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史家多将目光投注在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幕后外交折冲，实际上1951年元旦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并打过三八线，同样是抗美援朝重大决策的经典之作，亟需深究。首先要说明的是，大量新历史文献证明，打过三八线并不是志愿军参战的既定目标。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参战的战略意图和初期作战目标等各方面看，打过三八线并非志愿军非实现不可的目标，所以在毛泽东与志愿军司令部之间，才出现了何时发动第三次战役和是否打过三八线的不同看法，以及在中国与盟友之间出现了复杂的政策协调。
1950年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联合国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占领平壤，基本达到参战时预定的作战目标。这时，要不要发起新的进攻并打过三八线，成了中国领导人直接面对的战略性问题。还在志愿军准备攻占平壤时，12月3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提出了占领平壤后，再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争取进一步消灭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首先是全歼南朝鲜军队。毛泽东分析了战争有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拖长也可能速胜，要有再打一年的准备。不过，如果将毛泽东此时的判断同出兵前后的情况相比较，真正有分析价值的恰恰是他明显乐观了，认为已经存在迅速获胜的可能性了。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调停活动，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停战条件，即美国承认撤出朝鲜，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他告诉金日城：“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为有力量”。当然，他并没有忘记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提醒金日城，美国的“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和设想第二天被用电报发给在前线的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毛泽东在同他的同事讨论并达成共识之前，便直接向金日成表达了如此大幅度地调整战争目标的设想，然后再通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这种做法改变了中国高层的决策程序，使盟友之间的协商被置于国内高层决策程序之上，客观上扩大了对盟友的承诺对决策的影响。
毛泽东的新设想是第三次战役的起因，随之而来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应该何时发起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领导人根据战场形势断定，战争很难迅速结束。当时联合国军部署在第一线的部队达20万，志愿军与北朝鲜军队加在一起为30万，不占绝对优势，火力也是一样，而且部队经过连续两次作战，相当疲劳。更令人担心的是运输线拉长两倍，但运输能力明显不足，如西线主力20万人仅有300辆汽车负责运输。他们建议新的战役最好推迟到1951年春季或二、三月，志愿军进行长时间休整和补充，否则部队很难应付艰苦的攻击作战。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事后回忆，毛泽东的答复为他们始料不及。毛泽东要求将第三次战役提前到1951年的1月上半月，因为停止进攻和长期休整会在西方国家中引起揣测，也会在苏联阵营引起议论。这使志愿军领导人处境困难，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提出军事斗争必须要服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但“政治斗争又应如何照顾军事斗争的实际呢？”
第二就是是否要打过三八线。志愿军领导人并不主张急于越过三八线作战。他们认为仓促越过三八线作战会使部队过度疲劳，战线拉长造成后勤极度紧张，特别是联合国军在前两次战役中有生力量损失并不严重，等等。12月8日，彭德怀即令志愿军各部向三八线附近的攻击位置挺进，他同时电告毛泽东，如果不能歼灭敌之大量有生力量，“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人主力”。
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他要求志愿军在新的战役中无论如何要坚决突破三八线。毛泽东认为，美国正通过外交阻止志愿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内部多次谈到，经过军事斗争以后，美国有可能被迫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由于联合国军再次遭到沉重打击，美国阵营内部开始出现议和的主张。同时一些国家开始尝试通过联合国调停来实现朝鲜停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亚洲13国起草了一份《朝鲜和平方案》。一些国家也在私下向中国方面试探停战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如果此时将攻势限制在三八线以北，客观上造成接受美国要求的事实，政治上极为不利。
另一方面，毛泽东这时也希望能迫使美国承诺退出朝鲜半岛，他认为这只有通过更大的军事胜利才能实现，所以有必要打破“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以便保持军事上有更大的选择范围。他在12月初与金日成会谈时也谈过停战问题，认为谈判的起码条件是美军撤到三八线以南，时机以在占领汉城并歼灭大量南朝鲜军队后为宜。毛泽东这时得到的情报说，华盛顿派特使访问东京，正命令麦克阿瑟准备撤出南朝鲜，后者已经开始部署撤退了。毛泽东估计，只要志愿军打到汉城附近，就能知道此情报是否属实。他嘱咐彭德怀先不要透露此信息，以避免出现轻敌情绪。从当时美国方面的情况看，毛泽东得到的那个情报有其合理的成分。1951年元旦之夜，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到1月8日战役结束时，美军撤到37度线，汉城也被志愿军攻占。这期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确曾经有过撤出朝鲜半岛的打算和计划，不过这不是、后来也没有成为最终的决定。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决定打过三八线，对政治因素的考虑远远超过军事上的需要。从前述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考虑的是中国的政治威望，首先是在苏联阵营中的威望，他这时对苏联阵营的反应比较敏感，也十分的在意。
12月1日，斯大林向毛泽东发出一个贺电，祝贺志愿军的军事胜利，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展开攻势。斯大林很喜欢在克林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找这种领袖的感觉，问题是这很难不被中国领导人看作是苏联发出的信号。这时苏联驻华代表和金日成频频向彭德怀施加压力，要求志愿军不要停止进攻，应该打过三八线。斯大林一方面说北朝鲜应该尊重彭德怀的决定，并批评苏联代表必须端正态度，但他同时也向毛泽东宣布，苏联将增加援助2000辆汽车。这时志愿军正面临后勤供应严重不足。斯大林这样做就是为了鼓励志愿军继续发动攻势作战。
苏联的政策也是在变化的。实际上直到第二次战役发动之前，斯大林至少并没有公开干预志愿军的军事决策，没有提出任何超出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的设想或要求。但是，到12月初13国提出停火草案后，苏联明显地表现出不希望中国接受停火。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回国述职。他利用辞行的机会向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了解苏联对朝鲜停战的立场。在关于是否应该与美国谈判停战的问题上，葛罗米柯表示，美国并没有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当王稼祥询问志愿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时，葛罗米柯称中国军队应该“趁热打铁”。从葛罗米柯的解释看，很可能这时苏联领导人还没有对志愿军越过三八线问题做出明确决定，但他们显然并不希望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后就此止步。
在王稼祥与葛罗米柯谈话三天后，苏联开始明确表示志愿军应该越过三八线并占领汉城。12月7日，周恩来告诉罗申，为了避免在停战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准备向有关国家提出停战的五项条件。周恩来表示希望了解苏联的态度。葛罗米柯在当天接到罗申的报告后，即指示他转告周恩来，中国应该在占领汉城后再提出自己的停战条件。与此同时，苏共政治局批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不应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场合提出朝鲜停战的建议。
这时苏联同样认为，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是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占据有利地位后再提出停战条件。从时间的顺序看，苏联的决定是在毛泽东同金日城12月3日谈话以后。不能排除苏联领导人是在了解了毛泽东关于占领汉城的谈话以后才作上述表态的。不过，苏联的决定既可以说是对中国的鼓励，同时也是对中国的压力。周恩来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后，立即通知在联合国开会的中国代表，对停战问题不要急于表明中国的条件，应采取拖延的方针。
这时苏联阵营正酝酿召开一次重要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10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内容主要是要扩大情报局的职能和创设情报局书记处。11月22至24日，共产党情报局书记处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讨论决定要建立一个像共产国际那样的有常设机构的国际组织，以便指导和帮助世界各国的而不仅仅是欧洲的共产党。毛泽东决定发动第三次战役正是苏共和共产党情报局酝酿和讨论召开大会之时，这不可能不影响他对军事问题的思考。他希望志愿军在这种时刻能取得尽可能大的军事胜利，不打过三八线则会使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威望受到损害。
这时中国在东亚革命运动中威望因出兵朝鲜和支援连续两次战役获胜而大幅提升。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在亚洲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上升十分重视，他们正在逐步形成一种类似亚洲革命领导者的意识，这使他们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并进一步密切同苏联的关系。1950年12月31日，第三次战役发起前一天，毛泽东、刘少奇等宴请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毛泽东告诉后者说“北京聚集了除印度共产党以外的所有亚洲共产党的代表”，中国应该“给予他们建议和各方面的援助”。他建议为加强中苏这方面的合作，苏联需要在北京设一个联络机构。1月3日，刘少奇告诉罗申，“亚洲国家的所有共产党都在中共中央有常驻代表”，他们都是自己就来了。他在逐一分析了亚洲各党的情况后，并提出苏共中央在北京设一个有5个人的苏共中央代表处。
从更广泛的地区看，这时中国军事顾问团正指挥越共军队不断取得军事胜利，越共中央表现出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心悦诚服。中国领导人则同意越共中央的要求，在1951年上半年再为越军装备6个步兵团和一个重炮团，同将援助扩大到包括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整个印支地区。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证明，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在他的思考中占据着主要位置。他认为如果志愿军不越过三八线，“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猜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反之则“影响甚好”。总而言之，中国与盟友在决策打过三八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最后是彭德怀通过制定谨慎的作战方针，才协调了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之间的矛盾。
这时志愿军也已经面临非常艰困的局面，并没有能力如毛泽东设想的那样给美军造成足够沉重的打击和伤亡。所以，在前线指挥的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踌躇再三。其他志愿军领导人也对战役的前景有复杂的考虑。邓华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表示，第三次战役存在几种不同的结局，不太可能大量歼灭美军，应准备长期作战。在北京，周恩来也向毛泽东提出，需要考虑“战略意图与战役的结合”，是否“推迟至三月初再进攻汉城”，否则在兵员补充、空军炮兵等参战以及运输等方面，都难以准备充分。
彭德怀在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以后，决心通过制订保守的战役计划来协调毛泽东的政治考虑、军事预期与志愿军的实际困难之间的矛盾。彭德怀在布署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同时致电毛泽东说，“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联合国军“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这被证明是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认为第三次战役打败仗是不可能的，但有可能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所以要采取“稳进方针”，“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志愿军越过三八线后，如果军事上需要仍会退回到该线以北。
彭德怀的计划是为了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的选择，它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毛泽东表示支持志愿军“稳进”，同意“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战役结束后“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他根据国内战争的经验，更重视在运动战中歼灭联合国军有生力量，并不主张采取长距离追击作战和攻坚战。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从而保证了第三次战役基本上达到预定的目标，志愿军打过了三八线并攻占汉城，同时也避免了在军事上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冒着严寒，在200公里的宽大正面发起进攻，迅速突破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线，很快占领了汉城。这次战役在军事上并没有大量消灭联合国军主力，不过中国还是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并且基本保持了应付美军随后发动反攻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实力。第三次战役体现了志愿军领导人高超的军事智慧，但决策中出现的战略性的分歧问题并没解决。此后战局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与盟国之间就朝鲜战局、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和是否停战谈判等，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与协调。
（作者人人网注：纪念朝战结束60周年，为杂志社写的稿，存这里供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