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正走向超级全球化面对逆全球化的大变局。从历史上看，这往往是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加剧、货币银行经济危机高频发生、全球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的时期。
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主权让渡程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各经济体越开放，粘合度越紧密，相互依存度就越高。在综合运输和通信科技革命推动下，这期间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分工方式：国际工序分工。一个产品可以做到不同工序在全球不同地方完成。由此发展出零库存，及时供货的综合物流和全球供应链体系，链条的各环节似乎都处于超级粘合度中，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有机组合体。
在这种超级粘合度中，各国海关、商检、边检等构成跨境网络，供应链中的空运、海运、陆运的“最后一公里”都无缝衔接，各国经济贸易深度粘合在一起。这时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即超级全球化的效率轮盘转动越来越快，谁来确保全球经济公平、公正、平衡、安全运转？各国经济主权让渡给了世界市场，却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承接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政策协调功能。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技泡沫及21世纪头10年泛起的金融泡沫都说明，失去对手和制衡的超级大国正将超级全球化带入越来越严重的泡沫、失衡和社会不稳定之中。
在超级全球化超额红利分配中，全球失衡的泡沫红利集中到了顶层市场的头部企业手里。无论是2001年的科技泡沫破灭，还是2007年的金融泡沫破灭，被拯救的是占有全球化红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受损的则是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超级全球化的整体效率越高，全球化红利越多，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公平程度就越高。当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利益受损者就会起来反对超级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当华尔街金融寡头、跨国公司寡头等赢得暴利，而美国底层蓝领和中产阶级都沦为利益净受损者，那么经济粘合度和生产效率越高，最后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就越大。
在欧洲，英国率先充当破坏者，以“脱欧”的方式告别欧盟高度一体化的粘合度。美国随后跟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宣称，美国在全球化中吃亏了，进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断“退群”。令人困惑的是，超级全球化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会“吃亏”，要求对等和公平对待。而超级全球化的超额红利事实上都被美国拿走了。超额红利如此巨大，贪婪吹起了科技和金融泡沫，制造了全球非理性和虚假繁荣，导致经济越来越脱实向虚。一旦泡沫破灭，全球化红利最大受益者成了全球化利益的“受损者”。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在西方获得了不少支持。
从历史上看，高经济粘合度最终都走不远。因为经济粘合度提高了全球经济效率，增进了经济福利，形成了增长黄金期。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解决不了公平和社会问题，最后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各种冲突和对抗。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守成大国英、法等综合国力由盛转衰，新兴大国美、德由弱转强，实力对比的变化引发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改变。各种矛盾同步交织最终产生了“大萧条”、贸易战，甚至引发了世界大战。本质问题是1870年至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提高了经济粘合度，却没有建立相应的世界治理机制。一战结束后，美国倡导建立国际联盟以制衡英法。然而，国际联盟成立时，美国却没有参加，保持了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国际社会最终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历史经验说明，全球化增进各国经济粘合度同时，如果不能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解决好经济粘合度内在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破坏性机制出现，使世界陷入冲突对抗。
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全球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平衡点。面对这一趋势，中国该怎么办？
经济全球化的上半场是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表现为效率提高。现在经济全球化到了下半场，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大国冲突可能日趋激烈，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会高频率发生。当各种矛盾、冲突和对抗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预见，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遇到全球反经济粘合度的阻击时，对中国而言，适时推动战略收缩是必要的。重点需放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即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现代化的改革，推动国内治理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当前，核心问题是收缩到什么程度。如果收缩到东亚地区，就涉及到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的调整。原来的分工格局是东亚为世界提供劳动力和制造环节，美欧为世界提供技术和市场，中东和亚非拉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未来调整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东亚产业链和供应链如何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增强中日韩和东盟基于战略互信的合作关系。二是能源和资源从何处来？这就需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三是技术和市场从哪里来？这就需要构建跨境创新网络。
所以，新时期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需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变化。笔者认为，总体开放战略格局应有所转向。一是积极推动以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为主导，形成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双轮驱动的新开放局面；二是积极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积极推动以深化东亚生产网络为首要，形成本地需求、本地创新和本地宏观政策协调的新产业体系；四是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五是积极推动跨境创新网络建设，形成科学、技术、创新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新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