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模仿黄宗羲的《思旧录》写一本小书，回忆昔日的师友。尤其是近年来，当老师们一个个从教学或人生的舞台引退，这种想法就变得愈来愈强烈。半年前与一位任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同学重逢，赫然觉得应该写一篇小文回忆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的日本史老师——马里厄斯·詹森（MariusJansen）。詹森老师已于2000年病逝，在老师逝世十几年后，我才写这篇短文纪念他，觉得相当惭愧。

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念书之前，已经知道詹森教授的大名了，他是当时英语世界最有名的几位日本史大家之一，甚至有人不无夸张地告诉我，在赖世和（EdwinO.Reischauer，或译赖肖尔）、霍尔（JohnHall）之外就是他了，而当时赖世和已经过世，霍尔年纪非常大。受了这种影响，我下定决心，到普林斯顿之后要跟他读一两门课。

严格说来，我与詹森教授并没有什么私交，有的只是课堂上的来往，而且我在他课上读过的几十部英文的日本史著作，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没办法多谈他的学问，只能记录几件我与詹森教授之间的小故事。

在步入詹森先生的课堂前，我对日本史所知极少，而詹森先生每周指定阅读的英文书分量之重，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曾经稍稍计算过，以我的英文阅读速度而言，整个礼拜不吃不喝不睡，也不可能读完他指定的功课。后来才慢慢发现，其实也没有人真正从头到尾读完。

詹森先生会对我有较深刻印象，似乎是因为两件事。首先，学期开始没多久，我们读了荷兰东方学者高罗佩（VanGulick）的一篇翻译，译的是日本幕末思想家盐谷宕阴（汉学家盐谷温的父亲）的名文，我一看便觉得文末一段必有误译。那一段译文大概是说该文写于强大的敌人正从荒野的边疆入侵之时，我看了一眼附在上面的汉文原文——“强圉大荒落”，知道是出自《尔雅·释天》，真正的意思是该文的写作年代。我的话一出，詹森先生大为吃惊，他说多少年来课堂上从未有人指出这个错误。我记得他还加了一句：“高罗佩可是荷兰东方学的巨人啊！”

另外，我可能是少数几个真正把指定功课读个六七成的学生。老师总是喜欢用功的学生，因此我也在老先生那里留下印象了。记得学期末系务会议散场之后，在走廊遇到一位先生，他说“老先生很喜欢你呢”。

自从“强圉大荒落”之后，詹森老师几次碰到这方面的问题时，竟然都会询问一下我的意见。当时詹森老师正在主编《剑桥日本史》，那是西方日本史学界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作为主编，他偶尔会出现在葛斯德图书馆查对一些细节。有一次他拿了一堆校样，紧张地在参考书室翻查，大概不久便要付印了，但是却剩下一个名词，只有拼音，汉字始终注不上去。我正好走过，他焦急地出示那两个字的拼音，我马上用铅笔写下“乍浦”两字。我根本不知道正文的脉络是什么，只是胡乱下判断。我的判断当然也有那么一点点根据，因为我知道幕末的日本政府非常焦急地想知道中国鸦片战争的情况，好对白人的入侵有所准备，所以一些与鸦片战争有关的书便流入日本政治精英之手，其中有一部是《乍浦集咏钞》。但是因为我只是临时起意乱说，所以一再提醒詹森先生：“这还不确定，还要再查！还要再查！”没想到老先生说：“就是了！就是了！”

詹森先生的课规划井然，指定阅读多，期中报告也多，批改报告非常精细，但是上课时又都是学生报告，他的话很少，通常只是点到为止。但这几句点到为止的话，往往就足以使我们这些身陷史实重围中的学生顿时眉目清楚起来。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读了一本关于明治以来历史的英文书，我们报告完之后，老先生说了一句，“我觉得它写得太简洁了”，这句话代表一位宿儒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对于太过简洁的历史叙述感到不安。

詹森先生著作极丰，其中似以《坂本龙马》一书最为风行。我后来每每问到日本学者，他们也多知道詹森先生的《坂本龙马》，我直觉这部书中深刻复杂的程度，与前面提到的那本小书是个明显的对照。

前面已说过，对于日本史我是个门外汉，每次交报告，我都花尽力气去拼凑，想不到竟然还能得到他的称许。我自己的解释是一个新手闯入一个他不熟悉的园地，偶尔也能提出一点新看法。当然，这可能也是他有意无意之间要鼓励一下学生的意思。受了这些鼓励，我也曾经答应他将来有机会或许还会做一点日本史的研究。但是我从来没有实践这诺言，而詹森教授的注意力当然主要放在那些日本史专业的学生身上。除了有一年“五四”，突然收到他从美国寄来的短函之外，我们音讯全断了。

我从普大毕业之后，有七八年之久不曾再到过美国，直到1999年冬天才又回到母校。我在图书馆打了一个电话，接听的正是詹森老师，我自报名字之后，问他：“您还记得我吗？”他说“当然记得”，于是我与陆扬一起登门拜望，我们人还未到，老先生已经站在阳台上瞭望了。

在短暂的对谈中，我知道他被选为日本学士院的外籍会员（院士），这是一项莫大的荣誉（他得到过日本天皇的文化勋章）。詹森夫人还问我，你曾经在路上开车与参议员相撞？我说不是，但是我确实闹过一件与车子有关的糗事。

有一天，我下课到停车场准备开车时，发现车子不见了，以为是违规停车被校方拖吊，但是到校警处查问，他们却神秘地笑称绝无其事，于是校警代我报警。然后便进入一个停都停不了的程序，一环扣一环，只见那位前来处理的警官拿起无线电，一下子通报高速公路拦检，一下子通知地方巡逻车，可是当他定下神来问我车型及年份时，突然说了那么一句：“这个地方没有人要偷那种车子！”折腾半天之后，才发现是内人因急需用车，过来把车开走了，她在图书馆我的座位上留了一张纸条，但我没看到。这件糗事一时腾为笑柄，没想到老夫人也略有耳闻，只不过是张冠李戴了。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当时詹森先生正在写他一生最后的一部巨著TheMakingofModernJapan，因为视力太差，他买了有放大屏幕的电脑紧张地工作着。我后来才听说，就在新书送到他手上的一个礼拜左右，詹森先生便辞世了。我觉得这是一位终生孜孜治学的大家最合理的生命结局。

一直到老人家逝世多年之后，我才偶然发现以前完全误解了詹森教授的政治立场。不知道受了什么影响，我对常春藤盟校中打蝴蝶结的老先生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认为他们大概都是偏向保守的共和党员，詹森教授就是常年打蝴蝶结的人。直到几年前，偶然与一位朋友聊起，才知道他是一位坚定的民主党员。原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时，他曾经被通知将出任驻日大使，如此一来，他便是继哈佛的赖世和之后，以日本史权威出任驻日大使的另一人了。据说詹森老师买了一双相当昂贵的外交官皮鞋准备上任，但华府人事多变，后来卡特改派他人出使，这双皮鞋便被冷藏起来了。

近来我常在想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实在有如“月印万川”。对于“月”而言，任何一条河川，只是千千万万条河川之一；但对于万川而言，“月”就只有一个。我只是师长们所教过的无数学生中的一个，我不可能对他们有过任何影响，但他们却在我身上烙下一些印痕，长长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