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
最近，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民选总统穆尔西刚执政一年就被街头民众和军方联合赶下了台。这并不是一件很出人意料的事情。早在“阿拉伯之春”初期，有人就预想到，这场以民主化为主色调的变革将经历较长的阵痛期。在人类历史上，实质性的历史变革总是缓慢的，尽管名称、旗帜或者色调的变化可以非常迅速。在埃及人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时候，军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又是军队出手扳倒了穆尔西。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埃及政治体制看起来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谓从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政制，然而，在人民已经在政治上觉醒和行动起来的今天，军人集团仍然很强大。在穆尔西之后，它还要主导一个新的政治进程。
一
两年多前，“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的时候，有人乐观地认为这是民主化的第四波到来了。权利的争取、梦想的实现从来都是不容易的，也是免费的，只是从埃及的情况来看，这代价也太大了些，它并没有因为拖延到21世纪才搞政治变革就能够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惨痛教训。一直有些观察家对埃及近年来的政治混乱表示担忧，对经常发生的街头政治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埃及人上街造反有瘾似的，稍有不满就上街，这样还怎么搞国家建设？看来，民主和稳定、民主与发展往往不是携手并进的。这部分地再次验证了亨廷顿说的：现代化带来不稳定。
穆尔西在2012年6月上台以来，也想着把埃及的社会经济搞好，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无奈的是，之前结构性的积弊又岂能是说变就变过来的！穆尔西执政的这一年，埃及人民的生活并无改善，某些方面还在继续恶化，比如在燃料供应、通货膨胀、失业率等方面。这些与人民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政府内部的权斗(主要是穆尔西与军方及司法部门的矛盾)，加上老百姓对生活的失望以及对伊斯兰化倾向的不满，又表现为街头政治，这样，穆尔西政权自然也无法集中全力搞复兴和建设。这就是恶性循环、零和游戏。本来，穆尔西接手的埃及就是个烂摊子，谁都没有可能短期调整好。但他既然愿意接手，那就不得不去承担起积弊的后果与失败的责任。穆尔西现在部分地就是穆巴拉克时代遗产的牺牲品。
穆尔西代表的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是一个政治伊斯兰力量，它是有社会和政治理想的，与我们在世俗意义上理解的只关照私德和内心世界的宗教不一样。穆兄会曾是一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政治组织，名声并不太好。在埃及国内，它曾长期受政府的打压。尽管它后来的政治立场趋于温和化，但并未放弃其保守主义的诉求，因此，它很难得到世俗主义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早期就建立的宗教性政治组织，穆兄会长期在草根阶层中经营，给老百姓做好事，得到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是埃及最富政治经验、组织建设也最好的准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埃及实行长期的威权统治，其他的政治组织很弱小，也不够成熟。因此，一旦开放政治，搞民主，穆兄会势力上台是可以预知的。穆兄会最终推出的候选人是穆尔西，他在这之前相对来说算不上是个有名的人物，过去也是行事低调，不事张扬，成为候选人之后，他粗犷的风格也并不受人喜欢。但这一切并不重要，靠着穆兄会超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2012年，穆尔西当选总统的时候，得票率达51.7%。他的竞争对手沙菲克得票率是48.3%。当时两人的对决被称为是中产阶层与穷人的对决。沙菲克的支持者主要是世俗的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担心穆兄会上台，将把埃及带回到一个更为保守的社会状态。
有一种说法是穆兄会窃取了埃及这次民主革命的果实。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阿拉伯之春席卷埃及的时候，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穆兄会的事，既没有它的动员，也没有它的口号，它没做什么贡献。整个运动就是一场反专制的民主运动，在其中，青年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之后，穆兄会只是靠着原有的基础，借着民主革命赢得的果实，利用这个机会掌握了政权。显然，很多人是不服的。尽管大家最终是默认了选举的结果，但过去的这一年中，埃及人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时有发生，尤其是世俗主义倾向的民众，对穆兄会的上台深感气愤。当然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穆尔西的上台，是民主的胜利，至少他经历的选举是没有问题，而穆兄会被认为是平民阶层的代表，从这个立场谴责街头政治，尤其谴责军方的干预，认为这次军人干政是对民主的公然践踏。对这个问题，我想，还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也就是立场不同看法自然不一样。且不说复杂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之中，同样的一件事情，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见仁见智罢了，只是要看大家是不是奔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果不是，那就很难谈得拢。
中产阶层民众通过街头政治，加上军人干政，把民选的穆尔西赶下了台，穆兄会自然也可以在之后如法炮制，一方面是煽动民众接着上街，另一方面，若是还能得到部分军队的支持，那埃及离内战就不远了，埃及人民要实现在民主制度下享受好日子的梦想就会更加遥遥无期。不得已的情况下，军队将被迫实行军管，到那时埃及的局势将更加恶化。
二
穆尔西下台看起来挺简单的，就是一场军人政变。在政治场中，军队与文官的关系(文武关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谁都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搞革命，搞权斗，都难免要弄刀弄枪，决一死战，这主要地就是个马上得天下的道理。治天下不能靠枪杆子，还是要靠政治家和文官。但问题是，即便到了今天，文武关系在很多国家里还并没有理顺。不管是在什么体制的国家里，革命后的建设时期，还经常见到武人干政的现象，不管是直接的、幕后的还是“后现代式”的。
关于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亨廷顿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洞见仍然值得重视：“军队起到此种改进性的甚或是推动现代化的作用，其能力大小有赖于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布局。在一个普力夺社会里*,军队的影响随参与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在寡头统治阶段，军人和文职领袖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差异，将军或至少挂着将军头衔的人物 主宰着政治舞台 。当社会进入激进的中产阶级阶段时 ,军队通常比较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机构，它和其他社会势力分享着对 社会的影响；一种有限度的政治制度化可能在狭义的、非扩张型的政治体制中得以形成。军人干预经常是间歇地发生，军政府和文官政府轮流坐庄，更加强大的民间抗衡集团逐渐兴起。最后， 在大众普力夺阶段，军人的影响就受到了浩大的民众运动兴起的制约。所以，军人主持建立政治制度的最佳机会是在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早期阶段。”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埃及的真正掌权者是军人集团。现代埃及共和国是1950年代初纳赛尔那批“自由军官”通过政变建立的。以纳赛尔为中心的自由军官是埃及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既得利益者。纳赛尔本人出身于军人，他坚信“军人精英”的力量，认为“军人精英”是埃及职业阶层、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等中产阶级的“集中代表”。埃及军队精英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握有决策权，在所辖部门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权决定生产、销售和分配的方针，决定人员的调动和升迁。天长日久，他们的思想和心态渐渐发生变化，日趋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把自己看成是高踞于人民大众之上的‘上流社会人物’。”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国家的创立者和统治者，他们慢慢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军人集团目前仍是埃及主要权力和资源的占有者。他们不但享有高官厚禄，掌管了国家的重要部门，而且还贪污腐化，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引起普通民众的不满与抱怨。这是人民起来推翻穆巴拉克的主要原因。
在穆巴拉克时代，专制的统治维系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但最终穆巴拉克集团的统治既被埃及人民所厌弃，也威胁到军方的利益。军方抛弃穆巴拉克，迎来民主时代，他们仍然不希望出现一个危害自身利益的政治势力。所以，军人集团不喜欢代表平民阶层的穆尔西，一向讨厌穆兄会的世俗文官阶层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都反感穆兄会。
穆尔西的下台，是其反对者的共谋，街头民众和军方是一道的。不管怎么说，这破坏了民主的程序。我们可以看到，在搞垮穆尔西的过程中，埃及军方是十分审慎的，不管是在表态上，还是在行动上。一方面，在这个时代，不管出于什么考虑，用武力威胁的方式把一个民选的文官政府推翻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另一方面，埃及每年都要从美国得到大量的援助，这其中的大部分都被军方所获取，军方一再否认自己搞的是军人干政，担心的就是失去美国的支持，因为按照美国的相关规定，发生军事政变的地方将无法再得到其援助。目前从各方面的表态看，除了突尼斯，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军事政变。
埃及军方这次干政，也让人容易想到历史上的土耳其军人干政，尤其是1997年土耳其发生了针对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政府的“后现代式”政变，捍卫了国家的世俗主义。以土耳其的历史来看，它从1946年实行多党制，但从1960年到1997年时，几乎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共发生了4次军事政变，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的民主制才算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因为正是在正发党执政的十年中，土耳其军队被“驯化”了，同时也看得出伊斯兰主义政党在这之前也被“驯化”了。现在，土耳其朝野普遍都不再希望看到军事政变，大家希望通过民主的手段和程序来表达各自的诉求。世俗主义的底线谁都不敢碰。同时，正是在正发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土耳其的中产阶级社会。我也曾说过，最近土耳其的广场政治不是个“春天的故事”，而是民主社会里争取少数派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是民主制度下如何保证多元化社会形态并制约多数人的暴政的问题。埃及在这一点上与土耳其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毕竟，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土耳其早就经历了民主化改革的深水区。
三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埃及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处理世俗与宗教之争，这是个认同问题，埃及社会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已经建立起一个世俗化倾向的社会，如果要通过一个新的政治进程扭转这个趋势，将会引起社会价值的分裂，造成社会围绕“认同的政治”发生严重分化和冲突。如殷罡先生所言：“当选后，穆斯林兄弟会过度利用了埃及国民的信任，将这个国家引向了伊斯兰化，并试图通过全民公决、修正宪法的方式为伊斯兰化提供法理工具。过去埃及的宪法，强调伊斯兰法是埃及法律的源泉之一，而现在的宪法修改成了伊斯兰法是埃及法律的源泉，使得日后的埃及执政者可以依据伊斯兰法行事，这遭到了埃及司法界、基督教力量以及一些世俗力量非常激烈的抵制。”在一个价值和认同撕裂的社会，民主政治的运转将险阻重重；
(2)避免民主化之后的“多数的暴政”问题。穆尔西一味偏向穆兄会，自然引起反对派的反弹和不满，民主政治不能是赢家通吃；现在是穆尔西，以后不管是谁，不能赢得了选票之后就只顾着自己这一派的利益，把反对派逼得只能走上街头，民主政治就会非常脆弱；
(3)解决民生问题，就是把经济搞好，解决就业问题，把人民的生活搞好，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4)处理文武关系问题，军人权贵集团的存在早就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这更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问题；
(5)应对中产阶级梦想的破灭问题，埃及经济在全球化的体系当中没有优势可言，经济结构失衡，资源不多，人口多又年轻化，在这样的国家，通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就能成为中产阶层的梦想，对多数出身平民的人而言已经破灭了。这不只是个民生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理想(“埃及梦”？)的问题，对于埃及这种年轻化的社会而言，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埃及军方推翻了民选的穆尔西政府，但政治稳定所需要的共识和妥协，现在看起来还很难达成，埃及未来的政治形势将更加复杂，也更加恶化。阿拉伯之春以民主化转型始，但这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实行民主选举了，就完成了。用土耳其总统居尔的话来说，民主绝不只是关于选举的问题。要实现民主制的稳定平衡，还有待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是中产阶级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达，有待于政党政治的成熟，对军人权贵阶层的驯服以及民主政治文化的养成。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无法一蹴而就，其间必然要经历政治的动荡。
【*Praetorian Society,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普力夺社会在各种政治参与程度上都存在，参与程度低的普力夺社会亨廷顿将之称为寡头普力夺，这种社会的政治参与仅限于一些集大权于一身的寡头；当政治参与扩大到中产阶级时，这种社会被称之为激进普力夺社会；而当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到广大群众时，该普力夺社会就称为群众普力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