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二次革命”100周年，新浪历史特邀请邀请了杨天石、章开沅、冯天瑜等海内外七位历史学家，来重新解读这场革命，重回共和国内战现场，寻找一个共和国为何失败的真正原因。冯天瑜教授从二次革命中拈出黎元洪，从而解读二次革命与武昌首义的幽微关联。

渔父遇刺，风云暗涌

1913年3月20日，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谋杀案，案情暴露后，全国舆论哗然。在当时的中国，宋教仁是真诚信仰、勇敢实践民主共和国方案，并为此而献出生命的政治家。他早年留学日本研读政治法律，武昌起义后在汉口和南京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法和临时约法，他都是重要的起草人和主持者。为了在临时约法规定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他风尘仆仆，到各地作竞选演说。1913年2月初宋路过湖北时，在武汉和黄冈等地发表演说，抨击袁氏政府。宋教仁的活动，引起袁世凯的嫉恨，他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一手策划了宋教仁谋杀案。

袁世凯令人谋刺宋教仁，是他撕毁临时约法、消灭南方势力的重要步骤。孙中山从“宋案”中猛醒，检讨自己曾受袁世凯欺骗，积极准备用武力讨伐袁世凯。黄兴虽然倾向于用法律来制裁袁氏，也不反对武力讨袁。黄兴表示，如果迫不得已要用兵，他自告奋勇到前敌指挥，不能让孙中山冒炮火危险。孙中山讨袁决心很大，但他这时所能组织和影响的革命力量，仅限于苏、皖、赣、湘、粤五省。

3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田桐由上海回到武汉，携带一封黄兴致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蒋翊武、熊秉坤、蔡汉卿的密信，其中称“遁初惨遭狙击，经据凶手具吐实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悔。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从新努力”。 两天后，由季雨霖出面，在武昌昙华林宴请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和政界知名人士十多人，会后成立改进团，推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为首，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为号召，“彰明较著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并散发传单，聚众演说，“云非推倒项城(袁世凯)、黄陂(黎元洪)及诸官僚，吾民终不能享共和幸福”。改进团由季雨霖、蔡济民、詹大悲、吴醒汉负责

“倒黎反袁”军事行动方面的布置，杨王鹏、温楚珩等负责联络和总务；设秘密机关于汉口碧秀里和武昌大朝街、巡道岭等处。

改进团的主要成员采用请喝酒、叙旧情等方式，联系在军队中担任职务的党人，以他们所掌握的武装为基本力量，同时广泛招纳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以及会党群众。又在会党活跃的荆襄一带遍设机关，发展组织，“旬日间拥众数万人”。1913年5月20日，改进团的重要成员容景芳正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黎元洪的侦探破获，当场逮捕在座的旅、团长多人。接着又侦破改进团的秘密机关多处，捕拿数十人。黎元洪命令秘密处决二十多人，同时下令通缉改进团首要分子季雨霖、熊秉坤等。

湖北轮轨交汇，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北军南下可以长驱湘、粤，东进可直捣赣、皖，是“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黄兴力争之省。他们派人游说黎元洪，劝他至少保持中立，“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岂料黎却抱定“非袁则乱”宗旨，表示“极端拥护项城”，“必力助袁总统”，站在袁世凯一边。

湖北兵变，反遭血洗

袁世凯骂孙、黄“除了捣乱没有别的本事”，黎元洪就攻击孙中山于革命“无丝毫之功劳”，“而黄兴之战功更无足道”。袁世凯下令以“破坏共和”罪名讨伐孙、黄，黎元洪马上表示：“元洪处军人之职，受国民之托，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誉，生命皆所不计。”

黎元洪还配合袁世凯实现对江西讨袁军的军事包围，让湖北成为北洋军的前哨阵地。北洋军来武汉，去江西，黎都要派大员到车站迎送、犒劳，武汉周围的军事要地如青山、金口、黄陵矶、沌口、仙桃以及从广水到刘家庙的铁路沿线各站，都由北洋军驻守，这样既可进击湖南、江西，又可协助黎元洪威慑湖北革命党人。黎元洪还派出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到江西作战，派两个旅的兵力驻扎在与江西接壤的湖北阳新、通山、通城等地，准备“遇敌即击”，围堵江西反袁军。汉阳兵工厂也交由袁世凯政府的陆军部接管，枪炮子弹源源北运。有人劝黎不要用武器帮助袁世凯打内战，都被黎“严词驳拒”。

6月，袁世凯公开警告孙中山、黄兴，解除李烈钧等人的都督职务，北洋军南下。面对这种局势，黄兴再次指示湖北党人，立即起义，先发制人，打乱袁世凯以湖北为根据地向江西进攻的部署。季雨霖、蒋翊武等决定于6月25日晚发动起义，由城外南湖驻军发难，进攻起义门，与城内驻军汇合后攻都督府，推翻黎元洪的统治。同时，派人到岳口通知章裕昆，到时率所部一营顺汉水而下，攻取汉阳；又派人联络刘家庙、谌家矶一带的驻军，准备占领汉口。

湖北党人自认为运动成熟，布置周密，可望重演两年前武昌首义时士兵革命的活剧。然而，1913年湖北军队的情况已与1911年大不相同，这时的军队已处在黎元洪集团的严密控制之下，受联络的各级官佐虽有过革命的历史，但都怕丢了既得的名利地位，表面上与倡导“二次革命”的党人周旋附和，内心却抱定“成功则从，事败则离”的主意。到了6月25日预定起义的这天晚上，虽然武昌城内有二三处纵火发难，但没有得到响应，并且很快被黎元洪派兵镇压下去。革命党人设在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机关也先后被破坏。季雨霖、蒋翊武、詹大悲、蔡济民、熊秉坤等领导人分别逃往上海和湖南。

黎元洪破获改进团后，在湖北再次进行清洗。当时保守的上海《时报》报道说：“鄂垣近因改进团谋乱，缇骑四出，军警密布，拿获之犯，日有所闻。都督府军法处已成一大流血场。连日在内秘密处决者共有二十余人之多，所杀者十九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之士”。据这家报纸透露，从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四十多天里，其中除十天左右“稍为宁静”外，黎元洪是“日有擒斩，连续不绝”。至9月初，被黎元洪屠杀的革命者至少三百余人，“而军法处监狱囚犯由八百余名增至一千有余，几无隙地”。尽管如此，湖北革命党人仍然在武汉、岳口、皂市、仙桃、潜江、沙洋、京山、荆门、钟祥、保康、房县及鄂西一带策动兵变和暴动，以

响应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号召，再次表现了“首义党人”的英雄气概。

经过黎元洪数次血洗之后，湖北革命党人已所剩无几，且难以在湖北立足，因此，在以后的“护国”、“护法”两役中，湖北不仅始终未能掀起大的波澜，而且成为北洋军阀镇压二次革命的前进基地。

霸王请客，调黎入京

湖北都督黎元洪手中握有军权，又有“开国元勋”之名，袁世凯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尽管黎元洪对袁世凯奉命惟谨，袁到底还是不放心把这个非北洋系的人物放在湖北都督的重要位置上拥兵自重，占山为王。袁世凯采用清廷对付异己的老办法，先加以笼络，馈赠“民国柱石”匾额，表彰黎元洪“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地对付孙中山、黄兴的“二次革命”，夸赞黎元洪镇压湖北革命党人“临机应变，砥柱东南，使不匝月而收削平大乱之功”。继之施以调虎离山计，一会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会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企图将黎元洪调出湖北。

国民党失败后，袁世凯又多次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元洪北上，“请君入瓮”。黎元洪当然知道有兵才有权的道理，因此推三阻四不肯离开自己的基地武昌到北京去当挂名副总统。

到了1913年11月间，袁世凯实在忍耐不住，就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方法，特派自己的头号心腹大将段祺瑞到汉口“劝驾”，胁迫黎元洪立即离鄂赴京。12月8日，段祺瑞突然光临汉口，黎知道不北上已无可能。他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并表示尽可能争取早日回到湖北。不料段祺瑞只匆匆地见了黎元洪一面，就替黎氏准备好了去北京的专车，9日就面催黎元洪启程北上。车行驶到半路上，10日北京就发布了总统命令，派陆军总长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

黎元洪到了北京，袁世凯给予黎氏一万元的月俸和两万元的车马费，让他住在当年西太后幽禁光绪的南海瀛台，后移居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里当寓公。黎元洪无可奈何，成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