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用“久仰”来表达我对王元化先生的尊敬和向往并不是通常的套话，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乃至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的思想启蒙，王先生是不能绕过的人物。多年前，我跟朱正先生一起编“思想者文库”，在拟定第一辑作者名单时，首先想到的是王元化先生。收到我们的约稿信后，王先生回复道：作品大多已经结集出版，手头没有新作，不主张重复选编。当时拜识王先生并当面聆教的机缘尚没成熟。
2004年底，我到《随笔》后，更加关注王先生的文字动态，在《新民晚报》偶尔可看到他的一些文章，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请到他再为我们写稿。2005年4月，我准备到上海拜访作者，行前作了一些准备，给王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要登门拜访。抵沪后，我用手中那个王先生多年前的电话号码试着拨打他电话，得知王先生常住庆余别墅，并建议第二天上午打电话过去。第二天下午3点，按约好的时间，我们准时到了庆余别墅。
王先生住一个套间，敲门进去，他坐在外间客厅靠窗的环形扶手靠椅上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在他对面坐下。王老很热情，他谈到广东和湖南的一些老朋友，谈到当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的《新启蒙》丛刊惹了一些麻烦，让冰封先生受累，很过意不去。
话题转到了《随笔》，自然要向他索稿。他说身体也不好，尤其眼睛不行，已经写得很少，偶尔有些短文，在《新民晚报》上发，也是通过口述，别人记录，然后念给他听，再反复修改。大概是先生有感于我们的诚意，更是先生对晚辈的爱护和支持，谈话间提及手上正好有一篇“谈《四代篇》”，千五百字左右，过几天还会有一篇，若《随笔》想用，可拿去放在一起发，只是前一篇《新民晚报》已拿走，不知何时刊登，担心坏了《随笔》首发的规矩。当时离第三期出刊不到20天的时间。我当即表示，我们要了，可以把后一篇作为主体，加上发表的时间很近，覆盖的读者群体也不一样，即使是晚报在我们前面出来，也不能说是破坏了首发原则，不会造成一稿两投的印象。于是，2005年第三期上，有了久违的王元化先生的文章：《清园随笔二则》。
他起身取了一本《思辨录》送我。我知道，谈了这么久，王先生已经累了，得告辞了。征得他的同意，拿出照相机拍照。还是早春，天黑得早，近5点时分，室内已经相当昏暗。王先生在原位坐好，我来不及细想，用闪光灯的反射光，拍了十几张。拍完了，王先生说有一个朋友给他拍过一张，他比较喜欢，拿出来给我看，说如果要用可拿去。2005年第三期开始，《随笔》试着在文章中发一幅作者近影，我给王先生拍的一幅用在了文中。在之后《随笔》作者的走访中，这张照片被不少老先生提及。
二
回来翻看《思辨录》，知道其中摘编了先生六十年来陆续所写的文字，内容涉及思想、人物、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文艺、美学、鉴赏、考据、训诂、译文校订等各个方面。这已是第四次编定，“内容增加了将近一半，全书收文三百七十七则，要算各个本子中收罗最全的一个本子了”。先生将之作为“定本”，“因为按我的体力、精力来说，今后不可能再写出更多文字，再作新的增补了”。这是一生思辨的精华，先生送我此书，当是对我这个“新手”的鼓励，同时也寄予了厚望。
王先生热情、平易、亲切、睿智，侃侃而谈，话题总是自然地转换，连接，作为晚辈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或担心。不禁想起了《清园自述》中王先生回忆与林毓生先生的交往的一段描述。“我陡然对他萌生了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他在谈论中，所显示的那种处于自然的对人平等的态度，这是许多人不容易做到的。因为那些人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使人慑服，对人考量，或向人炫耀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人类的感情是微妙的，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往往不是对这个人经过了审慎的衡量或理性分析，而是凭借着他所说的某些具有个性特征的话语，或在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某种情绪，它们好像是他心灵的窗口，把他内在的人格全部呈现在你面前，而这一切多半是在你还来不及思考的一瞬间发生的。”这也是我这次拜访王老时，留下的印象。
三
同年8月再次去上海时，自然有了再次拜访。抵达上海后，往衡山路上的庆余别墅王先生的房间打电话，没人接听。记得前一天拜访何满子先生，听他说过王先生没离开上海。打电话到前台一问，才知住院了。晚上打电话到他家，得知住瑞金医院9区811床。我们决定第二天去拜访。进门，王先生躺在床上输氧。见我们到了，马上拔了输氧管，坐起来聊天。
他谈到《随笔》第四期，认为刊物办得不错，有勇气，而内容上还有一些新变化。文章有力度，而且推出了一些新人。王先生特别提到何兆武先生第四期上发表的《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80周年感言》，国学研究院短短四年，导师四位，学生先后不过百人，其成绩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思想的半壁河山。当谈及文中感叹、羡慕现在的学者有条件可以认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时，我想起了何先生多次说过的一句话：“这一辈子都在打杂，没有完整的时间做自己的事。”王先生接话道：“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时代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始终被各种运动、任务、工作驱遣。不能尽心做学问。”
因为口述自传在当时颇流行，我问及王先生有没有想过写一本口述自传。他说做过，但没法做成，失败得很，当时香港凤凰电视台还在约做节目，婉谢了。“他们说我口才不错，为什么不做？因为我的口述变成文字后，很糟糕，很不堪。我个人对文字的要求很高，喜简朴，不尚华丽。而我是个笨人，写的文章在人家看来不错，很流畅，但我从来都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反复改出来的。当然有时写一个什么长文，会有顺畅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反复修改的结果。做文章前，先要定调，高了低了，唱起来就会走样，而要定准调不容易。我眼睛右眼失明，左眼能看一点点，根本不能阅读。试过几次口述，做出来都失败得很，我不能忍受，所以只好作罢。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清园自述》，是根据日记整理的。”
王老先生善解人意，对我们的到访，表示感谢，同时又表示歉意，说现在无法写文章了。但王先生却是将《随笔》放在了心上。不久之后，王先生的助手蓝云女士用电子邮件给我们发来了两篇稿件，发表在第六期：《谈老年之爱(外一篇)》。
与王先生的接触，就我个人来说还有一重影响。“文章不厌百回改”是小时候家父教我们兄妹俩作文时常说的话。但我总觉得，别人的文章好像都是一气呵成。以后的读书和工作，也没有哪位大家将自己的写作习惯和盘托出。有一次拜访朱健先生，他谈到胡风先生写文章前，总是沐浴更衣，然后静坐思考几天。一旦提笔，几万字，几十万字一气呵成。王元化先生“喜简朴，不尚华丽”的文风和“反复修改”的写作方法让我感到亲切的同时，也增添了写作的自信。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