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和增速下滑压力，很大一部分源于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掉一点不怕，怕的是走老路，是结构调整踏步不前的过快增长。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挑战，解决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关键是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推进经济转型，面对的国际环境如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本期“观察”约请专家就此进行讨论。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
党的十八大对当前国际环境有一个重大判断，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这个判断的依据之一，就是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时期，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谁能把握住这个黄金时期，谁就能实现快速发展和弯道超车，如1870—1913年的美国和德国、1950—1973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1990年以来的中国和印度。
另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这个时期往往还是矛盾和风险凸显期。如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科技全球化阶段时，由于缺少有效的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最终把世界经济拖入了危机的泥潭。为什么美国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却陷入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危机呢？应该说，欧美经济自1990年以来出现的过度虚拟化、泡沫化、福利化倾向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危机触发的全球经济贸易变局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为了解决所谓经济全球化失控问题，在战略上推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变局。一是积极推动两个超大规模的排他性自由贸易区谈判，即跨太平洋(行情,问诊)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行情,问诊)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试图打造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说，欧盟和美国将一起制定全球标准，在投资、政府采购、非关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环境与就业、竞争性政策、国有企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更严格的贸易标准。二是于2012年4月发布了《双边投资协定2012范本》（BIT2012），除了包括投资待遇的最低标准、最惠国待遇、征收、转移、代位、损失补偿、投资争端解决等传统内容，还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劳工、环境、业绩要求等新条款，试图打造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的范本。三是主导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包括全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所有服务部门均需对外资一视同仁，试图打造高标准的服务贸易开放的范本。这是国际关系、国际规则和国际格局的一次大的变局。我国如不积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形成高标准规则的适应能力，就有可能被边缘化。
结构调整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另一个重要趋势。美、日、欧的经济复苏短期主要靠量化宽松政策和扩大出口，长期主要靠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结构调整。美国利用这次危机开始推动10年的结构调整，以使美国经济从过去10年过度依赖金融和房地产带动的结构，重新转换到依赖实体经济。日本和欧洲也在进行这样的调整，如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和欧洲的“2020战略”。其国际代价是新兴经济体发展普遍开始减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如果不加快结构调整、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美、日、欧经济从危机泥潭里爬出来的时候，就有可能陷入困难时期。
我国经济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过去30年的成功模式无法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必须加快转型。
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去30年我们采取的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后应转向扩大内需战略；转向发展开放型经济，即开放而非歧视性的经济；转向经济国际化战略，即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产业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转变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与过去的战略选择有直接关系。今后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推进城乡、区域及居民基本公共福利和收入平衡发展；进一步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转变政府推动和优惠政策试点的改革模式。过去30多年我们谈的最多的是“转轨”，未来30年我们应更加强调“规范”，即走向规范、法治、公平、透明的现代治理模式。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着力提升实体经济。过去10年形成的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外向型经济发展形成的外贸产能过剩、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风能、光伏等的产能过剩，要经受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减速的压力，经历转型升级之痛。中小企业则需面对缺订单、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规范的严峻挑战。实体经济只有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才能克服产能过剩，实现创新驱动。
2012年很可能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2年我国GDP增速降到7.8%，2013年很可能降到7.5%左右。但是，与2012年减速相伴随的是消费率上升、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上升、研发强度上升、就业弹性上升。这说明，在我国经济减速过程中，结构开始优化，就业开始增加，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预期我国经济转型将经历5至8年最艰苦的时期，将面对国际需求萎缩、自身综合成本上升、国际摩擦和竞争加剧、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上升等突出问题。跨过这个艰苦的转型期，我国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黄金30年。这期间，核心问题是我国能不能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体制机制、新的战略和新的结构。应该看到，我们具备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利条件。新型城镇化，尤其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的发展；新型工业化，尤其是创新驱动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尤其是全球投资、全球制造、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国际化生产体系的建立，都会推动需求和消费升级，并诱导供给结构转变。对企业家来说，需要坚守实业、积极创新，在全球配置优质资源，在更加规范、更加公平、更加遵守市场秩序中适应高标准的国际规则。这是决定我国未来30年经济增长曲线状态最重要的因素。
处理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关系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有效推进经济转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需由以往的重点突破转向全面发展，方法需由以往的以点带面转向统筹兼顾。当前，亟须在几个重要关系上澄清认识、处理妥当。
发展与转型的关系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需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是经济发展不能滑出的“下限”，否则，经济转型就无从谈起。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增速过度下降，投资、就业、收入都会下降，消费也会下降，民生问题就会更加凸显；第二，我国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速过度下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应认识到，科学发展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前提，还是经济转型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转型进程中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转型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那种认为经济转型可以容忍7%以下甚至更低增长速度的观点，显然是对发展与转型关系的误解。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远未完成，具有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巨大空间。日本、韩国等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也证明，高速增长的时限与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时限基本一致。据此推断，我国经济还可以保持10到20年的较快增长。
改革与转型的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表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就没有我国经济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后，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并依靠改革推进转型，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这是因为，只有建立一整套促进、引导和保障经济转型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经济转型才能从外部强制转变为内在需求，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加快经济转型。回顾历史，我们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次重大决定，即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推动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期。今年距离2003年的改革决定正好10年，新的改革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的确定，将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加快经济转型步伐。
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关系
经济转型必须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遵循三次产业演进规律，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遵循产业链升级规律，由低端向高端、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但是，我国推进产业升级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老路，即发展现代产业、放弃传统产业，特别是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走中国特色经济转型之路，既需要“中国创造”，又需要“中国制造”。其原因，一是我国就业压力巨大，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能在发展中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形成工业化与增加就业的良性循环；二是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客观上为多层次制造业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如东部地区随着劳动力、土地等价格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梯度扩散，有助于形成工业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
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扩大消费，一方面要扩大居民消费的绝对量，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投资和消费共同构成内需。扩大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一种途径是投资下降、消费上升。显然，这不是稳增长、调结构的应有之意。另一种途径是使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快于投资增长速度。这是切实可行的。在扩大消费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投资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投资的作用不可低估。其原因在于：一是经济转型绝不仅仅是调整存量，更重要的是扩大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增量，而这离不开投资的扩大；二是经济运行存在路径依赖和发展惯性，投资一旦下降，经济运行就会出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好投资的方向、结构和效率问题，充分发挥投资在经济转型中的促进作用。
自力更生与对外合作的关系
推动经济转型，必须紧紧依靠创新驱动。加强自主创新，一方面应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等领域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推进创新，走开放型、协同型的创新道路。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的自主创新需要以学习和引进消化吸收世界一切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为基础。二是这样做有利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加速追赶世界科技强国。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绝大多数新技术、新工艺的专利权以及尖端技术开发和国际技术转移为跨国公司所控制。三是通过开放型创新，可以把我国的自主创新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倒逼我们加快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加快自主创新。然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我国利用全球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照搬日本、韩国等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而必须探索有自身特色的自力更生与对外合作相结合之路。
提升传统产业 夯实转型基础（互动）
提 问
读者 祁书俊：
当前，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传统产业具有比我国更明显的低成本优势。如果不注意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就很可能陷入经济转型尚未实现而传统产业基础又被严重削弱的境地。对此，应怎么看、怎么办？
解 答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鹏飞：
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传统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但传统产业仍然是占国民经济比重最高、缴纳税收最多、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工业部门。提升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不仅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而绝大部分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的竞争力状况并没有显著改善（见右表）。尽管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箱包、纺织服装、鞋类等产业链全球化布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呈下降态势。这是因为，产业链全球化布局产品的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在发达国家，我国企业从事的主要是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刚性约束下，我国企业未能同步提升产品设计、品牌运营、营销管理能力，导致我国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大部分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发展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善，但在国际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特别是化学品和钢铁等过程工业产品，受原材料资源禀赋不足、关键设备和工艺自主化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显得步履维艰。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如果不能在此过程中大幅提升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经济转型的产业基础就会变得很薄弱。这是因为，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的主要产品包括化学品、钢铁等中间产品以及动力机械设备等资本品，大都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性产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必将严重依赖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布局。我国技能工人数量多并且工资水平比发达国家低，这的确吸引了跨国公司来华开展高技术产品的加工装配活动。但如果我国只是以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参与高技术产品的全球产业分工，那么，从中获得的利益就会非常有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2013年1月发布的全球增加值贸易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出口额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高达42.58%，远高于其他大国（见图）。另一方面，许多高技术产品生产装配环节的初始投资不多，表明跨国公司在我国高技术领域投资的根植性较浅，决定了这种“引来的”竞争力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针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竞争力有所下降和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竞争力停滞不前的问题，我们必须多措并举，强化经济转型的产业支撑。一是在制定实施结构调整政策时，应为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总体而言，市场机制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政府的支持作用应主要体现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上，特别是在加强研发设计人才培养、搭建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贸易摩擦、规范要素市场秩序等方面提供实质性帮助。二是优化政策资源配置机制，把目前配置在技术门槛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的大量政策资源，调整到核心技术突破及关键零部件本土化等领域。长期以来，我国对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的支持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这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在现阶段不但影响了扶持政策的效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支持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发展的政策应与时俱进，盯住前沿技术研发、产业标准制定、海外市场开拓、关键零部件企业并购等高附加值环节，有针对性地出台扶持措施，激励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