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不来自理论

我们一直使用的“实践”一词，是辗转从希腊词praxis翻译过来的。希腊哲学家里，亚里士多德对这个概念所做的阐论最为系统。但现在人们说到实践，这个词的意味发生了很大改变，两者最突出的区别在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和实践都是活动，是两类不同的活动；与此相应，有两类不同的“知”，理论之知和实践之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倾向于把实践视作应用某种理论或知识。例如，马克思主义是个理论，到列宁和毛泽东这里，这个理论转化成了现实。

把理论付诸实践，理论指导实践，这些都是近代才流行起来的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是这样，实践有它自己的知，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hronesis，这个词不好译，所以有好多译法，实践知识、实践智慧、明智，我觉得也可以译为洞察力、洞明之类，尤其取洞明世事的意思。

事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觉得古人的看法比今人更合乎实情。例如绘画，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绘画理论或艺术理论，有人胡乱在墙上涂抹些图画的模样，有人看着好看，也学着画。一种画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模仿者，成了一种绘画的传统。例如行医，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医学理论，有人生了病，身边的人想这种办法那种办法去医治，巫师戴上面具舞跳一阵，或钻颅驱魔。更靠谱点儿的是像神农那样去遍尝百草。有些做法，有些草药，效果似乎彰显些，于是有人沿用，这样做的人多了，渐渐形成某种医疗传统。雅典建起了民主制度，那是城邦里各阶层斗争产生的结果，事先并没有什么民主理论。近代宪政民主是从英国大宪章运动开始的，当时的英国人同样没什么宪政民主理论，他们就是要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别的国家要解决相似的问题，看着英国人的办法不错，加以模仿。你模仿他，我模仿你，形成了宪政民主的传统。

雅典人和英国人建立民主制度，是通过斗争去解决他们当时的实际问题，不是去实践某种理论，也不是要为谁树立榜样。不过，城邦与城邦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包括制度之间的竞争。采用了民主制的城邦或国家希望展示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这当然首先要靠改善这套制度的实际运作，但也包括从道理上论证这套制度是好的，甚至是更加优越的。别的政治体要效仿它，除了学习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也会参考这些论理。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阿芙乐尔巡洋舰那一声炮响是个历史虚构，但这里的主次关系大致不错——震动人心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这场革命陡增对中国有志之士的吸引力，把其中很多人引向了共产主义理论名下的革命，此前早有五花八门的社会-政治理论输入中国，但大多数只在书本上流传，或干脆销声匿迹了。

　　但理论一旦输入了，该由它指导实践了吧？俄国人从他们西边输入了马克思主义，怎么用它指导实践呢？普列汉诺夫比列宁更通马克思的理论，俄国革命却是列宁闹成的。中国这边，陈独秀瞿秋白研读了好多马克思理论，毛泽东没读过多少。一部中共党史读下来，也没怎么记载马克思理论的哪部分成功指导了哪种实践，除非你高屋建瓴，把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的道理总结成“造反有理”这一句话。

发展理论不是为指导实践

希腊人是个理论兴趣极为浓厚的民族，占星技术和历法技术到了希腊，发展出天学理论，测量技术到了希腊，发展出几何学，治病的技术到了希腊，发展出医学理论。不过，他们从事理论，不是为了指导实践。希腊人发展出天学理论，用来解释天球的运动，尤其是解释七大行星的运动，这真正是种“理论兴趣”，并没有想到要指导天球的运行。固然，通过星相学，天学研究对占星术发挥了指导作用，不过，我碰巧不信占星术，所以，指导不指导，是正确指导还是指导错了就不大有所谓。在那些跟人类具体活动连得更近的领域，所谓理论，例如政治学和伦理学，也更多是为了理解政治活动和伦理生活，而不是为了加以指导。

人们发展理论，首先要理解世界，尤其要把一个特殊行当中的道理跟其他行当的道理乃至跟整个世界的道理连到一起。希腊人发展出四体液说，如此一来，生理病理就跟希腊整体自然哲学中的四元素说连上了；中医理论采纳阴阳五行，就跟中国的整体自然理论合到一处。至于精通这些理论是否就能治病，当作别论。陈寅恪说他“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 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自己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可最后他还是认为“中医有见效之药， 无可通之理”。医学史家张大庆直截了当说，行医“强调的是在长期医疗实践基础上的经验”。

示范

古人说“道行之而成”，鲁迅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以某种相似的方式来从事一类活动，做的人多了，形成了一个实践传统。艺术、文学、学术、行医、教育、科学活动，都是这样生长出来的传统。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应从实践传统的角度来看待语言的发展。把这些笼笼统统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是现在人们爱说的“文化传统”。

我们参与某种实践活动，就是进入一个实践传统，进入了由前人造就的一种传统，从前人的做法那里学习自己该怎么做，怎样算是把一件事情做得好。通常，我们不是从理论和理想开始自己的实践，而是从榜样开始自己的实践。刚开始写诗，你模仿李白或者李清照，刚开始画画，你模仿拉斐尔或者梵高。即使你一开始从书本上信服了共产主义，你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还是以列宁或托洛茨基或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共产主义理想体现在这个人或这些人身上，民主理想体现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身上，体现在华盛顿、杰弗逊与他们的选民身上，体现在英国美国这些国家日常运转的细节之中。热爱民主制和民主文化的朋友，多半不是因为比较了各种政治制度理论之后挑选了民主制度，而是直接受到良好民主国家的吸引。我们从英美北欧而不是从菲律宾学习民主。

实践不是从理论来的，实践者从前人的榜样那里领取指示。C.C.霍鲁日在描述静修实践时说：“为了获得静修主义经验，所需要的不是学习某种知识。获得这样的经验必须通过非常专门的经验。在世界各地完全相互独立地产生的其他精神传统里，在佛教、道教里也都有同样的现象。”他又说：在静修实践中，“我获得了一种经验，如何知道这个经验是否正确呢？当然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去问问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人。”

实践者融入榜样的经验和个性之中，培养起来的是phronesis，洞察力，而不是理论知识。

不仅学习静修、画画、游泳、行医主要靠跟随师傅实践，就连说理这样比较抽象的活动也要靠典范的熏陶才渐渐学到。老师对学生最好的教育是自己去做，去把事情做漂亮，最好的学习是演练。老师观察学生的演练，加以点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因为学生的缺点和疑点各个不同。各行各业的门道密切地交织在惯习之中，需要从演练中体会。从前，除了读书做官，少年人青年人差不多都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学习成长，甚至学道理，也是从习礼开始。今天，从小学到大学，主要在课堂上授课学习，在数学这样的科目上，多少行得通，但用滔滔不绝的说理来进行素质教育，只是自欺欺人。

一个行当中的佼佼者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理想，有血有肉，富有细节。每一种理想都有多种多样的示范者，每一个实践者在自己的生活实况中发现自己的榜样，从自己的处境、能力、需求来选择示范。这样的理想不同于硬行树立起来的模范，这样的模范固然也可能激起少年人的崇敬之情，但不可避免引向空洞与矫情。

理论指导制造

我们曾经从几个角度把实践活动从纯粹游戏和纯粹取效的活动区分开来，现在，我们也可以说，实践活动恰恰就是那些无法由理论来指导的活动。实践活动不同于科学理论的技术应用——必须有量子理论在先，才可能造出原子弹或原子反应堆来。理论可以指导制造，甚至可以蓝图在先，然后依葫芦画瓢。

牛顿他们发展出近代力学理论，借这个理论，我们可以理解行星的运动，潮汐运动，落体运动，再往大点儿说，我们可以理解上帝是怎么让整个世界运转的。这些理论家没想着指导星球、上帝或我们该怎么做。但此后几个世纪，大家都知道，靠着各种各样的科学理论，人类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做法，化学理论指导染料工业，地质理论指导探矿采矿，量子理论指导我们为战争或为和平开发原子能。理论和“用处”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乃至于我们今天要为自己所做的理论研究辩护，首先要说明白你的理论能够有什么应用前途。“技术”这个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前人们叫做techne或ars的东西，差不多应该翻译成“艺术”，统治的艺术，布兵列阵的艺术，盖房子的艺术，做一件家具的艺术，画一张画的艺术，这些艺术不是发明出来的，学习这些艺术，靠的是在一个行当中模仿师傅，然后自己摸爬滚打。今天，技术更多跟科学连缀在一起：科学技术，科技。的确，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技术差不多都是科学理论的应用。从前，医疗是一门艺术，今天，虽然没有“现代医学理论”这样的东西，但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门综合应用科学，广泛应用生理学、化学、物理学、心理学等等的成果，这些学科则各自有其理论。甚至在今天仍然被称作艺术的那个行当里，画画、雕塑、写诗，也得先掌握一两种理论，或至少声称这幅画这首诗背后有理论撑着。

自19世纪开始，制造和生产越来越依赖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所说的实践活动却不是如此，即使阴阳五行之类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新朝代应该采用什么服色，但说到政治理念，还是得想象或编造三代的圣贤们都是怎么做的。有人通过理论研究得出一套理想制度，然后我们尝试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现实，这种观念肇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在19世纪才流行起来，除了其他种种缘故，这一定受到了近代技术发展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