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中国1949-现在的60多年的历史评价，有一种说法：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
不能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后改革后三十年，这是必须的。
但，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就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其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基本上是僵化封闭的三十年，后来的三十多年，就是用不断的改革开放，否定僵化封闭；其二，前三十年，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三，前三十年，基本上走一条计划经济的道路，后三十多年，坚持向市场经济转型，用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其四，前三十年，基本上是“秦始皇+马克思”（毛泽东语）的政治思想专制道路，后三十多年，用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破除对毛泽东和各种形式的“凡是”和“迷信”，用解放思想和思想多元化，否定前三十年的专制和迷信。简言之，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解放思想、思想多元，否定前三十年僵化封闭、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政治思想专制的历史。
其实，前三十年的历史，是中国偏离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后三十多年，是中国开始回归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
到底应如果评价中国近六十多年的历史呢？仍是有待我们致力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认为，要想对新中国建国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作出合理的评价，第一，要将改革开放30多年，放在建国60多年和近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评价；第二，要以人类现代文明的核心--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作为评价标准和参照物；第三，要面向未来和世界，以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为基础，寻求中国今后改革开放发展的路向。
将这三者融合起来，本文的基本分析路径是：近100多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人争取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1953年至1976年，是中国偏离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1978年至现在，是中国开始觉醒偏离，回归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现在起到今后30至40年，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将是中国在继续回归人类现代文明中，与世界各国创新和共建人类新文明的历史。
普世价值和人类共识
我们评价中国建国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应确立一个评价标准及参照物。什么标准和参照物呢？这就是将中国放在世界舞台和人类历史长河中，用人类现代文明尤其是其核心--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进行评价，看中国是融入、促进了人类现代文明，还是偏离、违背了人类现代文明。
什么是人类现代文明呢？有没有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基本问题。
简义解释，人类现代文明，是相对人类野蛮、人类蒙昧、人类专制、人类贫穷而言，将人类从野蛮、蒙昧、专制、贫穷中解脱出来，寻求人类全面解放和发展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之道；而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就是在寻求人类解放和发展之道中，形成的普世性的基本评价标准和共同认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寻求人类从野蛮、蒙昧、专制、贫困中解脱出来，达成人类全面解放、发展的价值观及共识的历史。
人类文明从人类野蛮时代、蒙昧时代、专制时代就产生。不少处于野蛮时代、蒙昧时代、专制时代的各国先贤先哲，不懈地寻求人类摆脱野蛮、蒙昧、专制的解放、发展文明之光，创造了辉煌的人类古代文明、传统文明，尤其是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及其他文明，形成了人类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价值观，人类各种古代文明、传统文明都从一定意义上育孕、启迪、推动着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人类现代文明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共同成果和财富。
人类的野蛮、蒙昧、专制时代蔓延了数千年，而人类真正从野蛮、蒙昧、专制时代中解脱出来，进入现代文明时代，仅是近几百年的历史。
首先是16-17世纪以降，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使人类能逐渐科学地认识自然、天体、宇宙，开始从对自然的蒙昧、迷信中解放出来，科学成为人类现代文明时代的首要标志及价值观。
17-18世纪，发源于英国、法国波及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成为人类现代文明时代的重要旗帜，激发、引领着西方、东方各国人世人民反野蛮、反蒙昧、反专制而前赴后继，同样，也成为社会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和拥护的基本价值观。
17世纪初中期，一批在宗教革命中受迫害的新教徒(清教徒)，在逃赴美洲的“五月花”海轮上盟誓，到美洲，要开创一个保护人权、平等、自由的新社会，奠定了后来以民主宪政为核心价值观、集欧洲文明之大成的美国新制度基础，100多年时间，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先导。
西方对科学、人权、自由、平等、博受、公正、宪政等价值观的长期追求和制度创新，使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先驱、先导。后来，东方一些国家相继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实践证明，科学、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受、公正、宪政等价值观也是东方摆脱野蛮、蒙昧、封建、专制、贫困，开启民智，强国富民的良方，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这些价值观。
1946年，联合国成立，制订了《联合国宪章》，尤其是随后签订了《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后，世界各国都逐渐认同，科学、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受、公正、宪政等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并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结合各国实际，构建宪政及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人类进入现代文明新时代。2000年6月，在华沙召开民主国家共同体成立大会，106个政府的代表们共同签署了《华沙宣言》，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民主被看作一种需要通过国际合作予以促进的伟大价值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冷战”对峙，但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冷战”时代结束，人类在坚守科学、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宪政等基本普世价值观中，逐渐达成了一些人类解放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共识：
--经济发展共识：市场经济、民有化（公民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
--政治发展共识：民主政治、人权化、民主化、共和宪政化。
--社会发展共识：公民社会、平等、公正、法治。
--文化发展共识：自由思想、信仰自由、文明多元共存融合发展。
20世纪逐渐形成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共识，不但由发达国家坚守着，也影响、指引着世界落后和欠发达国家及地区解脱野蛮、蒙昧、专制、贫困，使各国经济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现代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国别、主义之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按普世价值观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共识，结合本国国情发展。
中国寻求和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历程
人类现代文明，以西方为先导，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求索、凝聚、集成，但对于受皇权专制长期束缚的中国，仅是近一百多年才开始寻求和逐渐融入现代文明。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一些寻求现代文明的先行者，便提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甚至“全盘西化”等各种主张和路径，引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先导--西方文明，来改造或替代中国的皇权专制及摆脱野蛮、蒙昧、贫困。迫于“西风东渐”引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大趋势，专制王朝清政府也不得不派出留学生、各种考察团，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借鉴西方文明，在摇摇欲坠之中，于1908年制订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昭示）》。该《大纲》虽然仍保留着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但已以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为基础，这是中国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第一部宪章。但《钦定宪法大纲》还未真正实施，1911年，清政府便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国结束了长达近二千年的皇权专制。
辛亥革命后，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制订了《共和宪法》，中国开始引入了现代文明的共和制，甚至在亚洲第一个成立共和国。
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使中国向现代人类文明之路奋进。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提出以“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的建国纲领，体现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民主、民生基本价值观，将中国向现代文明之路大大推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为基本价值观，与执政的国民党等各民主党派，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提出建立中国联合政府的纲领，基本体现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共识。但令国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国内战争，又中断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之路。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后，会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最早拟为《新民主主义纲领》，期间曾改为《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共同纲领》以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经过各民主党派的充分协商，广泛地征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达成共识。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各党派、各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和制；“我们统一战线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共同纲领》，是中国人近百年来寻求人类现代文明的结晶，不但基本体现了已有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共识，将中国引入了现代文明之路，还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为人类现代文明作出了一些贡献（如提出多党合作协商制、人民代表制等）。
综上所述，从洋务运动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为摆脱野蛮、蒙昧、专制、贫困，前赴后继地寻求人类现代文明之光，最终将中国推进和融入人类现代文明之路。
中国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偏离
始于195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放弃了墨迹未干的《共同纲领》达成共识的新民主主义大旗，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1957年“反右派”运动，清除对放弃新民主主义大旗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各界人士；1958年，提出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面放弃新民主主义，建设社会主义；1959-1962年，“三分天灾”加“七分决策错误的人祸”，使中国死亡人数创人类历史之最--3000多万人；1964-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农村干部人人陷入自危之中；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停工停产，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使中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政治社会进入混乱及僵化、专制年代。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朝着偏离人类现代文明之道越走越远，偏离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偏离了人类现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共识。
偏离普世价值观。中国从1953年起至改革开放前，逐渐偏离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人权是普世价值观的核心，但相继剥夺了：有产者的人权、对放弃新民主主义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派及其他人士的人权、“地富反坏右分子”“封资修分子”及“臭老九”（知识分子）的人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国家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人权、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等。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不允许公民迁移的自由；停止、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架空人民民主制度；停止、取消政治协商制度，使共和制有名无实，等。
偏离人类经济发展共识。市场经济、民有（公民拥有私人财产）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是现代文明的经济发展基本共识，但中国自1953年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后，选择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商品、取消市场、建立在公有产权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极左路线，不允许公民拥有私有财产，不允许公民自由投资和自由选择职业，不允许自由市场存在；闭关锁国、不允许港澳台资和外资进入、切断国际经贸联系；“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就偏离了人类现代文明经济发展的民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基本共识，使中国不但不能摆脱贫困、落后，反而拉大了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偏离人类政治发展共识。民主政治、民主化、共和宪政化，是现代文明政治发展的基本共识，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但新中国成立数年后，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遁着“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语）治国的政治路线，将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凌驾于宪法、政府之上，中国变成了“党天下”和“领袖治国”，将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作为附庸，将人民引向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及绝对服从”。中国的政治发展，逐渐偏离《共同纲领》和民主政治、民主化、共和宪政化的人类现代文明政治发展共识。
偏离人类社会发展共识。公民社会、平等、公正、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但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并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以“无产阶级”为主与“有产阶级”为主（资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各阶级对立、斗争，使社会长期陷入不平等、不安宁、不和谐的危机状态中。整个国家和社会以人治、官治为主，任意践踏宪法、法律，将人治替代法治。中国逐渐远离公民社会、平等、公正、法治的人类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共识。
中国向人类现代文明的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订，是中国共产党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及全体人民，长期寻求人类现代文明并为之艰苦奋斗的结晶和成果。1950年代-1970年代，中国对《共同纲领》和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共识的长期偏离，引起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党派人士及全体人民的的不断警觉和反思。
1976年粉碎“四人帮”，尤其是1978年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人及全体人民从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偏离中觉醒过来，提出解放思想、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破除对毛泽东“两个凡是”的迷信和教条，实行改革开放。
1978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对中国偏离现代文明的反思、觉醒，重新回归人类现代文明之路的30多年历程。
必须承认，中国自1978年起的30多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思自己的偏离中觉醒起来，而发动和领导的，所以，中国回归人类现代文明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尽管目前中国还未完全回归到人类现代文明的正道上，但正处于迅速回归的路途中，有些，已基本回归或初步回归。
普世价值观的回归。自1978年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就一直对普世价值观的偏离进行反思，逐渐承认、接受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宪政等普世价值观。1997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紧随后，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我国认同了国际上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观。2003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 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7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写进了包括人权、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市场经济等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认同、接受并开始回归曾为之追求和奋斗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
经济发展共识的初步回归。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是向市场经济、民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等人类现代文明的经济发展共识回归的历程。首先是民有化的初步回归。1979年，实行农村土地家庭经营承包制，实质上是允许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和农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一场民有化（农民所有化）的产权革命；1979年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发展和1980年代初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发展，并修改宪法认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向民有化回归的重要进程；2004年修订了国家宪法以保护私有财产，2007年颁布《物权法》申明保护私人产权，为中国民有化奠定了法律基础；2007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全流通改革，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将向以公众持股为主的民有化改革方向迈进，尽管中国民有化的路程仍相当漫长，但已在回归经济发展共识民有化之路上迅跑。1980年代的放开市场、放开价格的改革，是中国向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回归的起步；1990年代初确认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目标后，表明中国认同现代文明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共识，初步从计划经济回归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自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设立经济特区，打开国门，逐渐从特区--沿海--内地，全面对外开放，不但吸引港澳台资、外资来中国投资发展，还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国际性的外向型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甚至“世界工厂”，尤其是2001年中加入WTO后，意味着中国全面重返世界经济舞台，中国经济由封闭型的一国经济，转为开放型的国际化经济甚至全球性经济。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民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回归，尤其是私人产权的逐渐承认、界定、保护，奠定了市场经济基础，降低了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将中国人长期受公有化、集权化、计划化及闭关锁国困缚、限制而压缩、积蓄起来的积极性、创造性、聪明才智、能量，超常规地释放、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这是中国创造了长达30多年连续高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奇迹的最根本原因或秘诀所在。
政治发展共识的起步回归。相对经济改革而言，尽管中国政治改革迟缓、滞后，但也一直在进行之中，并且也开始纠正一些偏向，向着人类现代文明的政治发展共识--民主化、共和宪政化之路转回。1978年开展的“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中国一场思想政治大解放，将中国人，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解脱出来，从“十亿人一个脑袋”的“领袖政治”中解放出来，打破了“领袖专制”的坚冰。随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渐恢复和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功能；在选举制度方面开始实行差额选举；逐步扩大地方的自治权；农村村民委会及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试行直接选举，等。30多年尽管还未实行真正的政治制度大变革，未从根本上结束“以党治国”和“党天下”的政治势态，但也已显现出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共和、宪政回归的意向，甚至可以说迈出了回归现代政治文明共识的重要一步。
社会发展共识的回归。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中全会决定中国今后要取消以阶级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中国社会层科、组织、群体不再进行阶级划分，人为的社会阶级斗争、冲突也逐渐淡化、式微甚至在人们的头脑中消失。30多年来，中国不断修改宪法，建立民法、刑法及各种经济、社会法律及规章制度，社会管理逐渐法制化。中国社会发展开始向着平等、公正、法治的人类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共识回归。
现代文明的回归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人必须明白：改革开放前，中国之所以陷入了近现代历史上最沉重、困难、贫困的年代，最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长期偏离了人类现代文明；1978年，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开放，是由于我们从偏离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中觉醒起来，要向人类现代文明回归；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改革开发中，逐渐认同、接受人类普世价值观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共识，向现代文明迅速回归；中国要想在未来继续创造世界经济奇迹、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全面地回归人类现代文明，并且在回归当中，结合人类发展新趋势和中国的国情，创新人类新文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建人类新文明。
在全面回归中创新和共建人类新文明
自2008年始，世界滋生了一场大“瘟疫”：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发达国家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比中国经济仍然以较高速度增长及相对旺盛的情况，有些国际及国内人士认为“过去30年是资本主义挽救了中国，今后要靠中国救资本主义”，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我们中国人头脑要清醒：是过去30多年向人类现代文明的回归挽救了中国，只有现代文明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只有创新和共建新文明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中国今后30至40年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全面回归人类现代文明不动摇；创新人类新文明，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新文明不动摇；以普世价值体系和人类新共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动摇。
全面回归人类现代文明。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我们已因回归人类现代文明，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我们仍然处于回归之中，仍未全面回归。自本世纪以来，我们已逐渐认同普世价值观，但主要是在国际事务中，仍未真正用普世价值观来重构我国的的价值体系。在经济改革上，我们进展较快，回归较快，可以称初步回归。但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上，虽然也已进行，但严重滞后，只能称开始回归，仍未真正回归人类现代文明。所以，今后10到20年，我们要从普世价值观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共识上，全面地回归人类现代文明，使中国成为现代文明和现代化之大国、强国。
普世价值观的真正回归。本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我们已提出建立我国的价值观体系。但怎样建立呢？虽然每个国家都应结合本国的国情，建立各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但各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应充分体现普世价值观，应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和核心。我国要建立价值观体系，决不能以强调“中国国情”为借口，抛开普世价值观，建立所谓“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而应在认同、接受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真正回归普世价值观，以科学、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宪政等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为基础和核心，挖掘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结合改革开放实践不断形成的新价值观，全面构建既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大趋势又切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体系。
经济发展共识的继续回归。经济发展共识继续回归，是要加快民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民有化，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公民产权为本位，加快公民拥有和扩大私人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将目前相当一部分国有社会资源、国有社会资产、国有社会收入，转化为民有财产和民有收入及福利；将社会总资源及总财产结构，由目前国家仍然拥有近70%的状况，逐渐转变为公民（以私有产权形式）拥有60%以上，使我国市场经济真正形成以民有产权为基础和民有经济为主体。加快市场化，就是由公民和企业、而不是继续由政府或国家成为市场主体；减小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扩大市场的作用；全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民有化、企业化，尤其是要加快金融要素、土地要素及国家垄断资源的市场化、民有化、企业化；将金融、土地、资源的投资、经营从以政府、国家为主体逐渐转变为以公民、民间为主体。加快国际化，主要是要将我国的社会财产、各类市场及经济实体国际化。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要提防以防范美国金融海啸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为借口，实行各种形式的与民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相悖的国有化、垄断化、计划化、官僚化经济回潮，以防止新的折腾。
政治发展共识的加速回归。中国改革30多年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政治改革滞后，我们在回归人类现代文明之路上，最缓慢的是政治发展，这几乎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甚至执政党的共识。今后10至20年，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政治改革，加速政治发展回归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和共识，其核心是人权和民主宪政共识的真正回归。应当承认，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较30多年前已有明显的改善，但离人类现代文明的人权共识，仍相去甚远。我们虽然早在10多年前就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于2009年4月公布了首次制订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但如何在中国落实国际公约及人类共识的各项人权，仍是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我们还要在生命权与财产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等的现代人权基本共识上加速回归。民主宪政是人类现代文明政治发展共识的集中体现，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其核心是“民权政制”。中国虽然已摆脱了“皇权专制”近100年，但又长期误用了“党权政制”，始于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偏离民主宪政的、“以党治国”的政治制度至今未从根本上改革。邓小平早就尖锐地指出：“‘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办法。”（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今后，要构建以民权为基础和核心的中国民主宪政制度，还权于民、还政于民，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或“代表”人民）选举（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和协商（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协商）产生人民的政府，将“党权政制”转为“民权政制”，回归和创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政府共识：“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
社会发展共识加速回归。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虽然已开始向平等、公正、法治的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共识回归，但中国仍处于由党权社会、人治社会向民权社会、法治社会的转型之中，真正的民权社会、民治社会、法治社会未形成。由于政治改革及社会改革迟缓、滞后，与经济改革较快及经济高速增长不协调甚至相冲突，形成经济、社会新的不平等、不公正及法治与人治相冲突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社会群体事件逐年递增、贪污腐败越益严重、权力与资本和知识联手垄断社会、官僚体制僵化及膨胀、弱势群体对社会失去话语权等，使中国社会发展处于严重的冲突、震荡及不和谐之中。中国必须加速社会改革，加速回归平等、公正、法治的政治文明及社会发展共识。中国社会平等，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党权社会”中的各社会党派的不平等和将“党权社会”转为“民权社会”。应逐渐让各社会党派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让各民主党派及公民拥有监督执政党及政府官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实现中国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最根本的是制订宪政法律高于党章党权、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及其领导都必须遵守和服从宪法及法律的宪政章法，而不能将政党、组织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宪章法律之上。
创新和共建人类新文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演化和选择过程，不会有历史的终结，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世界在各种文明冲突中，正在将人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进行融合、创新，以人类新文明的普世价值观体系及共识为基础， 全面地构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新制度、新秩序，使人类未来真正共存于“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价值，同一种文明，同一个梦想”之中，使人类从野蛮、蒙昧、专制、贫困中整体地解放出来，使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全面、自由地发展。中国今后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使命和世界责任，不仅是将中国全面地回归到人类现代文明之路，使中国成为现代文明大国、强国，更重要的是要在回归之中，与世界各国共同创新人类现代文明、建设人类现代新文明，其基点和核心是创新普世价值体系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新共识：其一，挖掘、创新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中国古代文明及传统文明，将其转化为普世价值观体系及人类发展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总结和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和认识；其三，以世界思维和战略思想，研究和总结世界各国目前及未来发展中形成的新世普价值观和新共识。21世纪，中国已经在回归中开始提出了一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和共识。例如，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和谐”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价值观，也是我们面临改革开放出现的严重的社会冲突提出的重要价值观，更是世界各国思想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曾提出过的价值观，“和谐”将逐渐成为普世性价值观。又如，我国近几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这既是我国在转换发展方式中形成的共识，也是世界一些国家的学者、思想家曾经提出过的认识，可能会逐渐成为世界共识。今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大转型、大发展实践，将会使中国人在创新人类现代文明和共识上大有作为，中国要为创新人类新思维、新共识、新文明做出重大贡献：我们应在人权观的分歧上形成“复合性人权共识”； 在解释及提倡人的“利他”与“利己”的长期对立的价值观上，形成“群己互利”、“利他利己统一”的基本价值观；在解决“公产”与“私产”长期对立的产权观上，形成“公私复合”的产权发展共识；在经济发展上要形成以公民产权为基础、以民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共识；在政治发展上，形成“阶级、政党协同合作”、“公民、精英、政府合作”、“民主、共和、宪政复合”共识；在世界事务中，要形成“世界人”、“世界联邦”、“世界宪章”共识等，全面构建人类未来新文明的普世价值体系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共识。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回顾、评价及对未来的展望，使我们坚定不稳地履行今后数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历史使命和世界职责：全面回归人类现代文明；以普世价值体系及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共识为基础和核心，结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与世界各国创新和共建人类新文明，构建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梦想相通的世界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