造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另外，存在于思想理论界的制约思想产生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主要是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导致缺乏创造思想必须的担当与自我牺牲精神。这有社会成因，也有历史渊源，更有当下阶段性矛盾。种种原因导致知识分子沉溺已久，要跳出来并非易事。可以想见，让缺少人文情怀者创造人文成果，尤其创造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大思想成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哪些思想领域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
思想的呼唤与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作出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老命题或根本命题与当代中国结合起来，仍然可以产生巨大作用，甚至是世界影响作用，这与中国目前飞速上升的国际地位有关。另一个是中国梦已是进行时，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至少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可率先行动起来，去关注最现实的理论难题和更宽阔的思想空间。那么，有哪些与中国现实相联系的命题和思想空间值得挖掘？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更为现实，更为基础。
第一，以政治观的突破完成精神大厦的重建。我们的政治观仍处在革命阶段，因而许多思想观念相互打架，比如强调世界是“命运共同体”，要求跳出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同时看世界时又往往过重地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又未能跳出仇恨教育，等等。尤其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搞意识形态斗争原本是我们的优势，而今正在逆转为劣势，究其原因在于没有跟上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人类前进的步伐。由于我们的主旋律是以革命来界定，这就决定了封建时期产生的精神元素不便纳入，这还不是最要害的问题，因为世界各国的当代精神多不是从古代汲取，而是地理大发现产生了新的价值坐标和精神追求，工业革命又进一步强化了它们。然而，由于中国的工业革命起步太晚，故而我们的主流精神只能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而百年中又有国共战争，再加上“文革”的敏感，甚至我们进行的边境作战也不能提，如此下来，看似宏大的精神大厦，其实干巴。西方国家就不同了，他们没有革命的鉴定标准，比如美国不因为南北战争而分割历史，结果美国建国史虽然不到300年，但其精神史可以上溯至102名清教徒签下“五月花号公约”。处于冷战时期，我们的革命不需要内涵的丰满，只需要坚强和斗争性，然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后，我们的软肋就暴露出来，即使别人不向我们进攻，自己也已经乱了阵脚。所以，精神力量的重新焕发需要信仰大厦的重建，而重建需要政治观的突破，非此不可能达成激发精神力量的目的。伴随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在政治观上实现重大突破的时刻，唯此方可保证信仰大厦的重铸。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不再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弄清这是一个政治目标还是精神目标，或是社会目标。更具体一点讲，在中国坚持“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等理念下，我们需要寻找共产主义信仰的新路径。
第二，以世界观的突破支撑中国融入世界、引领世界。世界有三个探究领域，一个是宗教世界。所谓“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们是否还继续把整个民族带向无神论，由此失去敬畏，同时让没有或不接受共产主义信仰者的灵魂永无归宿？如果太多人的灵魂无所寄托，结果就是滑入现实功利与及时行乐。另一个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冷战时期的二元对峙，坚持二元价值与二元对抗，我们只能运用革命的原理对待和评价世界，形成非敌即友，非此即彼。这种世界观下的理论和观点，突出表现为不接受“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如此，世界就不会走向和谐。再一个是国家形态和国家关系。比如，早期讲的“三个世界”理论，后来提出“南南关系”“南北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该秉承什么理论，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大国道路怎么走及走向哪里？总之，世界观不改变，中国与世界就永远处于碰撞和摩擦，而不会真正找到共同点，因而也就不会进入主流成为主导力量。
第三，以人生观的突破提升民族人文品质。中国人的人生观内含两大基因，一个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基因，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革命基因。不管怎样评价这两大基因，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围绕自身和本阶段展开的利益追求。所以，我们的价值目标和精神追求很难超脱利益，更难进入无我的精神境界。尽管这样，由于共产党在为人民群众追求利益过程中，确实让自己集团内的成员放弃了个人利益，因而成就了伟大。问题在于当下政治生态变化后，我们的精神大厦中的软肋暴露出来，以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失去了环境条件的支持，结果造成物化严重，这既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走向世界，树立大国形象。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作进一步分析。较早以前习近平提出要“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表面来看这只是一个号召，仔细思考这涉及到人生的根本命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区分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实际上两大人生观都离不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在于，我们的人生观更多建筑于革命和斗争之上，一旦这种人生观失去了政治环境或政治生态的支持必失去应有的力量，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个方面穷于应付的原因。由于我们目前的政治观尚未实现自我超越，这就很难用更开放的视野，获得更多人类文明的精神因子。某种意义上，建筑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之上的人生观，的确不是我们想借鉴和接受就能够实现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建筑和突破，才能够找到现有政治基础之上的能够支撑这个民族在新的政治生态和世界关系基础上的足以满足中国人精神需要的人生观，这恐怕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否则，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越大，中国的力量越强，与世界的不和谐就越甚，这甚至已经成为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第四，以价值观的突破改善中国社会生态。这里的价值观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走向世界的民族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另一个是民众的价值观。前者来讲，我们现在正遇到瓶颈。我们可以不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但却不能否认普世价值，因为人类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和追求，必出现虚无主义，出现绝对价值的丧失，那是十分可怕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如果再否定人类最终目标的共同性和相通性，只能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将愈来愈严重。类似的重大思想和理论命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走向世界过程中，讲的是和平和不干涉内政，实际上背后有两个价值元素，一个是政治制度也就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利益。处在冷战时期，讲意识形态有市场，在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渐成主流的情况下，很难赢得响应者。至于利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脱离开，但大国是需要道义责任的，如果过多的谈利益，由于过重地以本国的利益为核心，同时不善于平衡与人的利益，那么就异化为民族主义，与世界的走向也不一致。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究竟想以什么与世界沟通，找到共同点、共鸣点。至于社会和大众层面的价值观，我们同样有一个平衡物质和精神追求的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灌输了太多的利益观，结果形成了利益趋动成为了一切，这显然是应当予以改善的部分。
第五，以政治伦理突破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党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好转？目前的制度建设很重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但制度设计也只是管理人的外在行为，而不会解决价值观层面的东西。西方国家的官员除了制度的约束，很重要的是职业意识和政治伦理规则。在我们国家，我们党，从革命之初就走了与西方议会政治相异的道路，我们是通过政治信仰和政治纪律来规范行为，这种规范和约束是需要政治环境的支撑，也就是说，很长时间我们党靠这种力量保证党的强大，然而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削弱了政治信仰的基础，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点，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构建政治伦理体系。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国家和社会正在以更大的包容为我们提供思想的空间和土壤，我们还需要助产士。人民论坛首次评选十大思想人物，这就是一个信号，一面旗帜，一声号角。这种担当和勇气、见识和深刻已经充当起思想助产士的角色，相信这种努力会获得回报。我们共同期待并作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