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孙临平著《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一文讲到了“真理”问题，他坚信存在“宇宙真理”，认为“我们信仰的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作者注），乃是宇宙的真理”。
然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孙临平可能并不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人类社会中，恰好不可能存在“宇宙真理”。特别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永恒真理观或绝对真理观的批判，可以说，就是对“宇宙真理观”的批判，也就是对“宇宙真理”的否定。正是如此，在当今的中国，根据恩格斯的“话语”，重温恩格斯对“宇宙真理观”的分析批判，对于人们理性而科学地认识真理，信仰真理和运用真理，避免理性的自负和真理权的专横，坚持“普遍真理观”，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宇宙真理观：杜林自诩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恩格斯首先指出，杜林把自己说成是“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杜林能够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杜林无所不知，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杜林的道德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说，杜林拥有认识和掌握“宇宙真理”的理性认识能力，杜林所持有的就是“宇宙真理观”。
（1）杜林把自己说成是“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他能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因此，谁同他不一致，谁就违背真理。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1]恩格斯指出，杜林声称自己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而且，“正像他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人。”“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那么，当然就要对其他除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采取颇为蔑视的态度。”[2]
（2）杜林能够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恩格斯指出，杜林“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3]。
（3）杜林无所不知，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恩格斯指出，按照杜林的这种“宇宙真理观”，哲学本身已经不再需要了，“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碰到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这正像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之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4]
（4）杜林的道德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按照杜林的“真理观”，在道德和法的领域，也存在“永恒真理”。杜林曾经设想：“在其他天体上个体的和公共的生活必须遵循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废弃或避开合理地行动的生物的一般的基本规章”。可见，“杜林的真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可能的世界，那么这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如果先确定了杜林的道德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那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它们的适用性有益地扩展到一切时代。而这里谈的又不折不扣地是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问题。”在杜林看来，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在发展过程中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5]
综上所述，由于杜林的思维方式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他的个人思维具有至上性，他能够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他个人的认识成果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他的真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可能的世界，他的道德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因此，可以合理地宣布，杜林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他是没有谬误的人。于是，杜林就掌握了“永恒真理”即“宇宙真理”，杜林的真理观就是“宇宙真理观”。
二、思维的至上性和无条件的真理权恰好是相对的
对于杜林的上述“宇宙真理观”，恩格斯从人的思维至上性和永恒真理或绝对真理的角度，针对性地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
（1）问题的提出：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恩格斯通过如下思路提出了所要涉及的问题，即：“到目前为止我们静静地听了杜林先生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的所有这些华丽的词句，因为这一问题只有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一点上才能予以解决。在此以前，只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有，那么是哪些产物。当我说人的认识的时候，我无意冒犯其他天体上的居民，我还没有认识他们的荣幸，我这样说只是因为动物也能够认识，虽然它们的认识决不是至上的。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6]
（2）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对于人的思维的至上性问题，恩格斯认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而且，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对此，恩格斯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分析：
其一，人类的思维是至上的，但这只能表明现实的单个人思维的相对性。恩格斯说，单个人的思维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界限，那么，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7]
其二，每一个人的思维不具有至上性。虽然“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这只是就这样一点而言的，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8]
其三，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恩格斯指出，“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9]
（3）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恩格斯指出，相对于人的思维的至上性状况，“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一著名的奇迹。”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认识论命题：“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10]
三、在现有的认识诸领域不可能存在永恒真理
对于杜林的“宇宙真理观”，恩格斯还从不同的认识领域，分别进行了如下的辨析和批判。
（1）能够用数学方法研究非生物界的精密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恩格斯指出，“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么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些科学也叫作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可变性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一向非常循规蹈矩的数学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11]
（2）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一般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不变的真理。恩格斯指出，“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展现出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确地确定像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经历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的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么少，比如说为了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此外还常常有像细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迫使我们对生物学领域中以前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并且把它们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么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12]
（3）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获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指出，“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依次相继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我们直接观察的领域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在社会历史中情况则相反，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决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因此，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13]
（4）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能够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远比想像的要稀少得多。恩格斯还指出，“我们本来在上面还可以举出研究人的思维的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和辩证法。但是在这方面，永恒真理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杜林先生把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宣布为纯粹的无稽之谈，而已经写成的和现在还在写的关于逻辑学的许多书籍充分证明，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也远比有些人所想的要稀少得多。”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14]。
（5）谁要自诩掌握了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这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由于人的认识本性，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在上述狭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所以，谁要自诩掌握了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这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对此，恩格斯作了如下总结性地的论述：“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不会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么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小粒真理就会消失在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就会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也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对它作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它的表述方式。可见，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例如在物理学上，情况就是这样。因此，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碰到，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作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15]
四、道德的真理也不具有永恒性和终极性
最后，恩格斯对杜林的“道德的真理”进行了析评。恩格斯强调指出，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也不会有所谓的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或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虽然道德具有共同性，但共同的道德戒律绝对不会是永恒的，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1）杜林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恩格斯指出，杜林之所以要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那是因为，杜林断定自己有能力赋予道德的真理以最后的终极性，杜林“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这时，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料，这位人类的朋友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声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驴和骗子，全都陷入谬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谬误和他们的错误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且证明真理和合乎实际的东西掌握在他手里；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在提包里带着已经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16]这正如杜林本人所说：“道德的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相似的适用性。”[17]
（2）针对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永恒的“道德真理观”，恩格斯指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中，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如果说，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前进，那么在善和恶的问题上就更没有前进了。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18]
因为，善恶观念和道德观念都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19]虽然杜林会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么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么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对这三种道德论，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20]。
（3）虽然道德也具有共同性，但共同的道德戒律绝对不会是永恒的，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恩格斯指出，“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21]但是，恩格斯却明确地指出，这种共同的道德戒律绝对不会是永恒的。“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22]
总之，在恩格斯看来，所谓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实质上，都是相对的，现实的。其依据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意识的唯物史观，即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说明。”[23]由此，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4]因此，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不会有宇宙真理的存在权。
五、恩格斯批判“宇宙真理观”的现实意义
一般来说，对于“宇宙真理”，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从认识对象上讲，所谓宇宙真理，是指关于宇宙现象的真理性认识，或者说，宇宙真理就是能够正确阐述整个宇宙真相的理论。如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就是关于宇宙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这种对象性意义上的宇宙真理，是人类探寻宇宙奥秘的产物和表现，实际上，探寻宇宙的真相和真理，这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从认识至上性上讲，所谓宇宙真理，则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性认识。这种至上性意义上的宇宙真理，在现实上，就是有的人主观自信到理性自负和精神狂妄的产物和表现。譬如，某种思想认识和判断结论由某人自我宣布或者被他人尊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这种“宇宙真理观”。孙临平宣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就意味着真理具有至上性、终极性和永恒性，在现实社会存在绝对真理或永恒真理，这就是现代的“宇宙真理观”。殊不知，这种现代的“宇宙真理观”，恰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而反马克思主义。这种现代的“宇宙真理观”也正是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宇宙真理观”的翻版。因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我们树立正确和科学的真理，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由上可知，恩格斯一方面批判了杜林认识至上性意义上的“宇宙真理观”。他明确指出，在人类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的思维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因此，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人的理性认识和思维能力的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也不会有所谓的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或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因此，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不会有宇宙真理的存在权。
不过，我们却不能将恩格斯对永恒的、终极的“宇宙真理观”的批判，误解为恩格斯奉行相对主义真理观。实际上，恩格斯是坚持“普遍真理观”的，他强调在共同经济基础和历史背景下存在着“共同道德”，即认为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这即是说，同处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当今各国，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普遍的“道德真理”。
归纳起来可以说，重温恩格斯对“宇宙真理观”的批判，对于当今中国人最大的启示和意义，一方面，在于现实的人不能自诩能够宇宙真理，不能理性的自负和真理权的专横，不能狂妄地认为自己能够垄断真理而终结人类思维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于我们不能以真理的相对性和具体性而否定真理还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不能无端地否定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工业社会普遍的、共同的“道德真理”。
（刘俊祥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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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
[2]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
[3]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4]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5]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6]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7]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8]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427页。
[9]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10]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11]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页。
[12]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8-429页。
[13]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430页。
[14]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15]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3页。
[16]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
[17]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页。
[18]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页。
[19]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434页。
[20]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
[21]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
[22]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23]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24] 恩格斯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