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战犯
公安部在华国锋部长领导下，进行了“特赦战犯”的工作。
解放以后，从1959年开始，我们对于部分国民党、伪满高级战犯已经分别进行了六批特赦。l974年底，毛主席指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1975年3月，华国锋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
在公安部、高法、统战部、中调部、新华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公安部摸清战犯名单，首先搞清国民党军队军以上、地方局以上战犯名单，并要求各单位做好特赦前的准备工作和特赦后各地安置的准备工作。
3月17日，人大常委会开会作出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3月18日新华社发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电讯。这次特赦战犯共293名，其中蒋军军官219名，国民党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释放后有公民权，来去自由，可以去台湾。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到各个战犯管理所宣布决定。3月21日释放战犯集中到北京。由华国锋主持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宣读了国务院特赦令。3月22日，组织他们参观学习，会晤亲友，4月2日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其中有10人愿意去台湾与家人团聚，4月14日抵香港，但台湾拒不接纳，发生了张铁石（61岁，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在港自杀身亡事件。
在后来审查被释放的战犯名单时，发现调离战管所到农场劳动的战犯被遗漏，被遗漏战犯和自1962年到1965年窜犯大陆先后被俘的武装特务和特务船的船员，共144人。中央决定把被遗漏的战犯和俘获的武装特务再作一批宽大释放。9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全部宽大释放的电讯。9月25日集中到北京。其中有65人愿意去台湾与家人团聚，分批经香港去台湾。其他也分到各地安置。还有日、韩籍特务4名，遣送回国。
第二批特赦工作因华国锋去西藏，经邓小平批示后基本上由我主持进行。两批战犯的特赦工作于1975年10月结束，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安置。
筹备召开各类专业会议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除抓好日常业务工作外，多开点专业会议，不开全面性会议。
1975年上半年，于桑带了几个干部去广州调查，准备召开侦察工作会议。边防局的干部到黑龙江蹲点调查，准备召开边防会议。我同祝家耀带干部到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调查了解治安工作面上的情况。8、9月份由铁道部、公安部联合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和铁路系统公安局长参加的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华国锋讲了话。会上反映江苏宿迁在教育控制盲流人员方面的经验好，经华国锋批准筹备在江苏宿迁召开现场工作会。
而侦察工作会议因为于桑和祝家耀二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作的看法分歧很大，文件迟迟起草不出来。到11月后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侦察工作会议没有开成，其他专业会议做了筹备也因“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开成。1975年的许多工作因此被搁置而无法完成，又投入到政治运动中。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全面整顿方兴未艾，公安部正在筹备召开侦察、边防、宿迁治安工作现场会等专业会议。1975年冬毛主席从支持邓小平工作转向批判邓小平、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作了批示后，11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我参加了。在打招呼会上华国锋讲话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接着中央发了23、26号文件，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在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
2月3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批准叶剑英病休，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l976年2月5日，打招呼讲话要点向全党传达。
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当前主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推向全国。
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由毛远新整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即《毛主席重要指示》。如：“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等等。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毛主席重要指示》即中共中央[1976]4号、5号文件。同时在报刊上开展“教育大辩论”和开展对“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株大毒草”的批判。
从1975年11月中央23、26号文件（关于清华大学）下发到1975年底，华国锋曾多次召开公安部核心小组会议，指示“政法干校不要忙着开学，现在路线不清，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再去教育人”。当祝家耀汇报筹备侦察工作会议起草文件中与于桑的争论时，华国锋表示祝家耀的意见是对的，并说：“右倾翻案风不仅教育战线有，各条战线都有影响。”“公安部有些同志思想上总是疙疙瘩瘩，要做些调查研究，通过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公安部要带头，你们批好了，对下面有影响。”还说：“刘复之写信说他被保护审查期间，曾威带人在他的住处安窃听器，矛头是对着我的。批右倾翻案风要联系他的实际。”华国锋指示：你们把今年（1975年）的文件查一下，铁路治安会议上你们给我起草的讲话稿上有“三项指示为纲”，有机会的时候你们要检讨几句。
中央和华国锋部长的指示精神，是不能损害文化大革命。仍如部内在算旧账和反算旧账的争论时一样，首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做法。
按华国锋的指示，我们通知不在家的核心小组成员赶回，于桑从广州、凌云从江苏宿迁、杨贵从大寨回部，共同研究如何贯彻华国锋指示，研究部署公安部内“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正进行的几个专业会议的筹备工作都停顿下来，原定召开治安工作宿迁现场会议也因抓运动是主要的而无限期推迟。
12月28日，我因发高烧住进医院。我住院期间核心小组的工作由杨贵代理。有一天杨贵、祝家耀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如何联系实际问题上意见不一，到医院找我。杨贵主张联系批刘复之，祝家耀意见要批于桑。我同意了杨贵的主张，表示要按华国锋的指示重点批刘复之。另有一次杨贵来医院说：“有件事要告诉你一下，王洪文要我和祝家耀把部里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政治部整理了一个材料，我想送一份去。”写的什么材料什么内容以及事前如何安排的都没有告诉我。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虽然他不是分管公安部的，但他要祝家耀和杨贵这两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弄材料，我是不好问的，我只有默认。过了几天杨贵又来告诉我说：“我想了一下，材料光送给王洪文不好，我给华国锋也送了一份。”材料最终也没有让我看。1976年1月26日我出院后，杨贵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华国锋看了。华是部长，他知道了就行了。
1976年2月25日，中央分批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后，组织到会干部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过去部里有人提议组织干部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因为上面没有通知，我没同意。看到中央组织各地来开会的负责干部去参观，我便同意政治部组织一部分干部去参观。后来接到国务院要求各部委组织干部去清华大学参观的通知，公安部组织了干部去参观，我也去看过。
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发了[1976]4号、5号文件，重提了“阶级斗争为纲”，要“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说老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
华国锋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还指示“在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解决公安部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广大干部团结起来”。经核心小组讨论研究，决定先组织局以上干部学习，然后全体干部学习，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要求联系实际开展批判。联系实际中批判了刘复之、于桑和几位老局长。在公安部第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上，为了响应华国锋“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的指示，凌云、严佑民带头发了言。我也集中了几位同志起草我的发言稿。后来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没有再开大会，发言稿没有写成，也就没有发言。
关于“天安门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我正好在北京医院住院，参加了守灵和向遗体告别。对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低，许多住医院的老同志都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在医院里我见到吴庆彤（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向他提出我的意见，并请他转告华国锋。那时我不知道是“四人帮”在捣鬼。
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逝世无限悲痛。1976年清明节前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自发地悼念周总理，寄托哀思，同时也发出反对江青、张春桥等的呼声。
早在3月中旬，华国锋批转来王洪文对福建陈佳忠给他来信的批件。王批：“建议公安部派人弄清反动诗词的来源。”华国锋批“立即派人协助省委查清反动诗词的来源”。我派部边防局干部侯西斌、黄斌奎去福州进行查处。
这是我最早收到中央要我们办的这类事的批件。来信是一首古体诗词，内容是悼念周总理，影射、反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在批件上定了性，也在我头脑中定了调。
3月下旬，南京的学生、工人因为对《文汇报》3月5日删去周总理对雷锋同志的题词，及在后来又发表了指桑骂槐反对周总理的文章表示抗议，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贴出责问《文汇报》，反对江青一伙的大字报。江苏省公安局来电话问我们怎么办，我要他们通过省委直接请示中央。后来我们收到中央发的“南京发生政治事件”的代电，我电告江苏省公安局，传达了中央代电的内容。不久江苏方面又来电话报告：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上写有“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等大标语。
我一直坚信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正确的，认定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则是错误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央文革小组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对于江青一伙的横行霸道，我是有所耳闻，也有过各种疑问。可江青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使我一直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林彪集团垮台后，尤其是“十大”以后，毛主席把江青一伙放在党中央重要位置上，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经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指挥全党，有极大的欺骗性。毛主席关于批评江青一伙是“四人帮”的指示在当时并没有传达给我们，只要不是中央文件和报纸公开确定的我则认为不可信，怕犯错误。对江青一伙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的宣传，我以为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在出现一些反常的“混乱状态”时，我没能认清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起来向他们斗争的行动，主观上接受了“有人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感情，分裂党中央”的论断；也主观的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安定团结”，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只能起到煽动、扩大事态的作用。在接到中央发出的代电后，我认为这是一起分裂党中央的事件。我在来电记录上批：这些标语是反动的，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并查清幕后策划者和为首的。
3月31日，华国锋在核心小组会上提出：南京发生了政治事件，南京同北京有串联，你们要掌握情况，要注意天安门的动态。第一个送花圈的是上访的公安人员，要查出这个人来，要保证公安部下属单位不去天安门送花圈，不去凑热闹；天安门有闹事迹象，天安门在你们鼻子底下，你们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天安门的动态。
我们立即向各局、各部属单位进行传达。当我得知部属329厂送了花圈到天安门，认为厂领导不执行华国锋的指示，把329厂的负责人找来批评了一通。
从3月底开始，首都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赋诗词，悼念周总理。4月4日是清明节，数十万群众涌向天安门，有的排着整齐的队伍送花圈，有的朗诵悼念诗词，有的发表演说，同时出现了反对江青、张春桥的诗词和标语。中央政治局讨论，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当晚，北京市清理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诗词、标语。
“天安门事件”的清查处理是中央交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的。第一个送花圈的人由北京市公安局找到并拘留。公安部按华国锋指示，这期间每天派十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了解动态，核心小组成员也轮流到天安门广场观察情况，随时将观察到的情况向华国锋汇报。
4月4日早上，祝家耀告诉我，王洪文在凌晨和他一起去了天安门，并要他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诗词拍下来，以后好破案。祝说他已转告了市局。我知道他过去在上海是和王洪文一起的造反派兄弟。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直接找他，我没说什么，也没问什么。我也不能说什么。
4月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聚集了许多群众，他们对4日夜里卫戍区和市公安局收走广场上的花圈强烈不满，有拦汽车，砸外国记者照相机等行为。华国锋来电话，要我们马上派人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并及时向他汇报。祝家耀提议：中央领导不便到现场，我们用摄像机录下来，如果中央领导要，可以送去。我没多考虑祝家耀什么用意，认为这的确便于掌握广场动态，便于汇报情况，就同意了。
我把摄像看得很简单，其实当时的设备落后，这是个边防用的远距离摄像机，很笨重，要安放在历史博物馆楼顶上才能录。历史博物馆是卫戍区守卫的，要上去必须经过吴忠同意。我们先同吴忠联系好，又请示汪东兴。汪要我们请示华国锋，但没有找到。偏巧机器又发生了故障，需要修理。
我和于桑、祝家耀、张其瑞一起先去了广场南侧的北京市公安局指挥所，又到了人民大会堂，看到广场上很乱。午饭后看到指挥所门前的汽车被烧，感到事态严重了。我给华国锋打电话汇报，是他秘书接的。同时我要人民大会堂的刘健向汪东兴报告。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我和祝家耀到了卫戍区，见到了吴德、吴忠、刘传新。吴忠、刘传新向我们讲述了宣传车被推翻，送饭车被砸的情况。他们对我们说，中央有交代，晚上采取行动，吴德正在起草讲话稿。我知道晚上的行动毋需我们参加，就回到部里。
回来后，摄像机已修好，摄录人员也换上了军装，但还没有找到华国锋。看看天快黑了，吴德已开始讲话，我就同意把机器搬上历史博物馆录了像。后来录像带有人看过，告诉我，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
4月5日晚6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十时半，一万民兵、警察带木棍封锁天安门，清理广场，对滞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进行了殴打和逮捕。
4月7日电台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一、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中共中央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追查“谣言”
“天安门事件”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部署公安部负责追查“谣言”。
当时把周总理逝世后社会上流传的“总理遗言”、群众反映的不满情绪，以及没有公布的内部消息都作为谣言进行追查。我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请示华国锋：如果追谣言追到领导干部怎么办？华国锋指示，“不管追到谁，一追到底”。核心小组根据华国锋的指示，起草了“电报通知”稿，经华国锋签发。公安部工作以“追谣”为重点，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追谣”行动。
早在3月中旬，王洪文、华国锋就批示我们追查福建省发生的“反动诗词”，从4月到7月，我们先后接到许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批来的、中央各部委报来的、北京市公安局报来的“谣言”。有的转回各部委去处理，有的批到各地公安部门处理。有上面批示要我们派人协助的，还有单位要求我们派人协助的，我们也都派了干部去协助处理。科学院半导体所“追谣”审查冯应章（与邓楠有关联），纪登奎、孙健批示要我们派人协助，我执行了。三机部303所审查了与邓朴方有关联的康辉，是按三机部报来材料，我同意该部自己审查。
在“追谣”过程中，部属329厂负责人路群找我反映，该厂傅凝到叶帅家给叶帅送去一份“总理遗言”。这时我才知道329厂有个叶帅抚养大的傅凝。我想此事不宜扩散，便要路群找傅凝个别谈谈，不要把这事同别人说。后来路群把谈话情况写信告诉我，我阅后存放在文件箱准备退给路群，因路群到上海治病就搁下来了。这信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这事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后祝家耀派工作组到329厂，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并把傅凝的情况汇报给王洪文了。
5月初，核心小组会上向华国锋汇报了追查谣言的情况，也汇报了群众对“四人帮”的不满言论。华国锋指示公安部以追查“总理遗言”为重点，要日夜加班。我请示其他谣言还查不查，华说：“抓住查‘总理遗言’这个重点，其他就迎刃而解了。”经核心小组研究，理解为抓住追查“总理遗言”这个重点，带动对其他谣言的追查。经过发动群众追查，我们掌握“总理遗言”的线索目标集中到了杭州。华国锋指示核心小组成员亲自去杭州督促，限期一周破案，说坐火车来不及就坐飞机去。核心小组决定派祝家耀去杭州。
5月19日，中央通知我和祝家耀去汇报。在政治局会上由祝家耀汇报了到杭州追查“总理遗言”的情况。汇报到“总理遗言”的执笔人李君旭等已被拘留时，张春桥说：“你们现在查到的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沉在水底的你们没有发现。”有人（是谁记不清了）附和道：“这些人是有后台的。”当汇报到“天安门事件”中出现的一些传言时，汪东兴说：“有些受冲击的老同志对发生‘天安门事件’幸灾乐祸，杨尚昆买酒庆祝嘛。”会上决定在杭州逮捕8人，名单是华国锋提出的。为了保密，决定由汪东兴通知铁道部安排一节包厢列车，把拘留的人从杭州送到北京。
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我请示怎样处理“追谣”中报来的涉及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有关材料，报请谁批。会上决定：按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分别报送，国务院各部委方面的报送纪登奎；人民日报、新华社方面的报送姚文元；中组部的报送张春桥；统战部的报送吴德；军队的报送陈锡联。以后我就是按这样的分工分别将有关材料报送过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吴德。这次政治局会上决定全国继续批邓反右，停止群众性“追谣”，“追谣”转入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发个电报通知，我照办了。
文革后期党内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我这一级干部虽为高官，但上不知“宫内事”，下不明百姓心，只为了全力以赴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作为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对自己已经身处悬崖边沿还浑然不知。
公安局长座谈会
1975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县市地方看押犯人的武装警察交公安部门后，决定由公安部和总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长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后勤部长会议，讨论武装警察的供应问题。
1976年5月5日，华国锋在部核心小组会上指示：“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的最新指示，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课题，你们要好好研究。”同时在会上提出：“同总参一起召开武装警察供应工作会后，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局长留下来开座谈会，研究毛主席最新指示，研究敌情。”并指示座谈会首先要组织大家学习中发[1976]4号、5号文件。
为了落实华国锋的指示，开好座谈会，核心小组研究确定：留下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会议，民警处长回去，调各厅局办公室主任来参加会议。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敌情，贯彻华国锋关于“会议不要业务性太强，要有思想性，要学好4号、5号文件”的指示，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会议还决定座谈会由核心小组集体领导，凌云、张其瑞主持会务工作，核心小组成员（只有杨贵受中央委托带工作组去河南，不在部内）尽可能参加各组讨论，多听各省、市、自治区同志们的发言，多开按地区分组的召集人碰头会。
1976年6月14日，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召开。
首先由我以上述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动员讲话，接着就是组织学习中央4号、5号文件，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最新指示。
学习讨论中，大家话题多在对“天安门事件”和“追谣”以来社会上的种种情况、现象、传言的议论上，与会的同志提出了“这样泛泛而谈没有重点”，经召集人碰头会上汇总，秘书组把大家议论中提出的问题归纳为以下5个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党内资产阶级与反革命联系起来；
敌人制造散布谣言，社会上有市场，内部市场也多，为什么?研究谣言的欺骗性；
公安机关如何适应当前斗争形势，斗争矛头应对准谁，斗争手段有哪些变化，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靠什么，对走资派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在党内，公安机关如何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在召集人碰头会上把集中的这些问题念了一遍，让大家继续讨论。
后来在碰头会上反映出主要分歧意见是对党内走资派能不能侦察，怎样侦察？有人认为走资派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了，可以侦察；有人认为走资派的活动影响社会治安，可以在治安范围内侦察；有人不同意在党内搞侦察。
我表示：历来党内路线斗争都是毛主席指出而不是侦察出来的，党内不应该搞侦察，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
对于怎样结束会议，祝家耀在核心小组会上提议写“会议纪要”，大家都同意。我想华国锋没有时间参加会议，按期送上简报后还没有得到他的指示，可以写个“纪要”送给他看看，请他把关。核心小组讨论时决定由凌云负责起草“会议纪要”。
“纪要”稿起草后，立即送华国锋审定。送后我又打电话请示华国锋：“送去的‘纪要’稿行不行。”华国锋在电话中说：“写‘纪要’要慎重，过去中央开会搞‘纪要’都经毛主席审批。你们写‘纪要’，又没有好的观点，毛主席哪有时间审批。你们收到12号文件后，组织大家再学习4号、5号、12号文件。”我请他在会议结束时作指示讲话。他说：“没有时间，不讲了。你们自己讲。”还说：“你们做事要慎重。过去慎重做了几件好事，如特赦战犯、破获苏修特务李洪枢，大家高兴。如果不慎重，以后层层检讨就不好了。”还说：“这些话是同你们商量的，你们把我讲的话整理了到处传达，我就不敢讲话了。最后你们可以提提意见，让各省、市、自治区自己去研究。”过了三五分钟，华国锋的秘书来电话说：“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时我又提出请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作指示，他说：“你们自己讲讲就结束会议。”又说：“华国锋还兼着部长呢。”我把华国锋和他秘书的话如实向核心小组传达。当时大家对“华国锋还兼着部长”这话都摸不着头脑。
学习中央4号、5号文件和以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来研究敌情，是华国锋部长的布置。以这为课题讨论已经混淆了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认识。我在会议过程中思路始终机械地停留在按华国锋的指示定了的基调内，思想深处没有好好琢磨。对于华国锋及其秘书在电话中突然的变调和含蓄的暗示，我没有理解并随之转变。核心小组中也没人提出有新的理解。
核心小组再次共同学习了中央4、5、12号文件，又讨论了怎样结束会议，当时大家都没有超脱会议的程序“有开始、有结束”的框框。决定“纪要”不搞，由我在会议结束时讲话，讲话稿仍由凌云负责起草。讲稿是在“纪要”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删除了“纪要”中“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这类的话，但基调没有变。谁知日后竟成为我“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的罪行。
毛主席把反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提法进一步上升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已造成党内思想极大的混乱。华国锋又说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课题”，要我们召开公安局长座谈会。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动达到又一高潮的背景下，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对以毛主席这一指示为会议的指导思想研究敌情，没有什么分歧意见。公安部门是专政部门，华国锋授意讨论这个问题，本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公安战线上把党内走资派与研究敌情连起来，是严重的错误。当时认识不到，是我政治思想水平低。党的宣传媒体天天灌输“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极“左”论调，对我影响很大，以致不能谨慎分辨上面指示中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已经混淆。这是我在公安部十年中最深刻的教训。
结尾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我参加了治丧委员会，也参加了守灵。这是我最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为了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华国锋让刘湘屏找我，要我向外省市的公安部门找几个个头大的死刑犯尸体交卫生部门做试验。10月2日，我去华国锋住地汇报，请示对外省公安部门的来人怎么讲法，华说就讲“科学实验”。接着他问我对“天安门事件”怎样看，我说：有的是诚心诚意悼念周总理的，大多数是看热闹的，闹事的是少数人。他说：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接着他问我杨贵和祝家耀工作的情况，我说：他们的工作都很积极，杨贵工作上较老练；祝家耀看问题有些偏激。我建议有机会让他们出去看看（当时有罗马尼亚、朝鲜的公安部门邀请我们回访），过去在基层缺乏对外界的认识，出去看看对他们今后工作有好处。他说：“不见得。”他又问我是否安心在公安部工作。我因曾数次提出过要求回部队或者去别的生产部门工作，他都没同意。只好说“在一天就兢兢业业干一天”。
10月7日，杨贵说同我到秦城监狱看看防震工作搞得怎样。我早有这个想法，便一口答应“好。咱们去一趟”。杨贵又说“要祝家耀一起去吧”。我心想用这么多人去吗？但他既已说出，就同意了。在秦城监狱吃过午饭，本想再去从外地搬回北京的五七干校看看，接到纪登奎打来的电话，要我同杨贵立即到国务院办公室去。我们到后，纪登奎就问：“街上都传开了，你们听说什么没有？”我说：“我们一早就去秦城了，没有听到什么。”纪登奎接着问：“祝家耀怎么样？”杨贵说：“就是为了这，我们把祝家耀带到秦城去的嘛。”我还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纪登奎说：“前天晚上已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了。”杨贵忙说“坚决拥护”，我也表示“坚决拥护”。接着纪登奎哈哈大笑，并说：“你们是公安部，先告诉你们，中央另找时间传达。”他还告诉我们：中央已叫马天水、王秀珍等人来北京，马表示保证上海不会发生什么问题。还说：王洪文的对立面，上海的另一个造反派头头某某某表示上海的局势可以控制。这时纪登奎拿出毛主席手迹“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给我们看，并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他谦虚，过去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国锋同志当党的主席。”最后他说：“你们回去对祝家耀注意一下。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时我方明白纪登奎早就把粉碎“四人帮”的事告诉了杨贵。
回部后我同杨贵商量对祝家耀如何注意，决定由杨贵的秘书来监视。
第二天，在5号楼办公会议上，我才知道于桑、严佑民已去中央搞“四人帮”专案了。杨贵接到于桑电话，指名要6个干部去搞专案。我看到名单，提出是不是还按军、干、群搭配调换几个，杨贵不同意。后来我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按于桑的提名调走了干部。这时我竟对中央已经撇开我找他人直接布置工作毫不知晓，甚至还不在意。
11月初，湖南公安局送来了一份反华国锋的案件报告。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已送来三四天了。我看后除了批复他们立即严肃处理外，当即电话报告华国锋。是他秘书接的电话，说“华主席已经处理了”，他狠狠地训斥了我，说“你心中还有没有华主席”。我是最遵守组织纪律的人，一贯尊重领导。这对我的情绪打击很大，感到压力沉重。
12月底，纪登奎把核心小组成员叫去，除了讨论释放因追查“总理遗言”被抓的人外，纪登奎说：“你们公安部有人，如你们办公室主任田野，对粉碎‘四人帮’有抵制行为，性质是严重的。”又问凌云（负责祝家耀专案审查）“祝家耀表现怎样，揭发了什么问题？”凌云答：“揭发的主要是杨贵的问题。”纪登奎说：“如果他揭发杨贵的问题，那你施义之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我对纪登奎这样的推理觉得很奇怪，心想：杨贵和祝家耀是中央学习班的同学，同时被派到公安部，来部后又长期住在一起，相互了解的当然多了，与我有什么关系。怎么祝家耀揭发了杨贵的问题，说明我的问题更严重了？
1977年5月，我被停职审查。直到1983年12月公安部才将对我的审查结论处理报告上报中央。报告是刘复之签发的。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了批复。
至此，我入党47年，入伍47年，比生命还看重的政治生命——党籍、军籍被开除了。每月给生活费150元。
作者: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
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