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国热”在大陆日盛，有一批曾被历史书写隐去的人物日渐成为话题的中心。当然，“民国热”只是一种折射现实的思潮，本身不具有深入研究时代与人物的目的，此风浸染之下，被热议的人物为人所知往往是通过掌故或轶事之类的片断记载。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领域对某一话题的持续关注，可以引起对这一话题从趣味性欣赏发展为对真实性与意义的探寻。傅斯年就是一个例子。这位曾经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术界与政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大陆的近代史叙事中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从上世纪最后十年才开始浮出水面，在公共史学领域，从一开始作为其他文化名人的陪衬，逐渐到近些年恢复舞台中心人物的身份，其地位日渐凸显。几部颇具影响力的读物，如《陈寅恪与傅斯年》和《南渡北归》等，都浓墨重彩地对其进行讲述。
如此的地位演变历程，与大众文化自身走向求真不无关系，更离不开学界相关研究的推动。2010年，葛小佳先生的遗作《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在《书城》发表，将王汎森研究傅斯年的英文著作介绍给国人；2012年，此书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将各类论著中很少专门讨论的关于傅斯年的学术心路、思想历程以及他何以成为我们所认识到的那个“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做了全盘的分析，展现给我们一个处在历史三重交界处的傅斯年。
此书脱胎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因而与公共史学领域讲述轶事的作品不同，作者有意将其定义为“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传记”。对王汎森而言，傅斯年是他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他要为之立传的传主，他试图将傅斯年置于其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与思想的网络中寻找傅斯年所在的那个节点。这是一项“为傅斯年定位”的工作，其任务在于描绘出围绕在傅斯年周边的思想脉络、学术源流与社会脉动，并揭示这些背景性因素对傅的学术取向、政治旨趣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探讨这些因素的彼此匹配与冲突，以及这些匹配与冲突关系在傅斯年身上的反应。
在王汎森看来，傅斯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知的傅斯年，一个青年领袖、学术领袖、政坛清流，并不在于他个人如何传奇，而是他处于“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的时代，时代背景是理解傅斯年的第一重关键因素。在此书的逻辑中，传统观念与行为秩序的崩坏，使得傅斯年接受了新思想与新文化，并在文化启蒙运动中成为朋辈领袖；科举制废止后，原有的“学而优则仕”的精英产生模式遭受挑战，给傅斯年在内的一批学者成为新型社会精英的机会；而发轫于晚清、成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将经学体系下的古史体系彻底摧毁，让傅斯年能够乘此便利，从实证角度出发，利用各种史料对上古史进行重新解释。因此，如果没有传统秩序崩溃后思想与行为方式的重新选择空间，没有科举制终结后社会精英的定位趋向多元化，没有“古史辨”运动对中国古史的彻底性颠覆，傅斯年的人生与学术都不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的管理者与政治要员、重建古史体系的领军人物。因此，造就傅斯年的并非其他，正是历史造成的三“后”时代的交叠，亦即前文所说的“历史的三重交界处”。
在理解傅斯年的历史形象时，作者使用了一个聚合了文化与政治的概念：五四青年。全书的最后两章分别以“五四精神的负担”和“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为题，将傅斯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矛盾状态解释为其早年形成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作者认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形成了自己关于学术、文化与政治的基本看法，在学术上，提倡建立绝对客观的学术研究，强调“为学术而学术”，进而向往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让学术与政治绝缘；在文化观念上，激烈地反传统，尤其是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社会状态，要求建立真正的社会组织，而非人群的聚合体，在社会层面真正实现国家的强大。这种激烈的反传统倾向与学术理想主义，正符合张灏对“五四”的定位，故而作者称傅为“五四青年”。
在本书的叙述逻辑中，时代的转型成就了傅斯年，也撕扯着傅斯年。在时代变迁的三重门前，作为个体的傅斯年面对悠悠天地，在个人意志与时代潮流面前，只能怆然涕下。在现实的形势面前，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己的立场：参与政治活动，参加令他反感的国家主义与“复兴国学”的文化活动，写下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学术急就章《东北史纲》等等。这些属于由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尚可称为无奈之举；而内心所产生的对理想的怀疑，比如对客观主义史学立场的动摇，对儒家道德哲学的重新认同，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进行重估等，则是对“五四青年”这一本质的自我否定，也让他备受煎熬。这种由内外两方面被“撕裂”的状态，使得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处于“一团矛盾”状态，故而作者将其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所谓“五四青年的失败”，与其说是个体现象，不如说是群体命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台地区，秉持“五四”文化理念与学术精神的一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曾作为“五四”象征的反传统与科学主义也偃旗息鼓。从大环境言之，是政治左右一切的现实与社会重建工作相对无力的作用的结果；从具体的环境看，是日本入侵带来的时代主题变化，令“五四”一代向国家主义低头；从个人原因来看，“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反传统与科学主义理念与中国现实的脱节，是其理想难以伸张的重要原因。从事实层面而言，五四一代在现实中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从价值层面观之，这种失败究竟是喜是忧，则可见仁见智。若我们聚焦于傅斯年个人而非对一个时代作出历史评价，可以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学术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个人鲜明的反传统立场与社会上以标榜传统为策略高扬国族主义的矛盾、对学术理念与文化理念自省时产生的自我矛盾，使其最后十几年的生活无时不在被撕扯的状态。而傅氏恰有执着而天真——有时天真到甚至鲁莽的性格，其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
也许这种将问题归因于时代，个人只能保留悲喜之情的说法显得过于沉重，此书也并非只在如此宏观的时代角度对傅斯年的人生进行解析，书中还为我们勾勒了确定傅斯年人生轨迹的若干“小环境”。仅就学术方面而言，其幼年与少年时代在祖父督导下研习儒家经典，为他日后对古史与古代学术进行研究时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类材料打下了基础；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为各种学术、思潮提供发言与辩论空间，使传统学问与新学术并存，令他既有较精深的旧学根底，又有较敏感的近代学术观念，为其日后旅欧留学时有意识地选择课业标明了方向；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主义的盛行，让他对客观性、确定性的研究取向有一种亲近感，这一观念与其早年所接受的清代考据学训练也有内在契合之处，在学理上与他日后接受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能够相通；归国后大内档案的流出与殷墟发掘活动，使其能够将其留学时所接触的实证方法与这些最接近历史发生现场的材料相结合，自觉地进行史料搜集与“史料学”的学术实践；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学术研究取向，使其在对中国上古史进行讨论时从民族的角度入手提出己见。这些彼此关联的具体因素，构成了傅斯年的学术历程。
作者以时代大背景为经，具体小环境为纬，编织出了傅斯年的世界。如果说传记作品以神化传主为乐，此书强调时代背景下个人生命张力的取向，无疑是对日渐离奇的传说进行祛魅。
能够用以重构傅斯年个人世界的主要材料，并非趣闻轶事，而是傅本人的书信、笔记、批注、论著及关于傅的各类档案与其他可以采信的文献。这种对材料的有意取舍，也使作者的论述能够保持相对客观，而这种研究立场，正源自傅斯年所提倡的“史料学”方法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傅斯年推崇的治学方法，使得对他的研究成为可能。通过探寻历史背景来对人物的思想、学术或政治选择进行解释，正是作者所擅长的治学方式；作为作者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余英时在解释明清之际学术的转型时便特别强调学术的“内在理路”（Innerlogic）所起的作用，也可能对作者产生一定影响。
无论从学术立场还是一般的读者立场，强调可证明的、切实的背景性因素，重视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对个人的作用，都比从人物个人经历出发，进行生命感悟或猜谜式的“解密”更令人易于接受。但这种严谨的学术写作不免也会有遗憾。所谓“可信者多不可爱”，作者强调材料的可信性，便不得不将能体现傅斯年“可爱”一面的若干素材舍弃。
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解释傅斯年从旧学阵营转向新文化阵营时，他一方面谨慎地指出“由于缺乏历史资料，尚难解释他的转变”，一方面用脚注的形式引用一段轶事对傅的转变进行推测，猜测可能是某次为黄侃清理痰盂不够细致而遭掌掴，导致了他与守旧派的分道扬镳。作者显然对掌掴事件起到的作用持不确定态度，不过在我看来，这很有可能是傅斯年思想转变的关键。尽管一个耳光并非决定性因素，但在新旧思想激辩的北大，傅斯年很可能早已在新旧文化之间摇摆，黄侃的一个耳光，成为他倒向新文化的最后推力。从性格角度来说，他是一个颇为情绪化的人，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多承认此点，各类掌故中对其孩子气的性格也多有反映。
“无情未必真豪杰”，傅斯年的真性情使他成为他本人，而不止是一个时代坐标下的学术或文化符号。当然，“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这一主题让作者不得不舍弃这些表现傅斯年个性的材料，不过它们已经随着公众史学作品广为传布了。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