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论引发了各方的讨论，有企业家支持，也有企业家反对，FT中文网已经刊发了冯仑有关《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的文章，以推动公共讨论。

在2013年的正和岛“六一岛邻大会”上，周其仁教授在“当前多变环境下企业发展之道”的主题演讲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在2013年第6期正和岛《决策参考》上推荐了周其仁教授这篇演讲稿，并对此作出评述：“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不是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更不是教授、学者。企业家作为公民，可以参与社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可以参与大环境改善，但好比滴墨入海，影响有限。而你身后是一个企业，有那么多员工跟着你，责任重大，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好企业家角色，多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多为企业改善小环境，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大。”

周其仁教授演讲之后，有两名企业家就中国企业所在的大环境以及企业家不谈政治是不是“犬儒主义”两个方面提出了问题，我们也在此一并呈现，以飨读者。

从“未来不确定性很大”说开去

市场有无数特性，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柳传志今天上午讲未来的那句话：不确定性很大。

市场是无数消费者的活动，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往哪儿花，这是非常没准儿的事。问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手机，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案，等乔布斯把苹果做出来，诺基亚就不行了，这是因为消费者潮流变了。

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没有人完全知道，他们都在猜、在赌，都试图在概率上把握未来。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来源是技术。当年日本整个家电技术把宝压在高清领域，结果数字化革命一来，所有投资全部倒转。

第三个不确定性是政治环境。比如国内曾经报道了山西煤矿的黑窑事件，关于劳工保护的思潮一下子就来了，因为公众、舆论不能接受，黑窑是很小的一个点，一经传播，包括人大立法机构等国家上层建筑，看法都调过来了，然后通过政策立法。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所谓非传统的冲击，你不知道危险从哪里来，危险只要来了，世界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要生存办法只有一条：放胆去试

那么，怎么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好的答案就是，用无数的企业对付不确定性，这也是企业存在的理由。历史经验证明，为什么要做市场经济分权决定？邓小平搞改革，说高度集权这个影响太大，决定做对很好，做错后果很严重，所以要分散做。

全国有上千万的企业，总有试对的，碰对的就打开一片天，引导资源往那个方向走。错的呢？企业死了，人可不会死，一翻身就起来了。这是现代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伟大创造，把这块赔了，过两年还能再试。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太容易出错，一个好的制度会不断让资源重新组织再站起来。

当下，把所有智慧用进去，要生存都是挺困难的，只有一条办法，放胆去试。这个社会的环境、法律、意识形态、文化等都要鼓励去试。试错了没关系，把有限责任跟财产赔掉，过一段时间再起来去试。这是保障我们对付不确定性最重要的环节。

当然，作为一个教书的这么说容易，你真办一家企业，都希望别失败，这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我的答案是从整体看，就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鼓励人们去试，尝试一切可能的方向，因为没人完全知道明天会怎样，技术会怎样，竞争对手会怎样，全球会怎样。只有放开去试，这个国家、市场经济才有希望。

企业要“稳坐钓鱼台”，该干什么干什么

问：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大环境估计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政治方面？

周其仁答：答案是不知道。这个大国，人群之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利益，各种各样的要求、诉求，希望国家政策往这里走，往那里走，在我看来很正常。而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跟企业家有类似之处，不能只管一群客户而要兼顾。但过去我们习惯了一个模式，伟大领袖往那儿一指，全国就往那儿走。如果决定做对了挺好，指错了就全完了。我认为现在的状态比过去好些。

风浪和潮流变来变去，首先要认为这很正常，同时对信号不要任意放大，因为很多信号放大以后，会搅乱我们的决策。什么事情会是真的，众说纷纭，传来传去，先让它传着，总会尘埃落定。还有一条，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时候大潮流不见得跟我们当下的决定有直接关系。我作为老师认真上课是对付未来不确定性的最好方法。教书的只管教书，这是主业，业余时间思考社会问题。

企业也是一样，不要听风就是雨，把噪音过滤掉，然后做出一个大体可靠的判断。到底什么情况行动，什么情况就听听，需要分清楚。这个时代，没有孤岛现象，全世界的事情互相连结，非常容易起风浪，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精神状态，就是“稳坐钓鱼台”，快速直接反应不一定就是最优策略。

企业家谨慎选择不是犬儒主义

问：柳传志最近在央视《对话》节目里说，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前不久马云说，政治改革不关企业家的事，管好自己就够了。但我还是有一点困惑，这到底是中国企业家的生存智慧，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利益的要求，甚至是一种犬儒主义？

周其仁答：无论中外，企业家都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因为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成员，也是一个公民。但是，企业家在发挥公民诉求时，有一点不同，因为一个企业跟着你，还要考虑这么多员工每天如何过日子，责任非常重。社会是有分工的，你可以表达你的政治倾向，但这个东西是有后果的，政治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较劲的事情。当你要同时承担两个以上的角色，就要当心考虑中间的平衡。

我的看法，越是小环境，越要把自己看成是其中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为你怎么干对小环境都有影响。对于大环境，把重百来斤的东西都放上去，影响很小，所以要做智慧地区分。

全世界的企业家，特别在商业上做得比较好的，政治上都非常谨慎。当然，也会遇到人类历史上非常麻烦的事，比如当年德国企业家，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他们只能背地里救助犹太人。如果遇到这样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他就是不讲理了，用什么策略来做呢？企业家要充分利用现在所有的正面因素，比如说全国布局跟局限于一个地方自由度就不同。历史经验看来，除了用手投票，还可以用脚投票，多点布局增加企业的安全性，这可以选择。当然不同企业的规模，要做不同的考量。

总而言之，审时度势，怎么表达意见，怎么实现表达的形势，要认真谨慎地思考。我跟柳传志认识很多年，他不是没有是非观念的人，不是对当下热议问题没看法，一个没有看法的人怎么会这么有主见，但是他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实现这个看法，要谨慎的选择。这不是犬儒主义，因为企业家身上还背负着一些其他人没有的重要职责。

注：本文选编自周其仁教授2013年6月1日在正和岛“六一岛邻大会”上的演讲，原文刊发于正和岛《决策参考》2013年第6期，经《决策参考》授权刊发，有部分删减。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