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但这种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并非异数，印度国大党（1947~1985）、马来西亚巫统（1957年至今）、日本自民党（1955年至今）、中国台湾国民党（1949~1987）、韩国（1948~1987，先后有两个党独大）、瑞典社会民主党（1920~2006）、挪威工党（1935年至今）、墨西哥制度革命党（1929~2000）、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1945~1993）等二十多个政党，均属此列。这些长寿党、常胜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对于人民行动党而言，更为独特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我们也可以换个问法：人民行动党的统领能力究竟从何而来？针对官僚层防治腐败、提升效率的治理术当然很重要，但这并不能解释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要这么做。任何政治行动都不是盲目的，总有理念支撑。因此，真正的答案需要回到建党、建国时期去探寻，它究竟只是英帝国的殖民工具党还是代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意志的独立自主党？穷人的党还是富人的党、精英党还是群众党？只会高蹈作秀的党还是忠实践诺的党？
无论大党还是小党，二战后东南亚、东亚、拉美和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都面临相同的现代问题：如何获得国家、民族的新生，如何去殖民化，如何治理，如何现代化；这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了为什么建党、建什么样的党、什么样的国家，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有没有将理念转化成行动的能力，以及能够在掌控国家统治权和治理权的同时获得并保持其代表性、正当性。
为什么建党
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退场一点也不光荣。在日本军队的猛烈攻势下，英帝国的迅速投降败退给殖民地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殖民地人民终于彻底明白，自己的苦难来自殖民地制度，自己的利益完全从属于殖民地统治者的利益，自己的经济是殖民宗主国经济的附庸。一句话，殖民主义者就是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摆脱积贫积弱的最大敌人。
英帝国在殖民地的人心尽失，“文化领导权”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狡黠的权谋，分而治之成为英帝国退出世界霸主舞台的不二法门。1945年10月的马来亚联盟计划，1946年的联合邦协定，均以推动马来亚政治联合为名，行星马（即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分治之实，即便不能藉此恢复殖民地统治，也能在未来两地冲突中居中调停，继续行使对殖民地实质上的政治领导权。这遭到当时的泛马人民行动委员会、马来人民统一阵线及其他工会团体的明确反对，它们要求制定人民宪法，通过民主普选组织星马统一政府。英帝国不予理睬，反于1948年6月颁布紧急状态法、劳工法、禁止煽动法，取消马来亚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禁止工会参加政治活动。
英帝国政治家、殖民地大臣乃至社会主义者反复强调，帝国就是商业！殖民者的利益完全寄托在帝国的存在！如果英帝国陨落，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必将急剧下降！因此，控制着银行、保险、航海、进出口贸易和企业的英帝国殖民者，不可能真正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们把马来亚的胶锡向美国市场输出，为自己带来美元利益，根本不关心马来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所谓“马来亚工业化”方案纯属骗局，1950年的“六年发展计划”也是在愚弄人民（只投入2‰的财力）。
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就此做出了自己的历史选择：从去殖中寻求代表性，在治理中建构正当性。人民行动党在建党宣言中宣布：“真正代表马来亚人民利益的政党，他们今天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尽速终止殖民地主义。任何政党，倘若其宗旨是在发展或改良殖民主义，那么，他们不仅是欺骗自己，同时也是愚弄人民。殖民地政府乃被用来作为建立与扶持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与政治工具而生存。
因此，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就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推翻殖民制度，取消殖民主义，在去殖和治理中代表马来亚人民的意志要求，才能获得政治正当性。这些要求包括建立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上完全独立民主的马来亚国，取消紧急状态法，承认工人权利，废除禁止工人参与政治、追求改善生活的劳动法令，在政府中实现本地官员管理自己的彻底自治，反对种族主义，维护每个人民的思想、宗教、学术、信仰的自由，维护每个人民的言论、结社、组织及和平集会权利，基于人民获得公正合理的生活原则建设新经济基础，国家照顾失去劳动能力者、工伤人士和年老工人，以及推行义务教育。
为什么是人民+行动
为了更直观地彰显自己的政治信念，由受英国教育的人、社会主义者、马来工会主义者和说中文的左翼四类人组成的建党者们，最终决定以人民行动党为党名。为什么这个三四年后就将统摄新加坡政治全局的新党是人民+行动的党？在建党者中间，主要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大家最初本想取名“新加坡民主阵线”，最终是由李光耀本人改为“人民行动党”，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为人民而行动”一是为了满足当时华文中学学生运动和华语社会的政治诉求，二是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将政党的正当性诉诸于对人民意志的代表，满足大多数人民（即华人）向往中国这个“文化祖国”的政治心理需求，寓意“为人民而行动的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党，才有资格领导新加坡乃至马来亚的人民。
第二种意见认为，“行动”一词取自本地公务员的政治组织“共同行动理事会”，公务员代表国家行动，寓意新生政党注重行动而非空谈。但是，由于共同行动理事会是排他的小集团利益组织，作为一个现代政党显然需要广泛的代表性，包容群众，因此以“人民”修饰、限定“行动”。
第三种意见认为，“人民行动党”里的人民不仅仅指新加坡华人，也包括整个马来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甚至少数欧洲裔人士，因此，“人民行动党”没有前缀，不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寓意旨在建立包容多元种族的统一马来亚联邦国家。人民行动党的党徽也反映了这种政治诉求：闪电代表行动，红色代表勇气，红色闪电代表行动，言必行、行必果。圆圈取自奥林匹克运动会徽的联合之意，代表马来亚人民的联合，蓝色代表对联合的信念，白色背景代表诚实与纯洁。1963年，在被马来西亚踢出马来亚联邦之后，李光耀痛苦于新加坡从此将被迫变成孤岛，失去马来亚经济腹地，再也无法实现创党的理想：建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国家。
第四种意见强调重在行动，以“人民行动党”为名，寓意自己代表的是未来，与过去和现在那些不采取有效行动改善人民生活的政党和立法会截然不同。
简言之，所谓人民行动党，就是为人民福祉而行动的党。
被遗忘的新加坡社会主义
为人民福祉而行动，是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尽管它经常自称也常被视为务实的实用主义的政党，但务实的实用主义不是没有理念的实用主义，而是有着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和民本政治特征。事实上，人民行动党长期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新加坡长期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这一点似乎被人遗忘了。任何政党都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自生自发的，人民行动党是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冲突的深刻影响下诞生的。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不仅仅体现为意识形态的优劣评判，也体现出鲜明的相互学习特征。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独特性在于，除了世界政治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手中以外，冷战铁幕背后依然延续着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如火如荼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试验。欧洲的工党、社会主义党或者中左执政联盟、北欧社会民主政党、拉美社会主义政党都是这场试验的产物。作为其中一个产品，英国工党把费边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主张通过渐进改革、劳资团结、改善两极分化而非阶级斗争，来建立以中产阶层为根基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种试验显然也对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创建者影响巨大，他们回到马来亚、新加坡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把社群主义、共产主义和费边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源，主张非暴力的粉色党而非暴力的红色党，倚重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因而摆脱了极端保守派、反动派的标签，同时也让自己与本地社会主义者、马来工会主义者和下层的说中文的左翼结盟，共同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因此，人民行动党的党纲既融合了工党理念，也融合了共产党理念，这种实用主义使之形成了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
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有个总目标，即最终建成一个“多元种族、民主、自由、非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时，其具体内容又是个“八合一版的社会主义”，熔实现主义、实际主义、民族主义、多元种族、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社会民主、个性解放于一炉。
实现主义强调新加坡社会主义必须是脚踏实地、能够实现的主义。实际主义体现了人民行动党的代表观，人民行动党代表一切需要照顾的广大群众、劳动人民，为最广大的人民谋现实利益，这显然是一种浅层代表。
民族主义和多元种族指向的是塑造新的国家、民族认同，前者设定了国家建设的总体目标：建立一个自由、非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后者旨在消除种族意识、种族观念，提倡国家意识及观念，让人民把自己当作新加坡人。
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式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以民主而非暴力方法消除贫富不均，让人民享受相当的生活、知识和娱乐水准，实现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
政治民主实质上说的是政治自由：彻底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靠民主争取。民主是指一个政府应由人民选出来，代表人民及为人民服务。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应为人民争取下述政治自由：保障私人生活，不受政府无理干涉；政治、思想自由；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自由；人民通过自由秘密选举人民代表；由大多数人选出的政府执政，但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出生地、性别、言语、宗教、肤色；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自由；以及司法独立。
社会民主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及目标，追求实现“尽己所能、得己所值”而非“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照顾人民的经济及社会福利：工作权，医疗及生育福利权，娱乐权，老年、失业或残废者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儿童及青年各凭天资才能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受充足住房的权利。
个性解放说的是消除男女、种族、城乡间的一切法律、经济及政治歧视，将人类从政治及经济无保障的囹圄中解放出来，使人自由发展个性。
可以看出，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理念是混合式的，英国工党理念与共产党理念相融合，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相结合，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民主并重。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尽管不追求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乌托邦，但其政治理念仍然相当美好，政治志向不可谓不远大。因此，人们也许首先会问，在百废待兴的去殖民时代，如何将这些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政治行动？人民行动党能够完成这一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吗？退一步讲，人民行动党真的从一开始就知道人民想要什么样的行动吗？人民行动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人民想要的行动吗？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先来看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1957年12月21日，人民行动党在只有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两项职能的市议会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市议会共有32个议席，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争夺其中14席并最终赢得13席，成为市议会最大党，获得了执政权。在13个代表中，得票数排在第二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永元（Ong Eng Guan）成为市长。市长任期结束后，王永元曾做过首任国家发展部长，后来与人民行动党分道扬镳，另组新党参政。但是，正是在1957年12月21日至1959年5月30日之间的16个月里，王永元担任市长期间的所作所为，让整个人民行动党弄清了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在新加坡普通大众眼中，王永元是个超凡魅力型的政治家，他满怀革命激情，秉持平民主义。他的街头演说，言语形象生动，声情并茂，似乎有一种让普罗大众心悦诚服的天赋。他的反殖民主义演说贴近人们的日常感受，比如他会对比英国巴士督察的高薪与本地司机微薄的收入，启发人们思考这种差异有多么不合理。他意志坚决，事必躬亲，不容虚言，努力做个干预主义、改革主义的市长。他放下市长架子，放弃市长特权，不住政府官邸而住在自己家中，不坐政府配车，徒步在市内处理公务。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高级酒会，他让下层民众称呼自己王先生、市长或者王老弟，并敦促下属放弃压制人民思想的殖民地风俗。他把市政厅改造成为人民的论坛，向普罗大众敞开大门，允许他们自由旁听，并提供逐字母语翻译让人们第一次听懂了议会辩论内容。他下令所有政府告示均用本地语言而非英语书写。他还粉碎了欧洲律师事务所对全市法律业务的垄断，废除了允许殖民官员拿着丰厚薪酬逐步退休的所谓马来亚化方案。
在担任市长的前六个月中，他推动建设完成了大量公共设施：包括300多个供水站、600个街灯、200个候车亭、7个诊所、3个托儿所和20个运动场。他把居民用电价格降低了40%，同时大幅提高旅馆和剧院等用电大户的电费。他降低了街头小贩、人力车夫和出租车司机的许可证照费。他还开展了“三反运动”：反吐痰、反乱扔垃圾、防治虫害，有人因此将新加坡称为共产党式的“运动国家”。
他开创了人民行动党的每周接访制度。他每个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民众对腐败、粗暴行为和效率低下的投诉。所有人民行动党议员也纷纷仿效。他设立了公共投诉局，直接接受民众揭发贪污、渎职、不作为，几周内就调查了400多个涉贪案件，并将其中20余件移送了司法程序，有效遏制了腐败。类似的市政治理制度创新还有很多，普罗大众为之欢欣鼓舞，尊称他为“人民的市长”。
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人民行动党这位“人民的市长”的执政风格，在官员群体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些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尊重颇具绅士风度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有些人因为不同意他的欧洲人骑在亚洲人头上的看法而被指着鼻子赶出会议室。他把平头百姓奉若上宾，并解雇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很多人无法接受。有人据说因为雇了一个年轻的中国打字员专门替自己打字而被解雇，有人据说因为对市长粗鲁无礼而被每月罚款200元长达一年。有人因为把狗带进市政厅而被训诫。他不允许公务员上班时间喝茶看报。他在办公室来回巡视，一旦发现有官员赌博就马上解雇，一旦发现有官员对公众态度粗鲁，就责令其做出令人满意的详细解释，否则就予以严厉惩罚。有人抱怨这是共产党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担忧新加坡将会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人民则把市议会看成人民的议会，把人民行动党视为人民的党、穷人的党，并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在短短的16个月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普通民众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民行动党在市议会这个权力有限的机构都能为人民作这么大的贡献，如果由它组成全国性政府，岂不是可以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这位“人民的市长”的“共产党执政风格”，让人民看到了希望，让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并促使整个人民行动党真正认清了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也学会了如何把自己建设新加坡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行动。
因此，尽管获胜后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组建的第一届新加坡政府也受到了王永元政府曾经遭受的质疑：这是不是个共产党式的政府？会不会导致官不聊生？但以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却并未迟疑犹豫彷徨无计，反而果断坚决地向共产党这个“敌人”学习，延续了王永元开创的非共的共产党执政道路，将治理腐败、议员接访、团结工会和建设公共住房作为首要国务，真正“为人民而行动”。人民行动党开始变得非常敏锐，并善于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落实为有效的行动，只要意识到问题的确厉害攸关，就马上采取切实行动。
首先，英国重返马来亚之后的1945~1959年，正是新加坡历史上殖民地官员最腐败的时期，人民饱受其害，怨声最大。因此，人民行动党把保持廉洁、不腐败列为自己排在第一位的核心政治理念，从四个方面入手治理腐败。一是以去殖带动治理，用11年时间（1958~1969年）以赎买方式换取绝大部分殖民官员离开职位，只留任了其中的0.3%，绝大多数职位、所有重要位置都实现了公务员的本地化。二是1961年设立中央投诉局，接受受到殖民者不公正对待的本地官员和民众投诉。三是坚持对腐败零容忍、人民自由举报、贪污调查局严厉肃贪。四是立法严格限制选举竞争中的竞选捐款，排除金权政治，遏制了现代政治中常见的选举腐败。
其次，人民行动党沿用了由王永元开创的议员每周定期定时定点接访，因为这最不易受到官僚层的阻碍，可以与人民保持直接联系。
再次，与工会结盟是人民行动党从英国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学来的重要政治经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绝大多数基层工会整合为“新加坡职工总会”，其经费主要由政府拨付，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职工总会”在领导层人事上建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职的“共生关系”，并建立了劳资政三方协商合作机制，共荣辱，同进退。
最后，同样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开创并沿用至今的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和居者有其屋政策。从正式执政的第二年即1960年起，设立建屋发展局，为其提供充足的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连续制定并执行了几个“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大兴土木，为人民大众建造公共住房。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就建设了5.5万套公租房，超过殖民地时期110年间建屋量的两倍还多，解决了25万人的住房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新建了6.7万套住房，解决了30万人的住房需求，基本消灭了原来环绕新加坡市区的贫民窟。第三个五年计划（1970~1975年）新建了10万套住房，此时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里。196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执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自有政策，让低收入家庭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分期付款，购买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许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公屋，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迄今为止，新加坡已建造了90万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积从1959年的6平米升至2010年的30平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得到实质改善。
要想赢得人民的心，就必须比一般左翼的思想主张更左倾，并且能够落实为政治行动，在公共住房建设问题上，人民行动党的确深谙此道。人民行动党把公共住房建设提升到了前无古人很可能也后无来者的政治高度，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学国民党，而要学共产党，它先是通过土地征用法基本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然后通过大规模、持之以恒的公共住房建设，实现了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除了李光耀所有效的行动令新加坡人对自己的体制满怀信心说的塑造国族认同和稳定社会秩序功能，以及推动种族和谐、贫富和谐和家庭伦理的社会功能以外，新加坡人把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称为新加坡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革命，是新加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主义行动，最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最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
因此，新加坡尽管基尼系数比较高，表面看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但由于公共住房这一最大的社会主义行动及其他福利保障的巨大缓冲作用，人们的失落感、挫败感、被剥夺感并不像其他贫富差距严重国家那么强烈。
这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显然既不单纯是英国工党式的，也不单纯是中国共产党式的，它在很多重要政治领域都是融合二者的产物。这里只简单地罗列几例，比如，在正当性来源上，新加坡是选举政治+民本政治；在选举竞争上，新加坡是选举期间扫街拜票+选举间歇期间每周接访、取缔金权政治；在基层组织中，是社区中心+居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
为未来立法
新加坡比较重要的政治转型有三次，分别发生在1957~1960年、1984年和2004年。1959年3月，新加坡赢得大选，开始执掌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在1957~1959年间王永元执政经验的启发下，全面落实建党理念，糅合英国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政治经验。1984年，新加坡的“反共时代”结束，后物质主义的一代开始成为选民，人民行动党面临选举挫败，并开始自我更新，尝试将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和儒家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从侧重机会平等转向照顾结果平等，纠正绩优制下所产生的精英主义偏向”。2004年，新加坡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并开始赋予社会更大的活力和公民更大的自由空间。
1957~1960年的政治转型，是人民行动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将工党与共产党理念、政策中适合新加坡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汲取了自己在市议会执政时期的经验教训，审时度势，着眼长远，将治理腐败、建设公共住房、议员接访、与工会结盟融合在一起，开创了新加坡式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从而为未来五六十年的党和国家发展立了法。
能否为未来立法，可以说是政治转型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初步而言，人民行动党在这次最重要的政治转型中，在处理去殖民化、治理和现代化这三个二战后的最重大政治议题上，不只是标榜“为人民”，而是真正“为人民而行动”。就此而言，1957年至今的人民行动党在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政党，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确定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以及至关重要的，如何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有效行动，避免陷入误国空谈，防止因务实、实用而目光短浅、浑浑噩噩、迷失方向等各个方面，的确堪称“为人民而行动的党”。
这也许正是新加坡朝野大部分人满怀体制自信的原因所在。过去，新加坡建国者曾豪迈地宣示：自从有了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时间才开始了，新加坡的历史才开始书写。现在，新加坡政治家也自信地说，没有人民行动党，就没有新加坡。对于未来，新加坡人也许有理由认为，没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不会沦丧，没有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小邦依然不会落入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暴民制的政体循环流变。
“为人民而行动”就是一部过去为未来所立之法，在信守这一未来之法的50多年历史中，人民行动党探索形成的各种好的体制、制度、机制、政策，其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小城市共和国，也不仅仅只适用于大国的基层政治领域。只要行之有效，不厌其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