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一八九O年这一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广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也有的除了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例，而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夫尔（Lucian Febvre），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于一身的，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的聚合各种资源，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
一、“天下英雄独使君”
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他们留学柏林的时期，陈氏之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陈登恪应该是介绍人。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学。傅、陈二人于一九二三年在柏林大学见面，当时傅氏甫从伦敦大学转学该校，此后同学近二、三年之久。可惜，这时期他们两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的人在记述为几年的生活时几乎都一笔带过，除了藉助于几篇回忆文字外，没有任何凭借可以作进一步探讨。
一九二四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留下这样一段记载：“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疥的一封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也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但他说俞大维对傅氏更佩服，私下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子”。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处，似乎对傅氏的治学方向造成某种改变。傅氏到英国时的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依德的学说，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不过，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我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方面。从傅、陈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佛之处。在傅斯年先生遗物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授课教授相同，足见他们可能上过同一教师的课程。陈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师吕德斯（Luders），而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了修过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所授的课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当时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我遂有点怀疑陈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从傅斯年藏书中的购书记录可以判断，他当时开始大量购买这一方面的书籍。
当时两人的相得之情，或许可以在当傅斯年初回中国时，陈氏的一首赠诗中看出：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矄。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陈氏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正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的悲愿是相当欣赏、支持的。在陈寅恪的诗中并不轻易用“天下英雄独使君”这么高级的形容词。这句诗是他对傅氏一番事业的期待。
陈寅恪从民国十八年起便应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直到陈氏留大陆，在台北继任该组主任的陈盘先生仍不敢真除，自称代主任，直到一九六九年陈氏凶耗传来，才将“代”字去掉。不过陈氏真正待在史语所的时间并不长，傅斯年特许他在大学以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水名誉上课，而历史组的实际组务则由傅氏代办。在傅氏档案中尚有数张盖有陈寅恪私章的公文纸，是陈寅恪预留作为推荐升等之用的。不过，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及决定上，陈寅恪仍尽可能参加。
抗战时期，史语所南迁昆明，傅斯年、陈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当时同仁便注意到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躲警报。而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四、五十封信私信也大多集中于抗战期间转徒天南之时。
在陈寅恪所有的来往函札中，给傅斯年的信当属大宗，陈寅恪一生只写过几封短信给胡适，即使连相契至深的陈垣，陈寅恪写给他的信也不到二十封，相较之下可以看出他与傅斯年交往的比重。这一批书信所谈的都是日常琐事及身世之慨，几乎没有论学作品，其中以抱怨生活病苦占最大比例。它们对了解从抗战到胜利之后将近十年间陈寅恪的生活状况，大有裨益。而这些在蒋天枢的《陈寅恪编年事辑》中都未能得见。
二、“九儒列等真邻丐”
这批信首先是谈病与穷。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穷的，吴晗曾在一封信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他写朱元璋传纯粹就是为了生活，并在信上为如何买几斤米写上一大段。不过陈寅恪敏感的心灵对穷困更难忍受。他所需要的，其实只是几百英镑而已。但是为了几百镑，也花费这位史学大师无数笔墨，来来去去地谈兑换及焦头偿还的细节。在这批信中，可以看出寅恪已失去战前在北京那种优游著述的心情，一场战争下来，使得他处处感到生活与身体都陷入绝境，所以到处可以见到如下字眼：
弟素忧国亡，今则知国命必较身命为重。
宜其不久将淘汰也。
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愈）也。
薪金不足以敷日用，又无积蓄及其它收入可以补助，且身家病口多，过俭则死亡也。
家人大半以御寒之具不足生病，所谓饥寒之寒，其滋味今领略到矣。
第二是有关陈寅恪受聘到牛津大学任教之事。陈氏于民国廿八年受牛津之聘，同时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当时牛津除想藉陈氏之力成一汉学重镇外，从各种私札中还可以看出他们想让他监督英译唐书的工作。当时牛津。剑桥方面都在争取陈氏，剑桥方面可能是托驻英大使馆代为推荐人选，故杭立武在民国廿七年九月十七日致傅信说：
关于介绍寅恪先生赴剑桥任教事，近接剑桥来函问下列各点（一）年龄（二）体格如何（三）如聘请任教，能否在英连继五年以上（四）英文程度如何（讲演须用英文）。
后来牛津方面拔得头筹，所以此后陈氏一家便一直呆在香港准备前往牛津。他们借钱买了船票，但后来欧战爆发，牛津大学疏散至韦尔斯一带，而且赴欧道阻，故未成行。大战结束后，寅恪赴英治眼疾，负责诊治的是英皇乔治的医生，但因为先前在成都存仁医院的手术失败，而未再开刀。
我个人始终认为陈寅恪受牛津之聘对他个头衔来肯定。一九三O年代英国的东方学传统比不上法国或德国，T.H.Barrett在一本讲英国汉学的小书singular Listlessness：A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中已将这个实情和盘托出。牛津、剑桥的图书设备不好，学生不多，对陈寅恪而言，赴英只是为了全家能平静住在一起，他自己能专注研究而已。
牛津给陈寅恪的薪水是由英庚款在文化教育项下支付的，所以寅恪向该会借了三百英镑作为川资，在无法偿还这一笔“巨款”之前，不去英国便得还债，而他当时已一贫如洗，故他在一封给傅氏的信中说“欠人款应践约，去牛津不成问题”，但又说“唯此时则去英途中弃船，既危险，到彼又无学生，战时税极重”，“我知剑桥尚有学中文学生，牛津似乎学中文者空无一人，如彼不欢迎，或无人理会，则不必去。”在百无聊赖之际，寅恪也曾想放弃赴英而将全家搬入四川，可是搬家需要另一笔川资约国币五千元，在进退不得之际，陈寅恪决定“只有冒险赴英一途”（给邓广铭信）。
陈氏在香港等待赴牛津的这一段时间极为穷苦，虽然中英庚款按月给予补助，但他仍抱怨“无肉食”、“一屋三床”，自己与妻子都病了，却只能“轮班诊治，否则破产”。
从这一批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对陈氏的始终支持。陈氏在遇到任何现实生活上的困境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写信找傅氏商量，再由傅氏找朱家骅及杭立武等政府官员想办法。
当香港被日军攻陷时，陈寅恪一家消息全无，傅斯年忙着到处打电报请人营救。当时国民政府曾派机前往接人，但从当时来往的书信看出，除非是政府要人，否则无法列入接运名单。
陈寅恪之不能及时撤出香港，也与当时政府的错误判断的关。民国卅年十二月，香港尚未陷落时，傅斯年请人帮助陈寅恪离港，但在港的杭立武十二月十二日回信说“似香港尚可守，至航空运输仅限通货，等通货运完才照登记次序及缓急办理。至于当时中央在港人员则不撤。等到真撤时，需开名单交最高当局批准”，寅恪似未成功列入撤运名单中，派来派去的飞机又只运走孔祥熙家的机师、箱笼及宠物，所以当时在港“要人”皆未接出，消息透露后，引起重庆五千学生游行抗议。这件事可能加深了傅斯年后来在民国三十四年倒孔祥熙的决心，也更加深陈寅恪对国民政府之不满，他的诗“九儒列等真邻丐”，一定是有所为而发。
后来陈氏不断托人向国内要求援助，最后得以脱险由广州湾赴桂林。这批书信中对整个脱险获救的历程有所反映。陈氏一生受困于财，连不能离港避难也是因为没钱。当时的窘迫是“得一鸡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他曾在给傅斯年一封信中说：“弟不好名好利，兄所素知”，其实是对自己经济困窘悲愤之余的一种自我调侃。
第四，这一封信可以对寅恪先生在香港陷日后之苦况及日本人威逼下之凛然大节有进一步了解。在这批书信中夹有一不知名者所写之报告：“闻伪组织曾四次逼其赴广州教书，均被拒绝，日人饭米亦未收，但近日病甚。寅恪兄素来食面，现在面极难得。前传其已赴广州，不确。”蒋天枢的《事辑》中引陈流求笔记：“这年春节后，有位父亲旧时学生来访，说是奉命请父亲到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父亲岂肯为侵略我国的敌人服务。只有仓促设法逃出。”此事可从当时的几封通信中获得更详细的内情。如陈寅恪给傅斯年等人的信中说：
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鸡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卅一年六月十九日致傅等函）
从这批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在某些原则处坚持不让的情形。傅氏一生对陈寅恪呵护照顾，无微不至。可是，当寅恪脱险从香港赴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未经傅氏许可即发给专任研究员聘书及薪水，容许陈氏在广西教书，傅氏闻讯勃然震怒，一方面痛责总干事叶企孙，一方面写信给陈寅恪。傅氏说他在史语所多年来为了维持制度，不准研究人员拿所里的薪水却在外面教书，不可因陈氏而破坏。他在给寅恪的信中说“老兄是明理之人”，一定可以体谅。
傅氏对陈寅恪于脱险之后沿途稽留，未直接到李庄史语所，也感到不快。信中对陈氏先前滞留港大教书不满，对他留广西大学教书也不满，说“弟等及一组同人渴愿兄之来此”。傅氏说过去他对陈寅恪在外教书虽不同意；但“朋友不便多作主张，故虽于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于兄既定办法之后，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犹忆去年春，弟入中央医院之前一日，曾为兄言，暑假后不可再往香港，公私无益，且彼时多方面凑钱，未尝不可入内地也。但兄既决定仍留港后，弟养病歌乐山，每遇骝先立武见面皆托之设法也。”他反对陈氏留在广西而不入四川，因为“至少此（四川）为吾辈爱国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函）陈寅恪的覆信也相当不客气：“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但有一端不得不声明者，内人前在港，极愿内渡，现在桂林，极欲入川，而弟欲与之相反，取拖延主义，时时因此争辩。其理由甚简单，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事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现阔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而弟月费仍在两千以上，并躬任薪水之劳，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尤工作之至轻者，诚不可奢泰。若复到物质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故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前之愿留香港，今之且住桂林，即是此意。若天意不许毕吾工作，则祇有任其自然。”（卅一年八月卅一日致傅函）从这些信看起来，傅、陈二人在抗战中后期一度有过紧张关系。
民国三十二年冬，陈寅恪突然失明，此后书信几乎全由夫人唐筼代笔。所讨论的，也是由穷病衍生出来的一些生活问题。如果这一批信札基本上是完整的，则傅、陈二人的通信在民国三十五年春已经停顿了。
三、“霜红一枕已沧桑”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当北平危急时，傅斯年发起抢救北平学人到南京的计划，陈寅恪一家也在里面。可是陈家在飞到上海停留不久便决定前往广州，而且是由陈寅恪主动写信给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要求前往。从民国三十八年元月傅斯年发表为台大校长起，一直到该年十月，傅氏极力电催陈氏来台，而终未成功。从这批信函中，并不能对此中隐曲得到直接了解。我们只知道，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当傅斯年以台大校长身份在省参议会接受质询而猝逝时，陈寅恪很快便知道了，《陈寅恪诗集》中有《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一首，自题一九五O年十二月，也就是傅斯年猝逝于台北之时，而《霜红龛集》的作者是傅青主，正好影射傅斯年，“望海诗”更显然是对隔海的傅氏而发。诗中表达了他对傅氏的怀念——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人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这一首意味深长、余韵无穷的诗，结束了两位一代大才二十几年的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