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时,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集体亮相,习近平首次一语道出他心目中的“中国梦”,并称,“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一夜之间,习近平的讲话将“中国梦”推上了热议榜。从主流媒体到网络社区,人们以各自的视角诠释着“中国梦”。
就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概念的前一个月,一项与此有关的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低调结项。历时近十个月,集结了中国社科院各研究所的十多个研究员。
这是一项怎样的研究?到底提出了一个怎样的“中国梦”?
一份被扩大的“交办课题”
2012年2月份,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魏南枝博士,接到了所长黄平的通知,邀请她参与一项课题研究。
赶到了研讨会现场,魏南枝才发现,与会的全是中国社科院各学科最牛的“大佬”们——除了她所在美国研究所的所长黄平外,还有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赵汀阳、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周弘、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李培林、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等,主持人则是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慎明。
等提到“中国梦”三个字,对此全无概念的魏南枝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梦?是啥梦?
在魏南枝的印象中,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的发言格外积极,“他是从中国几千年历史和西方历史的交融中去谈中国梦,强调中国梦的包容性和超越性。”其他学者也多是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延展。
关于梦想,赵汀阳早在几年前就进行过哲学上的分析,他有一篇文章,名为《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在他看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社会理想之争不仅没有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终结了,相反,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构思和比较。”
这样的讨论会进行了几次后,在去年6月份,形成了一份报告,可李慎明并不满意。“他希望对‘中国梦’的研究突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梦”,魏南枝说。
这并非是一份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报告,而是一个交办课题。所谓交办课题,反映的不是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的自发研究取向,而是中共某些部委和高层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点。交办课题传统在中国社科院由来已久,譬如江泽民曾经交办给社科院的一个最大课题是“论民主”。交办课题多为临时下达,社科院有一笔专项资金用来维护交办课题的运转。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梦”研究的交办方是当时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李源潮看到一份侨务部门发来的报告,大致内容是,一位英国华裔政治家提出,应该塑造一个“中国梦”,来激发当地华人努力向上的热情。从中受到启发,李源潮希望通过研究并推广“中国梦”概念,来成就吸引更多的海外华裔和海外留学人员参与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之中。
李源潮将这个任务交办给了中国社科院,由社科院作为智囊团提出应对型对策。据介绍,这项课题经费约为10万元。
只是如何把“中国梦”阐述得完整、系统和圆满?光有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还不够,李慎明决定引入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几位研究员进入课题组。
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课题的分量也在不断加重,薄薄的几页报告,已经不能承载其后的各种交锋和讨论。
“梦碎时分”的中国梦讨论
“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邓稼先那批爱国知识分子宁肯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都要回国。现在谈什么‘中国梦’?今天这帮人回来是干嘛?淘金呗。”
去年6月份,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研究员吴波进入了课题组。他直言不讳地说,基于吸引海外人才而提出的“中国梦”不过是个伪命题。
在讨论会上,吴波一直在提比较“极端”的问题,比如,中国梦是谁的中国梦?
在他看来,在一切都物质化、梦想被踩在脚下、部分人梦碎的今天,通过打造一个梦想来吸引人才的现实条件和环境都不存在。
照他这么说,课题基本上就没法进展下去了。他回忆说,当时领导就有点不高兴了,一边说他是“彻底的否定主义者”,一边引导大家“基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
但提到当下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固化、两极化特征明显等社会问题时,发起言来的吴波还是像个蹿火的炮仗。
他说,“李院长我告诉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就是因为在利益分配上,鼓励中下级军官冲在前面,冲倒了就倒了,冲不倒就升官了。现在呢?谁在上面待着,谁就什么都能得到。整个利益分配、风险分配都倒置了。”
一席话说完,他能明显感觉到,李慎明愣住了,气氛变得有点尴尬。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党委书记侯惠勤回应吴波:“你不要愤青嘛,你又愤青了。”
就是这样,从6月份开始,每个月几乎都要开一两次会。每一次讨论,七八个人聚集在一起,都会七嘴八舌地争得天翻地覆。“课题组的争论其实是整个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一个缩影。”吴波说。
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副主任辛向阳的印象中,学者之间的另一个交锋点是,“中国梦”的内涵到底该如何概括?
辛向阳提出,能不能把梦想进行口号式的概括,给人一个鲜明的印象。比如,美国梦是人人都有机遇,欧洲梦是人人都有高福利,那么中国梦能不能说是人人都是主人翁?
这种说法立刻迎来了一位欧洲所学者的反对,认为这种表述太片面不够严谨,人人都有高福利不过才讲出了欧洲人1/10的梦想。
侯惠勤提出一个“共富”的概念。可立刻就会有人站起来说,达到什么程度才是共富呢?还有,“公平正义”的概念要不要写进去?
随着讨论的深入,课题参与者们先是在国家民族层面的“中国梦”内涵上达成了一致。按照2012年9月份出炉的“中国梦”课题的初稿——民族层次上的“中国梦”,是指“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其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这几乎与两个多月后,习近平道出的“中国梦”概念不谋而合。
“中国梦”,抗衡“美国梦”?
事实上,体制内有关“中国梦”的讨论,早在6年多前就启动了。最早提出“中国梦”的是前中国驻法大使以及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2006年至2008年,吴建民在担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曾连续三年举办“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他认为,“中国人阐述自己的梦想,有助于外部世界了解中国,同时,梦想是一个强大的动力,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任何国家在崛起时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士去努力奋斗,取得成功,为国家的崛起作出贡献,中国今天就处在这个时期。”在2006年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彼时身为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这样向媒体披露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梦”。
当媒体追问吴建民,为何用梦来沟通东西方,而不是现实时,吴建民回答说,提出“中国梦”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受了“美国梦”的启发。
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美国史诗》一书让“美国梦”一词变得家喻户晓。这部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在吴建民看来,这个概念在美国经济陷入低谷的时候,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美国人克服压力困难,走出了低谷。正在前进中的中国,也需要这么一个梦想的支持。
在中国社科院的这次“中国梦”课题研究中,其中一个章节是,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探讨美国梦、欧洲梦以及日本梦。
社科院美国所的魏南枝负责的是“美国梦”部分的书写。
可以从去年9月份出炉的“中国梦”课题的初稿看到课题组对“美国梦”的如下解读——虽然“美国梦”有其“人人通过奋斗可以获得成功”的美好一面;但是,美国社会的整部历史,都充满着歧视与反歧视之争。……今天,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疲软、社会问题的集中显现、政治沦为金钱的游戏而陷入僵局,“美国梦”正在逐步褪色。
吴波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课题组提出“中国梦”,确实蕴涵着一种超越的意识。
未完待议,尚未解决的遗留
课题的整个结构是由吴波搭建的框架。
大致分为这样几个部分:“中国梦”提出的意义;“中国梦”之内涵与价值;美国梦、欧洲梦与日本梦;“中国梦”的实现途径;“中国梦”中的人才战略。
本来分配给吴波写“中国梦”的内涵,这是讨论中的焦点之一。结果被吴波一口拒绝,他说他写不了。实际上,他认为在内涵的概括上,课题组并未形成真正的统一共识。
在他看来,“中国梦”不仅是国家的、民族的,还是阶级的、个人的。尽管课题组成员均承认中国梦的个体性,但在具体课题操作中,包括“中国梦”的实现途径、与美国梦等的对比内容中,最终还是主要从国家层面来谈,放弃了个人梦和国家梦如何结合起来的更深层的思考。
完成这个课题后,吴波越来越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梦和个人梦的高度统一,已经不复存在,弥合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将个人梦和国家梦统一起来考虑,恰恰是这个课题最需要突破的。”
负责撰写“中国梦”之内涵与价值这部分内容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党委书记侯惠勤,很显然,他对国家梦的强调远远多于个人梦。端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操着洪亮的声音说,“个人梦的实现是以整个国家的发展为转移的,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的环境好了个人的机会也多了,大多数个体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
可“70后”的魏南枝有另外的想法,“现在的中国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房价如此之高,仅一套房子就可以将人分成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这时如果还在单纯地要求个人为国家利益无私奉献就很难。”她想了想,接着说,“国家富强的梦和人民幸福的梦怎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民族之梦和个人之梦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协调,这是我们这个课题还没有解决的梦。”
“对中国梦的探讨会不会折射了中国人时下的某种焦虑?”
“它是个黑色幽默,越没有的时候越提它。”吴波答。
来源: 《凤凰周刊》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