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彭来聊天时谈到，夏志清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目前很走红，有些人正在捧这本书。记得魏绍昌生前曾经把夏志清写给他的几封信给我看，夏在信中称魏为现代中国文学界的“大师”（这称号可能记得不太确切，但总是差不多的美称。我想绍昌的信大概还保存在作协或什么地方，将来总是可以复案的）。那时我就对绍昌说，我不喜欢读夏志清的文章，和现在一些人的意见相反。
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我就对将政治外加于文学而提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之类的理论感到格格不入，后来甚至产生一种厌恶感。但我也不赞成现在颇为流行的所谓纯文学观点。古往今来，能够震撼人心、垂诸后世的巨著，都不像现在流行的纯文学观理解的那样，是绝对排斥作家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人类文明前途的焦灼这类内容的。自然我们也应当注意，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所以文艺作品的性质也是多样的。除了上述那种关怀民生疾苦、忧虑人类文明前途的感时之作，我们也需要山水诗、花鸟画及所谓闲适作品。因为人的生活在一定时候也需要放松、娱乐和其他享受，不能总是剑拔弩张。抗战前有人认为，随时随地都不要忘记国难，例如吃西瓜就要想到山河破碎。鲁迅曾讥笑了这种观点，认为，果真如此，那么连西瓜也吃不下去了。鲁迅又说，吃西瓜虽然不能和抗日救亡挂钩，但一个战士在天很热口很渴时吃了西瓜，就会精神一爽，奋勇杀敌。
鲁迅写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文字，我至今爱读的就是那篇《文学与政治之歧途》，而对鲁迅谈文学阶级性的那些文字则不大能接受。不过，我对鲁迅上述吃西瓜的话，以及他晚年所写的论陶渊明除了飘飘然之外也有金刚努目式的时候，和对朱光潜论古希腊艺术“浑身都是静穆”说的批评，我至今仍是深为服膺的。
提倡闲适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两点应该注意。
一就是鲁迅所讲的闲适诗人并不总是一味闲适的。陶渊明是这样，张岱也是这样。张岱文集中《湖心亭赏雪》等篇就是与社会其他问题无关的，而《越绝诗小序》等篇则属忧世感时之作。倘使只举前一类，就不能概括张岱的全貌，鲁迅把这种做法称为摘句家的断章取义，是一点不错的。
二是有些诗文看似闲适，实际不然。例如战前周作人写的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份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这其实是如他所说的“寄沉痛于悠闲”。诗发表不久，就受人指责，詈骂纷至。我并不赞成周作人的主张，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这并不像那些批评者所解释的那样，周在国难当头还在谈鬼画蛇，简直“和平冲淡”得很。
周曾为这首诗辩解说，“街头终日听谈鬼”，焉知所听到的不都是空洞无谓的鬼话？“窗下通年学画蛇”，焉知不是一种自责，说自己所写的文字不都是无用的蛇足？那首诗中正是含着这些牢骚，但如鲁迅所说，当时的青年看不懂罢了。
当然，也有浑身都是闲适、毫不关心其他问题的纯文学之作。目前有人正在吹嘘这类作品，而不见其低浅，反沾沾自喜，自以为高。老实说，对这种纯文学我并不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