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致辞
首先欢迎各位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掌声。
你们来到的这所学院叫做社会学院。对本科新生来说，可能会有疑问：社会学是干什么的？根据我的理解，它是一门解剖社会的学问。进一步说，是“社会病理学”。当然，解剖病理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镶嵌在墙壁上的我们的院训：“创造健康社会”。
然而，解剖病理容易吗？“病”与“非病”的标准是什么？在取得社会医生的资格的过程中，如果你学到的知识本身包含着大量有毒有害的东西，你标榜为“健康”的东西恰恰又是病态的，社会将会怎样？
因此，为了将来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医生，在你们进入这所学院的第一堂课，我有义务给出忠告：认识这个时代，与它保持距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如果与12年前的今天联系起来，想到纽约世贸中心那个令人震撼的时刻，以及后来，在世界各地更多而不是更少发生的血腥场面，你会说，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如果只限于中国，你可能会想到狄更斯的名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句感性的话语包含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可以把许多你认为了不起的成就，以及令人痛心的弊端，都与“最好”和“最坏”挂起钩来。比如“世界工厂”、“第二大经济体”、高速经济增长率，甚至“大国崛起”、“伟大复兴”，以及弱肉强食、坑蒙拐骗、贫富分化、没有信仰和信心，如此等等，都放在“时代”的前面。你如何定义它，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以及你的性格，可能还有家庭背景。想象一下，你们分属于不同的“二代”，你们当中一位的父母不幸地成为当今中国的“上访”队伍中的一员，而另一位的父母每到节日就会迎来络绎不绝的“送礼”的人群，那么，在你们各自的眼里，这个时代的面目就会明显不同。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社会学的知识，以及一定的想象能力、比较能力和概括能力，你会自然地想到一些更加具有趋势性的特征。比如全球化和个体化，与个体化相关的碎片化；想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甚至“异化”。什么是异化？宽泛地说，见怪不怪，只有竞争而缺少谦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钱不要命，要名不要脸，要房子不要家，只有价格没有价值，“休闲”变成“休忙”，都是异化。但是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以及它后来的深化来看，实质性的异化在于权力、资本、媒体和机器彻底控制了人，使人不仅要充分发挥生产力，变成高速运转的生产机器，还必须形成“消费力”，变成高速运转的消费机器。进一部的问题在于，被控制的人可能并没有觉悟，甚至会幸福地认为，自己的嘴巴、身心和胆量，都获得了无限解放，非常“high”。
当然，用上述所有词汇来定义这个时代，显得漫无边际。因为，其中的许多现象，也适合于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许多定义说的只是现象或病状本身，而没有触及我所关注的这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病源和病理。
讲到对中国社会的病源和病理的认识，我必须感谢我们院的李晟台教授。他来自韩国，能够说四种语言，兼有东洋和西洋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是文化社会学。在前天晚上的一次小酌中，他曾经问大家：“如果用一个汉字来描述当今中国的社会特征，你们会选哪一个？”大家的回答有“累”，有“乱”，也有“脏”，而李先生最后给出的选择是：“迷”。
一个很耐人琢磨的汉字。我很佩服他的穿透力，我发现，我原来喜欢使用的六个字，也就是“迷思、迷恋、迷信”，以及没有使用的迷惑、迷惘、迷失，以及迷狂，都被他的一个字给“盖”住了。当然，普通人和高人也会有相同之处。我不准备抄袭李教授的说法，而只是接受他的影响。我将从近年来做了一些思考、也曾有文字表述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诊断这个时代和社会。我的判断是：这是一个欲望爆发的时代，它塑造了一个欲望社会。
大家知道，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说辞，原本属于宣传的范畴，社会学界通常不屑一顾。但仔细推敲，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灵感。如果承认观念与行为、社会后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那么至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应当成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键词。
根据执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三大倡导”所涵盖，也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非常周全的倡导。但既然是“倡导”，说明它还不是实践形态，而只是理想形态。实践形态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实践经验，以及我个人的体验出发，我的结论是：“发展”和“发财”。“发展”表现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动者是政府；“发财”表现在社会和个体社会成员层面，主体是“人民”，包括在座诸位的多数，可能也包括我本人。
“发展”和“发财”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同，前者可能是在20世纪初，后者可以追溯到先秦（比如在《礼记·大学》篇中，有“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样的记述），分属舶来品和土特产。但就其实际所指，应该都属于人类共有价值观的一部分，具有“普世价值”的性质。正如人活着需要吃饭，以及在货币经济时代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而需要“有钱”一样，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化排斥一般意义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但是，当二者成为社会和人生的最高目标，占据核心位置，就分别演化成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
当然，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也都不是当今的中国所独有。作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发展主义是欧美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属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被看作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根据已有的研究，由于后发国家摆脱贫困和实现“赶超”的需要更加迫切，对于“发展”的强调也更加突出，并基于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推进手段，形成了“东亚型”和“拉美型”的发展主义。
拜金主义则具有更悠久的传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都曾经有它盛行的时期。关于它的根源，有人性的弱点、私有制的土壤、信仰崩溃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关系异化等被经常列举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货币的魔力增大，“金钱万能论”有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拜金主义从此成为一种永久、普遍的重要价值观。
但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当今的中国，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都完成了它们的升级版。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就发展主义而言，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结更为牢固，由于一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热情更加高涨，同时也由于通过经济增长维持制度合法性的需求更高，因此对发展的追求也就更为执着和迫切。在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发展”出现的频率能够显示这种状况：十二大为106次，而后逐步增加，十六大为239次，十七大和十八大都超过了300次；相应于篇幅长度，从最初的每300字一次升高到后来的每100字一次。
与此相应，在“革命”的信仰和80年代的新希望相继破灭之后，由于空洞的灵魂更需要一种替代性满足，同时也由于90年代初的第二波改革开放浪潮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包括制度的松动和漏洞、市场手段的确立、逐渐勃兴的“文化产业”出色地发挥了刺激欲望的功能，原来相对温和的“致富”意识也就演化成强烈的“发财”冲动，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就更为流行。虽然它也曾不断地受到批判，但依然形成了惊人的局面：2010年2月，由环球网实施的网络调查表明，有81%的“网民”认同中国是“全球第一拜金国家”；在另一项调查中，有60%的人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
仅仅指出它们更加盛行，还不足以认清它们的中国特征。就已经浮出水面的部分来看，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中国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展”和“发财”被高度地统一，这种统一经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而完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被当做主要矛盾，消除这一矛盾成为国家或政府的重要使命。它既承认了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具有正当性，也强调了通过“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才具有号召力，以及合法性。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结合，而不是分离和对立。
第二，两者的至高无上性，甚至唯一性和排他性都更加突出，分别成了国家宗教和人生信仰，超越了“左”和“右”，也超越了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少有的社会共识。“发展”变成了压倒一切道理的“硬道理”，它的众多恶果只被看作“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至于“发财”，不仅有钱就是成功，而且有钱才算成功，“谁受穷，谁狗熊”成了真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获得了广泛认同。
第三，对“速度”的追求异常急迫，成为饥渴症，甚至焦虑症。上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引导，下有“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的道德训条。“高速度”、“跨越式”、“超常规”、“又好又快”等等宏大修辞，都是陈述发展时的必要定语。两位数的增长率通常才算得上发展，“保八”则被当作底限。发财最好是一夜暴富，“不求天长地久，只求立时拥有”，以至于出现了“四十岁之前赚不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励志格言。
第四，两者的至高无上性，以及对高速度的狂热，也就必然导致其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这在1992年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常明显。“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主张或宣言，对法律、道德，甚至亲情的无视，“宰熟”现象和坑蒙拐骗的盛行，都是明显例证。
在认清了两种“主义”的中国特色之后，我们来关注它的总体效用。它们成为巨大的精神文化动力，它推动着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迅猛奔跑，造就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奇迹”：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同时也是自然层面的；既包括由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的经济大跃进，和异常庞大的经济体（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超过美国），也包括由贪污贿赂和暴力犯罪、贫富分化和多元主体对立、信用缺失和羞耻感沦丧所显示的社会溃败，以及由严重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构成的对自然的摧残，或者说生存基础瓦解。
如果从时间上做出判断，大致可以说，在1992年之前的十多年间，发展和发财的意识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建设性的，具有很强的“正能量”。但是当此后共同演变为“主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就越来越表现出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当“发展”需要用血肉之躯做燃料，“发财”需要以驱除良心为前提，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看作某种程度的“邪教”。
如此说来，这实质上意味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危机，甚至是文明的危机。虽然21世纪的“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二发”已经侵入了它的躯体，掌控着它的心灵，今天的中国已经只能以膨胀来显示其存在的意义，甚至以此标榜优越性；中国人也似乎都变成了“金童欲女”，养成了一种新的秉性，一种既违背天道、也违背人道的秉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提到的“中国人的显著优点”，也即“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
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任期延续下去，无法预测它的结局。但至少从资源环境和自然生态的角度而言，考虑到中国的庞大，可以肯定，那将不仅是中国的噩梦，也是这个星球的噩梦。介绍一项新的研究结论，是以联合国环境署的名义8月初公布的，地点在鄂尔多斯，国内只有英文《中国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道。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资源消耗国，2008年的消耗为226亿吨，占全球消耗的1/3，也是美国的4倍；人均消耗量是16吨，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1.5倍。而在1970年，总消耗量是17亿吨，人均则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你们都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说如果地球人都采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将需要多少个地球。较确切的结论是4个。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有90%左右的中国人还没有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人均消耗已经与美国一样多。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位叫做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美国生态批评家曾经警告说：人类社会整体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可能演变为“最后的危机”，或“终结一切的危机”。这句话有些抽象，说的直白一些就是：21世纪，有可能成为人类最后的世纪。
讲到此处，你们应该能够理解，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的必要性。你不需要“与时俱进”，你可以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跟在这个时代的后面，慢慢地打量，仔细地品味，把那些急切地奔向终点的人们，甚至于这个摇摇欲坠的星球，当做你的观察和研究对象。虽然，这看上去有些残酷。
当然，要保持距离，前提是保持警惕。坦率地说，由于有关“现代化”、“发展”、“进步”、“竞争”、“效率”、“做大做强”之类的话语，共同形成了雾霾一样的迷雾，像PM2.5一样无孔不入；由于市场和市场的逻辑几乎支配了所有学科，甚至连社会学也会通向“成功学”，你要想免于中毒受害，确实非常不容易。我的最坏的担心是，你中毒受害了，还沾沾自喜。
也因此，我在致辞的结尾，要再次重复我的忠告：认识这个时代，与它保持距离！
至于这样做的意义，它不仅是真正的社会学的要求，是这个不堪的时代对一个社会医生的要求，而且，就你自己的人生而言，还会因此保持一些尊严，甚至泛出一点儿诗意。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