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说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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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中长期全面改革方案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说新话”这四点框架性建议。作者强调改革方案的价值和贡献在于说新话，这就必须要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样，破除眼下我们心中“凡是”的阴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今年底召开，结合十八大以后的新情况，对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中长期全面改革方案问题，我谈四点框架性意见。简单说，十二个字：“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说新话”。
中长期：10~15年
新阶段全面改革方案，时间跨度如何把握？现在有四种选择：（1）短期方案（2~3年）；（2）中期方案（5年左右）；（3）中长期方案（10~15年）；（4）长期方案（瞄准2030年或2050年）。我建议，不搞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可锁定在“中长期”。从现实来讲多长？十到十五年，基点是十年。
为什么？从中国改革史来看，过去三十多年搞了三个改革决定，即：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大体上是十年一个决定，而且都是偶数的三中全会-“二”、“四”、“六”。这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按历史规律，应该着眼十年。
从未来看，十八大产生的领导集体，按通常情况，其主要成员的执政期要十年（不排除部分成员可能到十五年）。而未来10~15年，恰好是中国改革攻坚的关键期，也是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道大坎”。在这样一个关键期内，中国的改革到底如何推进？该来的终究要来。这个历史性课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需要制定一个与执政期大体一致的改革方案.
从历史长河来看，未来十到十五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呢？以中国现代史分析，中国（大陆）已经经历了第一波历史大转型（以1949年为标志的社会制度转型）和第二波历史大转型（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转型）。现在，经济体制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同时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任务又提上日程。
所谓“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按我的定义，就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参见笔者《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2010）。未来十到十五年正是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和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交叉期，也可以说是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启动期。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成的任务，可以在全方位转型的大框架下，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等一并突破和深化。如果说，第二波历史大转型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话，那么，第三波历史大转型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为“双核心”，在市场化和民主化基础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以这样的大历史观观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长期改革方案，应该比前三个经济改革的决定，更带有战略性和历史性。
大视野：从全球到“五环改革”
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全球视野。
21世纪，全球面临的是一个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新格局。尽管个别大国还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并提出再平衡战略，但是国际关系的实质表明：世界已经不可能是冷战时期的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了。我个人认为，当今世界，有三个大趋势必须认清：
1、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机制。即使是经过此轮金融危机的反思、进一步认清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之后，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作用，也不应该动摇。当前各国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和汇合点、实现互利共赢，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这一基础上的。
2、公平正义。无论是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各国民众表达形式不尽相同，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诉求是本质的，共同的。
3、包容互鉴。最近，习奥安纳伯格庄园会谈表明，一种区别于以往大国冲突的新型大国关系正在构建当中。基于此新型大国关系，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势在必行，这是打造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文明基础。如何包容互鉴，涉及文明交融问题。我认为，应重视“安纳伯格精神”，并进一步挖掘这些东西背后深层的文明价值。如果真的包容互鉴，而不是外交辞令的话，现在的一些思路是否符合“包容互鉴”的精神？
市场经济、公平正义、包容互鉴，这三条是世界潮流。它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何种倒逼作用？改革研究者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
第二层次，社会主义转型国家视野。
目前，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5个，除朝鲜迄今依然在固守原体制之外，其它四个包括中国、越南、老挝、古巴，都属于转型国家。这里要特别关注一下越南。我们在此讨论改革方案，越南在做什么？据我了解，他们在讨论修改宪法，以民主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作为核心理念，开门征求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见（已经收上来的意见达2600万条），由此激发人们的改革激情，形成一个强大的改革氛围。我曾七次去越南学术交流，他们的“革新”起于1986年，比我们晚8年。现在中越改革在赛跑，有一个谁跑赢的问题。我感觉在某些方面（不是全部）他们已经跑在我们前面，需要高度关注并予以重视。一个拥有8880万人口的邻国的改革新举措，不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一新动向应纳入我们的视野。
第三层次，中国“五环改革”视野。
新阶段历史赋予中国的，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五环”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2013年3月，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一书，收录了笔者的《新阶段改革战略与“五环式”改革运作》。这里不再重复。只是想强调，要树立“五环式”改革的视野。
攻重点：力争有所突破
改革方案的内容写什么？我曾假设了四种情景：第一种情景，回避垄断行业改革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例如“价财税金联动”改革方案）；第二种情景，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第三种情景，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五环”改革方案；第四种情景，全方位的、系统的“五环”改革方案。
按照目前中国改革的情况和未来10~15年任务，我的意见是，第一种情景内容过窄，第二种情景虽有进步，但仍然局限在经济领域，内容单一，似不足取；第四种情景虽然带有全面性和系统性，但当前客观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施行有一点难度。我建议可以考虑实施第三种，即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五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方案，其中尤以经济、社会、政治为主体，文化、生态贯穿其中。具体意见如下：
（一）经济改革：围绕“公正性的深度市场化”改革，突出5个
重点：
1、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从十五大提出“打破行业垄断”，到十六大“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到十七大“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几次报告都讲垄断行业改革，但阅读了十八大报告后，发现并没有此项内容，令我困惑不解。除政治和利益关系另需研究外，从学者自身角度反思，这是否与我们没有阐述清楚有关？
这里，我依自己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研究，提出“结构性破垄”方略，即对中国垄断的三大类、六种情况区别对待，“三不破、三破”：
（1）对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可暂时不破垄（但要实行一定范围的“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competitionforthemarket）”）；而对过时的、假冒的所谓“自然垄断”和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要坚决破垄。
（2）对法令性的垄断（如烟草），可不破垄；但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存在不少），要坚决破垄。
（3）对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应破垄，还应进一步加强，以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厂商串谋、寡头垄断）等，应坚决破垄。在此，要消除社会上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将“产业集中”等同于“垄断”的误区，化解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由而排斥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心结”。
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这里我提出两点：其一，建议改换“赋予农民权利”的提法，这种提法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色彩，“农民的权利”是“天赋”的，建议采用“承认”、“尊重”、“保障”的提法。其二，不要武断地排斥农民的土地抵押权，而应根据新情况修改《物权法》，予以确认。
3、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这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将市场体系建设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面。注意，这里不仅包括资源本身，而且包括基于资源的产品，故“性”字不可少。
4、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改革分税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环境税等，以及改革资源税等。
5、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打破大银行垄断，推进私人及草根金融发展；同时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注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两个抓手：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强化SHIBOR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二）社会改革：围绕“社会共生”和社会组织创新，5个重点：（1）收入分配改革；（2）户籍制度改革；（3）事业单位改革；（4.）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创建；（5）社会组织改革(如各种社团组织，重点是“去行政化”、实行登记制、取消主管部门、经费自筹等)。
（三）政治改革，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突出4个重点：（1）政府自身体制改革（可从改革审批制度切入）；（2）官员及亲属的财产公开制度和子女留学返国制度；（3）以独立公正为旗帜的司法体制改革；（4）有关党内民主化改革等。
文化和生态领域，不一一列举。
讲新话：多少有超越
改革方案的价值和贡献在于说新话，说些过去没有说过的实事求是的新话。
这里，历史的经验值得今天借鉴。29年前即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订第一个改革决定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过什么？我在《史料版1984莫干山会议》中曾写道：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这涉及到改革方案的基本方向问题。当时曾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一位部门负责人给有关部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主管意识形态部门负责人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
据张卓元先生主持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记载，“这一文件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最后按“商品经济”思路统领改革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会被看作‘异端’”。
29年后的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写哪些新话？写哪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写哪些“过去……会被看作‘异端’”的东西？胡耀邦同志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值得学习。这关系到改革战略的科学性问题。
至于这次写哪些新话，大家可以讨论。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比如，总论部份是否可以写“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导向”（或简称“公民本位论”）？经济领域是否可以写“结构性破垄”或“两平一同”“混合所有制经济”？政治领域是否可以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和“建立最大政治公约数体制”？社会领域是否写“社会共生”和“公平正义制度”？文化领域是否可以写“文明交融”？生态领域是否可以写“资源环境产权”？更大范围是否可以写“包容性体制创新”？等等。
而要说新话，必须要解放思想，如同当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样，现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心中“凡是”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