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龙应台同年。当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时，大陆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我在遗漏了中学、失学十余年后，终于有机会上完大学。80年代的中国大陆比台湾更封闭，当时我的状态，恰好处于应该受龙应台启蒙的位置。多年以后我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再回看中国，又有了类似龙应台当初从国外回台时的体验。所以很巧，我有如此两头的感受。

龙应台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初次回去定居，她变得“容易生气”。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在离开大陆两年多以后，回去了一次。两年多的时间很短，可是，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我非常惊讶：中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怎么了？我后来明白，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作悲剧。但是，龙应台在把它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资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逐渐知己知彼，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我相信，当年龙应台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的台湾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她在传达的那一个世界，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始终不会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规范，其实是移植于异文化。这样的制度在它的原生地，也经历千年磨炼、经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断互动，是一个与历史俱进的漫长过程。这种制度在中华文化圈的移植是“一朝落地”，难以马上生根。因此，需要象龙应台这样，有强健胃口能够消化异文化、又土生土长熟悉本土文化的人，担当一个过渡桥梁。

我们常常看到，象民主这样的概念，会成为非常奇怪的东西。虽然那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政党和政党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引入中华文化、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中华文化，常常会出现一种同生共死、忠诚不二的组织压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却是轻松自如、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又是文化上价值的个人取向。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而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自由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这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残存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要有能力理解和指出集权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集权社会，推出一个反对党似乎是重要的。可是，在民主社会诞生的一刻，社会面临的难题马上就截然不同。人们会发现，反对党的生存不再需要呼吁，相反，可能是突然冒出的一百个政党面对如何共存而束手无策。新的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本人在内，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在一个公民社会平等地生活。每一个从集权社会脱胎出来的人，可能都必须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渐渐学会。然而，唯不同观点的平等交流成为社会常态，不同政党才可能摆脱你死我活的争斗文化，成为各种民意正常表达的渠道。民众唯有成为一个个具有良好素质、独立意识的个体公民，才不会轻易被政治家调动，成为他们手中任意操纵的工具。

《野火集》的出版在当时的台湾引起震动。那是社会质变的前夜，是多年郁结在有待解开的时刻。台湾民主化以后，人们回想龙应台带来的旋风，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社会批判，其实是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动力。这也使得一些人读到《野火集》，常常理所当然地，就把龙应台单纯解读为“一把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龙应台出现的时机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指针。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显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在一个尚未“解禁”的集权制度下，不仅是如其他知识分子所做的，直接抨击集权制度，而更多地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作出准备。龙应台的眼光在当时是超前的。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或许预见到当时台湾集权制度的瓦解，并不是那么艰难和遥远。可是，龙应台一定知道，在它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因此，龙应台不是简单地冲击集权政府，促使它的解构，而是提前让民众理解，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固守中华文化圈传统社会的许多旧观念，并不利于这个制度的存活和生长。这个方向的批判，其实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在集权社会的末期，站在民众的立场，把矛头直指专制政府，虽然被政府所不容，可是你的身后自有万千民众的支撑。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地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至今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这样的尖锐不仅是在检验龙应台的勇气，更是在检验当时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水平，能否消化一剂重药，激发出自省的能力。二十年飞快地就过去了。那个旧日台湾，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可是，《野火集》内涵的前瞻性，一些和特殊时代背景相连的政治批判已经过时，《野火集》依然生气勃勃。它不仅是一个历史记录，还是仍在燃烧中的野火。因为，龙应台的预见，在今天的台湾变为现实。

而龙应台的尖锐并不走向居高临下。除了个人素质，也是在一个平等社会中，长期地接受潜移默化的结果。你感受到平等，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会“开低走高”，作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这个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低调”还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龙应台在给我们启示。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它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这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