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平山县有个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建政前曾在那里驻扎过十个月（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在机关干部吃饭的大礼堂召开了准备建立政权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进京后，就没有回过西柏坡，就像他没有回过延安。西柏坡人与延安人一样，过了三十年苦日子，与中共建政前没有多大区别。

邓小平上台后，随着农村改革，西柏坡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是，邓小平也没有回过西柏坡。近年来西柏坡火了，成了“红色旅游”的样板，西柏坡人受益颇大。

江泽民、胡锦涛上台后，都去过西柏坡，这两位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领导人，通过对红色圣地的朝拜，来表明自己继承革命传统、永保红色江山的决心。有人说，红二代习近平上台后不去西柏坡去深圳，其中大有深意。话音未落，习近平也去了西柏坡。

根据官媒的报道，习近平在西柏坡与江泽民、胡锦涛一模一样，都强调要牢记和弘扬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何做到“两个务必”呢？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他的潜台词则是搞整风、整党等政治运动。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充分证明，批评和自我批评、政治运动这套办法对于反腐是完全无效的。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上阵，给各大区分配“大、中、小老虎”名额，频频督促并不断追加名额。1952年2月，毛泽东下令枪毙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为“三反运动”立威。但是运动过后不久，贪污腐化就卷土重来。新华社记者戴煌回乡，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原来在1949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1954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变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戴煌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

1957年，毛泽东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结果收到了大量类似戴煌的告状信，控诉中共干部胡作非为、欺男霸女的行径。北京大学学生周大觉写大字报说：“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他呼吁“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结果，在“特权阶层”的挟持下，整风运动掉转枪口，变成了反右派运动，贪腐被保护下来，反对贪腐的人反而被判刑、劳教……导致中共干部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举一个例子，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中谈了信阳地区光山县槐店公社的情况：全公社原有36691人，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该公社非正常死亡的1.2万人中，十分之一是被干部打死的。到1963年，连毛泽东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掌握在坏人、敌人手里。

1964年，毛泽东开始搞“四清运动”；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动员群众的口号都是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种政治运动把一批老干部搞下台后，新干部在贪腐行为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到“文革”后期，“走后门”成为全社会的“潜规则”，连毛泽东本人都出面为“走后门”辩护。

现在重提“两个务必”、“洗澡整风”、“群众路线”之类的毛氏话语，稍有阅历的50岁以上中国人大多嗤之以鼻，想以此解决今天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党内腐败，更如同水中捞月。

“两个务必”只是“西柏坡精神”的一种招牌、一种幌子，那么，“西柏坡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呢？“文革”中最流行的话之一就是来自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这才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而“敌人”这个政治概念，与宪政民主、与人权法治是根本不相容的。

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今后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在西柏坡所开启的“中国模式”——由“新左派”转型的国家主义者所鼓吹的所谓六十年“人民民主专政”道路。这条道路彻底否定了旧政协的宪政道路，也埋下了使新政协《共同纲领》成为骗人的一纸空文的伏笔。几年后，毛泽东援引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废弃了《共同纲领》关于“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的条款，废弃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使中国走了几十年的弯路。

我们不反对将西柏坡建设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但坚决反对将“西柏坡精神”继续作为立国之本。中国的经济、文化、思想都已经多元化，未来中国只能是一个“七彩中国”、“美丽中国”，一红独霸、“天命”永葆的“中国梦”是注定要破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