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网上发表陈毅之子陈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表示，“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他指文革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并表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陈小鲁的道歉虽然有些迟了，但作为“红二代”的标志性人物，他迟到的道歉仍然具有重大的正面意义，尤其是许多红二代还在为自己文革中的罪错遮遮掩掩，或默不作声，与之相比，陈小鲁的道歉尤为可贵，或许与陈毅诚实、正直的品德、性格及家教有关，但我更相信陈小鲁的这一表态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人道精神在中国大地上的恢复和自我批判意识在中国大陆的生成。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却几无自我批判精神。忧患意识与自我批判并非没有相通之处，但在传统语境中，两者却有着质的差别：前者着眼于自己的家业、自己的江山社稷能否被子孙后代继承，根本上不脱排他性的“自私”二字；自我批判则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和超越，它指向一种高于自己及其团体的原则，这种原则是可以指向一切人的普遍原则，但它不是抽象的、虚妄的，而基于人性之自省自觉，现代的人道主义如此，后现代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如此。

由于中国人的家庭本位、家国本位，儒家讲的“仁者爱人”的原则，是“爱有等差”的，它曾经比墨家的“博爱”更有生命力和可行性，与忧患意识也可以相辅相成。但它缺少普遍的超验的维度，所以许多人做人做事难以立足大写的人，不愿也不能正视自己人性中的问题，其人道精神也因而大打折扣；即使觉得做了对不住家国的事情，指责自己，也不是基于做人的诚实和正直。而诚实和正直一旦被放逐，则人就一定会弄虚作假、蝇营狗苟，并巧言令色、文过饰非，良知就会严重受损。所以后来到了宋明理学，学者们才高度关注拓展、提升仁道原则，将人的内心之“诚”提升为普遍的天理，从而让国人真正树立孟子“民胞物与”的情怀，努力做到“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可以说，做人的诚实和正直，与其说是基于家国的利益，不如说是基于“人”的理念和良知，前者包括不了后者，后者却能涵盖前者的正当利益。

我们已经很长时期不讲做人的“诚实”和“正直”了！因为它不符合所谓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后者似乎远比前者神圣伟大。在革命年代，我们的确是靠讲阶级讲党性，让中国人超越传统的一己一家之私利，甚至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投身革命的。然而，到了革命本身成了目的或异化为一些人谋取权势的虚假符号时，它就会反噬革命儿女，就会失掉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性光辉，这时的“革命”本身就成了非人道反人道的恶的化身。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典型，文革中的极左领导为了把中国人悉数改造成只对“伟大领袖”及其“路线斗争”尽“忠”的“革命战士”，甚至提出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人性、情感、生活常识或自己朴素的善恶判断力，都统统放弃，或转化为对一个偶像迷信式的崇拜，于是，革命也好，不革命也罢，在一样缺少真正的批判精神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

不难发现，有忧患意识而无自我批判，这几乎是整个东方文化的特点，它在人的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则是把“面子”看得远高于“灵魂”，面子涉及的是人际关系中的羞耻，灵魂涉及到的则是深度人性。有的人即使也有灵魂，良知未泯，但只要顾及到自己的面子，尤其是自己所在群体或组织的面子，那不管做了多少对不住自己良知的事情，都要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所以，有“耻感”而无“罪感”的日本人对二战的暴行也不忏悔。当我们谴责日本人时，也应当反省自己，甚至更应当反省，因为日本战犯是对其他民族的犯罪，而文革中的中国人，包括历次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中的整人者，却是对民族同胞的犯罪。

至于文革中的一些思想文化打手，至今以“革命”自居、以“红”自居，死硬到底，他们的大限都不远了，由他们去吧，上帝一切看得明白。

陈小鲁的道歉为了什么？他说“为了灵魂的净化、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未来”，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的心灵能否净化、人性能否提升，是社会有无真正的进步、民族有无光明的未来的前提。那些犯下严重罪错的人，不道歉、不忏悔，或将本属于自己的问题推给上级、推给历史、推给环境，归根到底，是这些人一直没有确立起真正的自我，自性一直载沉载浮，“心灵”、“良知”也无非是服务于自己利益和面子的工具。所以，在这些人眼里，自己的私利和脸面最重要，至于“灵魂的净化、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未来”，他们何曾真正考虑过？！

中国人的道德要好起来，中国的政治要走上正轨，中国社会要建立现代文明秩序，更不必说中国人的价值观要让全世界的人称赞，中国人就要从对自己的反省、从灵魂的净化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