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说辞近年来颇为流行。由于相关定义和围绕它展开的论证、演绎大都没有脱离宣传的范畴，因此有人认为它是不切实际的说教，被说教者则往往嗤之以鼻。不过，平心而论，这些概念的提出可以赋予我们以某种灵感。如果承认观念与行为、社会后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因果关系，那么至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有可能成为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关键词。
按照意识形态部门的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概括为"四个坚持"，也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的"荣辱观"又在早先被描述为很是复杂的"八荣八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由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大倡导"所涵盖，也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然是倡导，说明它还并不是实践形态，而只是有待培育的理想形态和未来指向。
那么，现实中的核心价值观又是什么呢？从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出发，很容易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发展"和"发财"。前者表现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动者是政府；后者表现在社会和个体社会成员层面，主体当然是"人民"。
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间不同，应该分别是舶来品和土特产。但就其实际所指来看，都属于人类共有价值观的一部分，具有"普世价值"的性质。正如人活着需要吃饭，以及在货币经济时代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而需要"有钱"一样，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化排斥一般意义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但是，当二者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成为社会和人生的最高目标，占据核心位置，就分别演化成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
当然，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也都不是当今的中国所独有。作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发展主义是欧美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属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被看作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根据已有的研究，由于后发国家摆脱贫困的需要和实现"赶超"的需要更加迫切，对于"发展"或"开发"（对应Development的另一个译词）的强调也更加突出，并基于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推进手段形成了"东亚型"的和"拉美型"的发展主义。
拜金主义则具有更悠久的传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也都曾经出现过它盛行的时期。关于它的根源，有人性的弱点、私有制的土壤、信仰崩溃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的异化等被经常列举的因素。但确凿无疑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货币的魔力增大，金钱的必要性和"万能论"都具有了坚实永久的社会经济基础，拜金主义从此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重要价值观。
但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当今的中国，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都更加盛行，可以说完成了它们的升级版。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就发展主义而言，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结更为牢固，由于一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热情更加高涨，同时也由于通过经济增长维持制度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需求更高，因此对"发展"的追求也就更为执着和迫切。在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发展"出现的频率能够显示这种状况：从十二大到十八大，分别为106次、176次、163次，186次、239次、307次和301次，相应于篇幅长度，从最初的每300字一次升高到后来的每100字一次。
与此相应，在"革命"的信仰和80年代的新希望相继破灭之后，由于空洞的灵魂更需要一种替代性满足，同时也由于90年代初掀起的第二波改革开放浪潮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包括制度的松动和漏洞，市场手段的确立，也包括逐渐勃兴的"文化产业"出色地发挥了它的刺激欲望的功能--，原来相对温和的"致富"意识也就演化成了强烈的"发财"冲动，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就更为流行。虽然它也曾不断地受到批判，但是并未能妨碍一种惊人局面的形成：2010年2月由环球网实施的网络在线调查表明，有81%的"网民"认同中国是全球"第一拜金主义国家"，进而在另一项调查中有60%的人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
仅仅指出它们更加盛行，还不足以认清它们在当今中国的独有特征。就已经浮出水面的部分来看，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中国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展"和"发财"被高度地统一，结成了战略伙伴和神圣同盟。这种统一经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而完成。既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消除这一矛盾也就成为国家或政府的重要使命。它既承认了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具有正当性，也强调了通过"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才具有号召力和合法性。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紧密结合，而不是分离和对立。进而，两者的高度统一集中表现在"公仆"们的身上：作为官员，必须引领和推动"发展"；作为个体社会成员，则难以摆脱"发财"这一社会律令。正如许多地方的组织部门要求乡村的党员干部做"双带"（"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模范所暗含的那样，发展主义的逻辑促使执政党鼓励它的基层成员率先发财。这意味着，义务和权利是统一的，公益和私利是统一的，"政治人"和"经济人"是统一的。当然，在权力缺少有效制约的体系中，除了少数"廉政模范"之外，普遍的倾向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附带着发财，甚至为了发财而推动"发展"。实际上，正如许多千万元级和亿元级的"贪官"正是靠着推动具有"发展"色彩的项目或工程才实现了巨额的财富积累，他们既是发展主义的推动者，也是拜金主义的领跑者和典范。
第二，两者的至高无上性，甚至唯一性和排他性都更加突出，分别成了国家宗教和人生信仰，因此也就超越了"左"和"右"、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中少有的社会共识。"发展"变成了压倒其他一切道理的唯一的"硬道理"，它的众多恶果只被看作"发展中的问题"，"也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至于"发财"的意义，不仅"有钱就是成功"，而且"有钱才算成功"，"谁受穷，谁狗熊"成了真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获得了广泛认同。
第三，对"速度"的追求异常急迫，分别成为发展焦虑症和发财饥渴症。上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引导，下有"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的道德训条。"高速度"、"跨越式"、"超常规"、"又好又快"等等宏大修辞，都是陈述发展时的必需的限定词。两位数的增长率通常才算得上发展，"保八"则被当作底限。发财则最好是一夜暴富，"不求天长地久，只求立时拥有"，以至有"四十岁之前赚不到四千万不要来见我"的励志格言。
第四，两者的至高无上性和对速度的追求，也就必然导致其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这种特征在1992年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常明显。"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主张或宣言，对法律、道德、伦理、甚至亲情的普遍无视，"宰熟"现象和坑蒙拐骗的盛行，都是明显例证。
在认清了两种"主义"的中国特色之后，我们来关注它的总体效用。在近年来有关"中国奇迹"和中国社会问题的学术研究或社会批判的论述中，它的总体性结果的许多部分已经得到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呈现。这里只进行简要的概括，并进而提示它蕴含的意义。
首先，从总体上说，"二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文化动力，它推动着中国在三十多年间迅猛奔跑，造就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奇迹"：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同时也是自然层面的；既包括由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的经济大跃进和异常庞大的经济体，也包括由贪污贿赂和暴力犯罪、贫富分化和多元主体对立、信用缺失和羞耻感沦丧所显示的社会溃败，以及由严重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构成的对自然的摧残，或者说生存基础瓦解。
其次，它在初期--1992年之前--主要是建设性的，具有很强的"正能量"，但是当它们共同演变为"主义"，尤其是具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之后，就越来越表现出显著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当"发展"需要用血肉之躯做燃料，"发财"需要以驱除良心为前提，会很自然地让人联想：两种极端化了的主义，是否都已经具有"邪教"的色彩？
最后，如果"二发"果然是当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我宁愿进行自我否定--，那么接下来就必须承认，它实质上意味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危机，甚至是文明的危机。虽然21世纪的"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二发"已经成为它的内核，掌控着它的心灵，它似乎已经只能以膨胀来显示其存在的意义，甚至以此来标榜其优越性。如果不进行有效地遏制，结局也就只能是噩梦。
所幸，很多人已经感到"太累"，很多人也都想到了"修行"--即便是"短期修行"。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