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开始，在每一次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的开幕式上，总有陆学艺和我两位作为本会的名誉会长致辞。这已经延续了5年。 学艺不幸在今年5月13日突然离我们而去，因而在这次年会上再也听不到他那带着浓厚无锡乡音而富有深刻内容的讲话了，这不能不使我产生一种某种感伤和遗憾！我在《悼念挚友陆学艺》一文中表示“我们应该像继承和发展费老、雷老的事业一样，也要更好继承和发展老陆的事业，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学一个既繁荣又有活力的学术中心。”
为了更好推进这一事业，推进处在“理论自觉”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真正把“理论自觉”贯彻到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处，我愿意在今天这个隆重的有上千人参加的场合，简要地、提纲挈领地讲一个题目，这就是《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这里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与我们会议的主题“美丽中国：城镇化与社会发展”有关。
第一个“再评判”着重于中西关系，即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由于中西关系在近现代中国是一种主导关系，一种支配其他关系的关系，放在最前面。
社会学是作为西学的一种引入中国的，是一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没有西方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它们、弄懂它们、借鉴它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科学是如何产生的？沃勒斯坦说得好：“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1] 这说明西方社会学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可能是纯粹普世的。因此，西方社会学不能代替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不断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同时由于在社会学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长期处在一种“边陲--中心”关系之中，中国社会学者容易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这就是对国外理论这样那样地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前沿。
因此在社会学“中西关系”上落实“理论自觉”，我们必须既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树立主体意识，破除边陲思维，用建设性的批判反思精神来看待西方社会学的一些观点，来看待一些被误解的西方社会学观点，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洋为中用。这就是我们说的“再评判”。
这里说几个例子。我们的学术团队在近来的学术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有：韦伯关于中国近代以前不存在城市现象的极端观点，韦伯从宗教伦理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片面观点等。韦伯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最先重点介绍研究的西方社会学的实际奠基人之一，他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学界影响很大、很深。很有必要进行再评价：肯定和发掘他在方法论等根本观点上对我们的启示，梳理他在各种涉及中国社会的具体观点的真伪。再如，关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经常被误解。有时人们记住了他对宏大理论的批评，却忘记了他对宏观理论的重视，这种理解本身就违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的含义。因为，米尔斯将社会学的想象力称为视角转换的能力，这种转换使社会学对社会与个人、宏观与微观日常的研究连为一体。
这里，我要顺便提到对于经典作品我们应当一读再读。我们坚持认为，一部经典、一种理论应当放在历史和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比较中去理解，否则就会抽除了其本身有血有肉的品格，使其成为不合理的僵死的教条。对于“回归经典”的提法，我们也应当在借鉴西方，跳出西方和理论自觉的框架中加以正确理解。
第二个“再认识”着重指今古关系，即首先，当代中国社会学与历代学术传统，特别是社会思想的关系，其次，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与我们社会学先辈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对西方社会学往往是评判过高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对我们先辈的的贡献则往往是认识不足。因此，我们不仅要对西方社会学进行再评判，而且要对我们的学术传统进行再认识。这两者构成理论自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我本人近年来已经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费孝通、林耀华、孙本文等社会学家的杰出贡献给予了“再认识”。[2]
近来，我们团队的一些成员，在自己的文章中，更是对费老的一个原创性贡献做了“再认识”，这就是费老对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原创性贡献[3]。在经济学上，刘易斯1954年出版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是最先阐述这一理论的。而在社会学上，费老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感知，并提升到了理论层面给予系统的阐述，他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1947―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通过这些著作，费老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性认识不断深入，从中提炼出了一套范式和框架，如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乡下人与城里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等。费老上述作品的发表都早于刘易斯的著作。对于费老这一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我们作为后辈学者有责任实事求是地予以确认。
严复根据荀子关于“群”的思想把社会学成为“群学”，并根据历代社会想家关于治乱兴衰的思想，把群学定义为“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何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也是汲取了传统的学术资源。这方面我们对严复的原创性贡献也研究的不够。先秦的社会思想，特别是战国时期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宝库，需要我们好好开发。42年中访问中国超过80次的基辛格，在2011年发表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曾谈到有两段历史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让中国人相信混乱局势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纪，中国从曾经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沦落到外国列强掠夺瓜分的境地。”我想我们也应该在学术上重视这两段历史对我们学科的深远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是，每个重要事件都有丰富的地下文物可以佐证，这与西方古代历史，例如古希腊的历史不同，它们大多以神话、传说、寓言为根据，这为后人伪造历史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对中国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再开发、再认识，有历史厚重底蕴的中国社会学就不会真正建立起来，理论自觉也落实不到实处。
第三个“再提炼”着重指理实关系，即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里，现实主要指社会转型的现实、社会风险的现实、集体意识构成的“社会事实”的现实；实践主要指中国经验三个层次的丰富多彩的探索。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一个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文明历史、有着13亿多人口、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应该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亲身体验这样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为我们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我们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提供了宝贵的条件。但是必须指出，这个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只属于有“理论自觉”的学者，而不属于那种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照抄照搬的“边陲思维”的人们，因为他们把本来的源变成了流，把本来的本变成了末，成了源流错位，本末倒置。这样，他们就会对这个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错过发展自己的机缘。在提炼现实方面，我们的先辈社会学家就非常善于这样做。当年费老对乡土社会的提炼、对差距格局的提炼，改革开放后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小城镇的提炼等等，就是如此。陆学艺对“我们的社会结构至少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著名论断的提炼也是如此。我们对社会运行、对转型度、转型势、对社会互构、新型现代性等的提炼，也是这方面的尝试。
要正确提炼现实，必须有两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方面是要有学科的前沿意识，掌握本学科最新的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另一方面又要有草根情怀，深入基层，对我国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情况有真实的了解，通俗地说，也就是“要接地气”。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缺乏前沿意识的草根情怀，往往是狭隘的；而缺乏草根情怀的前沿意识，则往往是无根的。有这样的素质，我们的社会学是从现实中、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因此能够回到现实和实践中去，成为一种对实际社会生活、对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对中华民族复兴发挥作用的社会学，而不同于那种闭门造车的单纯的“书斋社会学”，使自己的说话比较靠谱，而不会太离谱。
只有把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于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真正的中国学派。
我希望，我们社会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要敢于和善于“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在不断做好这些方面基本功的同时，不断增强自己的实际功力，扎扎实实提高自己的理论自觉水平，使自己在学术上、理论上更加成熟，对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对新型城镇化发挥更大作用，最后涌现一批社会学的名家，甚至社会学的大师。
这是我们这一代担负承前启后、铺路搭桥的社会学者的真诚希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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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83页。
[2] 郑杭生：《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的再认识》，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2）；《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做贡献再认识》，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
[3]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载《社会学评论》（创刊号），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