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以来，陆续听到一些说法，经历一些事情，看到一些表演，近期抽不出时间写文章分析，先立个存照。何况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不要去想，要看”。完全不用想是不可能的，但“看”就是有意识介入的感知、直觉，看是能感知、直觉到真相的。在今天，虽然许多真相还处于密封状态，或云遮雾罩，但只要会看、留心看，就能从处于进行时态的现象中看出一些门道或端倪。
先是高层有很形象的“中国梦”的提出，有坚决维护宪法之说，有向党和政府提出尖锐批评的号召，并有对民生与反腐败的重视，--这都是关系到执政党命运的大事。腐败很严重，领导很生气。8项规定出台，北京高档酒店的食客和利润应声下滑。谁说“政令不出中南海”？
有人谓之新领导与社会的密月期。
接着听到没有一人是男儿之说，于是有人问退出苏共并为反对派领导办事的普京算不算男儿？接着党刊推出反宪政说，引发热议，且高下立判：反宪政派靠引证马恩列和当下政治体制说事，但讲不出多少属于时代的道理；宪政派的道理合乎世界潮流，也符合中国改革己到政法阶段的要求，不过，有些话似乎还没有说到位。
接着有了7个不准，好象供高层掌控。我的第一感觉是上层怎么了？问了两位司局级干部，他们也表示不理解、不赞成。于是有人说“密月”期过了。
有人大批来自于西方的“普世价值”，但不影响妻女都落户西方；老朋友揭了底，也会大骂起来。这更印证了某位领导人的一句话：触及人的利益比触及人的灵魂还难！堂皇的“主义”之下终于清楚地露出利益的马脚，怪不得在某些人那里，价值观就是利益观。
有海外华人学者说，最高执政者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们之前也听到一个说法，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这可是大好事，且需要大智慧哟！所以要沉着气，耐心地看，别急着下判断。
接着“整风”“整党”，讲“群众路线”，红色的革命的传统措施又搬出来，也许这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吧？揆诸历史，似乎也难，何况时代变了。如果“动机”的确高远，而又知人性毕竟有自利的一面，为什么不考虑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试看，我们一直强调“改造世界观”、“转变作风”，结果竟然成了贪官们犯罪之后的托词：我对人民和党犯下如此的罪错，是放松了世界观和作风的改造。如刘志军一类改造得好一点，或许受贿的钱也就几百万打住了，搞女人也就不超过一位数了，这好笑不好笑？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不讲这些，首相、总理却象普通市民一样上街买菜，没什么特权，如果被揭露出犯罪的丑事，一样要蹲号子。这靠什么？不就是靠制度加上讲自由平等的政治文化吗？
但中国不是西方，我们制度还“不完善”，也没有这种政治文化，所以，先用传统的方式“严肃”一下政纪、党纪，为“治本”形成舆论氛围，赢得时间，别着急嘛。
新一届政府给我们的感觉，正是在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市场能做的政府不要插手，大概认识到市场“机制”和政府“控制”的正确关系了。今天一位从事民间投资和金融的朋友也证实，民间资本已被允许进入基本建设等领域。那么，总体上，当局仍然是在搞“政左经右”？政治与经济越来越相悖，这样搞的结果考虑清楚了吗？说不定中国特色的政治与经济，就这样互斥互补呢？别看互联网上个个愤青，现实中大多数还不是犬儒？上世纪6、70年代南韩走向国强民富，不是靠朴正熙的铁腕统治吗？当然，有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专制终于让位于民主，后来的都是民选总统了，今天则是朴正熙的女儿在民主体制下当总统了。
有领导朋友说：领导也是人，群众中有刁民。作为事实陈述，我信。问题在于，既然知道领导是人，就别太装，不妨承认从政也有个人利益的考虑，从而改变让官员总是感觉高人几等、唯我独尊且前腐后继的制度；而“群众”正是我们一直吹捧利用的力量，为什么领导们感觉“刁民”多了？莫非还是希望他们当“顺民”？这与对“公民”（社会和权利）的忌讳恐怕大有关系吧？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些说法符合他们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吗？“刁民”在马克思眼里是什么？
当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唯老马是瞻。于是，有人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只能中共领导。据我所知，第一国际解散后，恩格斯就与时俱进了，他领导创建的“第二国际”不是共产党国际，而是“社会党国际”。
据信有市级领导说，不允许吃着共产党的饭骂共产党。但第一，最高领导要求听尖锐批评的话还没说过期无效吧？第二，中国人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了，这要承认吧？--这听着不象市级共产党领导说的话，搬到电视连续剧中，把“共产党”改成解放前的“国民党”，我们一定认为才合适。
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被判死缓，而“非法集资”的曾成杰被枪毙；官方说，因为曾导致许多人“家破人亡”，这与正在等着最后宣判的吴英的罪名差不多；也有人说，曾集资属于上届地方政府的行为，且被集资人还联名保他的命，因曾一死，他们就真的白白地被集资了。当地政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吧？
因女儿被强奸和被逼卖淫而坚持上访而被劳教的唐慧，终于告赢了永州劳教委，赔给了“3千多元”的“损失”，让人说什么好？此“永州”可是那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所说的“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的永州？是又怎样？早就“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蛇毒还是人毒？不过法院终于判唐慧赢了，即使她母女付出了锥心泣血的代价，法律还是进步了。忘了说这一点，一贯正确的《环球时报》就要指责你“不全面”、“不是正能量”了。
前几天到重庆上课，目睹了薄书记的杰作，有一硕大广场的中央公园，一排排从外地移来的高大的银杏树耸立其间。市民很满意，领导很紧张，因为7月某日是薄的生日，有些市民要表达情绪；
据知情人说，重庆光植树一项，花掉几千个亿，而那几年重庆整个建设要造成以后七八年的财政亏空。不亏高级领导家庭出身，想大的干大的。据说，薄要在山东某地受审了。一家高端杂志的左派朋友气愤地质问：薄何罪之有？应当受审吗？
重庆两位请客的朋友让我看到中国政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儿女在市委共青团工作。他们说，某某某某都是共青团出身，说话间好象看到了儿女们的锦绣前程，我只有点头称是。想到重庆党校校训中的一个词，叫“敏感”，问了才知道，就是对政治问题要敏感，那他们当年对薄书记的“唱红打黑”是紧跟高举呢，还是消极抵制？没有问。
高层在重温毛的“两个务必”；我一直佩服毛泽东两点，一是不羁的才情和坚定的意志，二是该“说”的他都说到了，至于“做”是另一码事；所以，我们至今在话语上摆脱不了毛。他还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相信，两个务必讲的是“必要性”，人间沧桑讲的是“必然性”。后者更可信，而人类社会的必然性就基于人民大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但在今天，许多人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正在或己经受到严重妨害！如果一个人受到太多的不公，看到太多的腐败，情感又太敏锐--我不能用“敏感”，意志又有些脆弱，那他或她在中国是很难活下去的，天若有情天还要老，何况人乎？！所以，移民的就多起来。而移不了民的，我们不希望他们都去做陈水总。这里的他们其实就是我们。
看到包括吴英和曾成杰一类的经济案件，企业家们于是争论起要不要关心政治。有人认定“在商言商”，不当公知；另有人说，政治威胁到商了，商不下去了，还不该关心政治吗？我也一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就是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文化的归文化。问题在于，政治还不愿意收缩其全能威权，还在严重地干涉着经济和文化。而即使领域分化了，我们除了是企业家、职员、工人、农民、教师、记者、律师、公务员，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和称号，这就是“公民”。那么，作为公民呢？
最近，我们倒是看到了美国的许多公民，因为一个白人协警枪杀一个名叫马丁的黑人少年被判无罪，而感到法律（《不退让法》）存在严重问题，且有种族歧视，纷纷游行示威，奥巴马也称马丁之死是美国的悲剧。我想，游行队伍中，肯定会有工人、学生、职员，大概也会有企业主或企业家吧？
美国的这个事件，不是帝国主义“腐朽”的证明吧？汪洋副总理刚刚在美国说：过去你们大概骂我们“共匪”，我们骂你们“帝国主义”，这都不解决问题。还是要相互交流、理解、合作。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利益竞争。该合作就合作，竞争则公开公平地竞争，这才是现代的正常思维，领导们大概再也没有一个多世纪前“宁为友邦，不为家奴”的满清思维了吧？
刚刚看到一则缅甸的消息，总统吴登盛宣布，今年年底前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要建设现代社会，还是民族和国家内部的和解重要。
更不必说我们比缅甸的目标高的多，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
总书记说得对：不要人的身体到了21世纪，思想还停留在20世纪，甚至更远的历史中。那是会造成悲剧的。--我们但愿高层能下好那盘据说是很大很大的棋。
我似乎也看到了一个高大的“中国公民”正沿着“人间正道”，向我们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