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想，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王元化2004年抄写鲁迅语录

“毛、罗谈话”

鲁迅之子周海婴最后一次见王元化是今年4月，其时王元化已盘桓病榻多时，那一次是他们的永诀。

王元化与鲁迅家人素有往来。

1942年，王元化在储能中学教国文，周建人在那里教生物。

抗战时上海有份抗日救亡的杂志叫《妇女界》，1939年，受地下党委派，王元化去帮助杂志做编辑指导工作，许广平是杂志的主要负责人。王元化总希望从许广平那里听到鲁迅的逸事，然而他从许广平那里得到更多的是：鲁迅也是普通人，不要神化鲁迅。

1982年，鲁迅长孙周令飞去台湾跟一个女孩结婚，台湾的报纸将之宣传为“鲁迅的后代投奔台湾”。有人向周海婴施加压力，要求他脱离父子关系。周海婴以上海召开鲁迅纪念会的理由打电话给王元化，说外地有些纪念鲁迅的会议组织者不让周令飞在会议上发言，请王元化向有关领导反映一下。当时王元化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告诉周海婴：上海市不会这么做。

周海婴为鲁迅版税继承权打官司，也得到了王元化支持。

诉讼起源是这样的：周海婴到了日本，看到内山丸造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回来后向出版社建议，将鲁迅著作的日译本版税拨出一部分资助她的生活，但出版社置之不理，连日译本的样书也不给他一本，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尊重。

王元化公开说：“如果我们承认他也是一个公民，也有合法权利，那就应该依法办事。”

后来也是在王元化帮助下，“鲁迅原葬地”石碑得以在现在的宋园、当年的万国公墓立碑。

令周海婴怀有感激之心的，还有对《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孤证的求证。

周海婴的《再说几句》一文中写道：“1957年，毛主席曾到上海小住，听说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罗稷南。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如果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会如此冒昧，生性直率的罗先生却讲了出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十分认真，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

“毛、罗对话”是周海婴从罗稷南的侄子那里听到的。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在写作《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时候，周海婴写好了又抽掉。

2001年7月，周海婴拜访王元化时提及此事：“元化先生告诉我，应当披露这件史实，此事的公开不至于对两位伟人产生什么影响，况且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此事，是他的肯定使我下决心写出这段孤证史实。”

《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版以后反响很大，尤其书中毛、罗关于鲁迅活着命运的对话，引起各方解读甚至批评，因为其“孤证”使周海婴面临极大的压力。

曾被打为“胡风集团分子”的王元化对周海婴的回忆录评价甚高：“许广平解放后也出版过回忆录，当时环境不允许把什么都讲出来，比如解放后被打倒的胡风、萧军等，许广平在书中就不能不尽量避开。海婴写回忆录是在九十年代，顾虑少，真实性强，书中有不少地方显示了海婴敢讲真话的勇气，不为尊者讳，也不为亲者讳。把很多事情都写了出来。”

后来电影艺术家黄宗英也提供了佐证。

2005年黄宗英以毛、罗对话现场证人身份发表文章纪录那次对话，那桩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的谈话，藏在黄宗英心里四十五年：“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

黄宗英疑虑重重请教律师，律师回答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

黄宗英写出了她记忆中的毛、罗谈话（刊于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现场见证者还有演员赵丹，她还找到摄于当时的照片——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黄宗英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

学者丁东对此评述说：“毛、罗关于鲁迅命运的对话实际上意义很大，看起来只是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是毛泽东对鲁迅命运的态度实际上显示出执政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毛泽东能不能容忍鲁迅，也就是能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是王元化给了周海婴解密这段历史事实的信心。”

“异化风波”

19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对意识形态的反思成为思想界的主潮。“人道主义”与“异化”论成为当年引发思想界激辩的敏感话题。

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发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成为当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导火索。而周扬的这个报告是正是由理论家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执笔完成的。顾骧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了那次经历。

1983年2月15日，周扬秘书通知顾骧去天津，顾骧与王若水当天抵达周扬疗养的天津迎宾馆，王元化则从上海赶到天津。“我们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报告稿。天津迎宾馆人称‘天津钓鱼台’，是为毛泽东主席等建造的‘别墅’。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周扬和我们一起住的是‘周’的别墅。”“文革”结束之后，周扬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些科学探索，力求在理论上发现新意。他挑了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三个人。

“先是讨论，我们谈了两天，每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顾骧回忆说。

王若水与妻子离婚需要开庭，不得已在第三天回京，执笔起草工作落到王元化与顾骧身上。

“报告”分四部分，顾骧写第一、四部分，王元化写二、三部分。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联系天津市委对宾馆进行了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周扬与夫人苏灵扬、王元化、顾骧以及秘书小丁，还有一个小保姆，每人住一套房间。王元化和顾骧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稿子交出，周扬改稿。

没人想到，文稿后来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在自述《十二个春秋》回忆道：“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日，周扬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周扬身体不好，只念了一个开头，后边的内容是由播音员读的。《人民日报》在会场发放了一些讲话稿清样。”

当时邓力群正住在医院检查身体，他是为周扬的讲话特意从医院出来的：“听着听着，就觉得有问题，特别是关于异化问题。按周扬的说法，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会异化，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周扬的说法与过去的说法不一样。邓力群没有立即断定周扬的说法是错的，只认为是新说法，有疑问。邓力群的另一个疑问，是周扬所说的人道主义——感觉周扬的语言和赫鲁晓夫的语言、提法差不多，讲法也有问题。

使邓力群意外的是，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报》没有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道，并预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其时，周扬的讲话稿已分别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和贺敬之审阅。

顾骧回忆说：“大约过了三天，耀邦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出人意料的是，报告会第二天下午，传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长两天结束。后来知道，出席报告会的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在7日下午，通过胡乔木秘书，向胡乔木做了报告，并“说了卢之超的一点看法”。

卢之超的看法是：“在这样的场合，以周扬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不大合适。”

3月16日，邓力群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讲话全文。此时，学术的问题变成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了。结果是《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副总编辑王若水作出检查。

“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是邓力群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面都有“清污”任务。

11月5日，周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他所发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不久，胡乔木发表了批评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4年1月26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然而，此情此景并未出现。

1989年7月31日，周扬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清除精神污染的一个直接行动，就是中纪委派人到上海调查王元化为周扬起草讲话稿一事，上海市委成立了思想领导小组，由夏征农任组长——王元化的宣传部长已成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