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北京“京温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这些年，历经多次国际、国内盛大集会、活动，在刚性维稳的大背景下，各地强力社会政治动员、强化社会治安管理，安保措施可谓精细、具体，模式化、常态化的管制措施直接约束了群体事件的发展。即使这样，群体事件仍未见根本消解，引人深思。

纵观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这两年群体事件仍保持在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状态”阶段。行动者认同既有社会体制，但使用体制外的手段表达诉求，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大多数群体事件，仍表现出如下特点：参与主体主要是弱势群体；起因是“利益损害”等因素；属被动反应；多是地方事件；是节制的“常规性”抗争。但是，与过去20年相比，近两年的群体事件也有诸多新变化：重心东移；以地域关系互划界限的族群械斗；同乡会、宗族组织成为动员工具；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凸显集体焦虑；多种社会思潮活跃，且相互间碰撞、交锋、开始争夺话语权，欲以各自主张的意识形态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宣扬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念吸引群众，以期形成政治力量；底层民众与新技术结合；微观社会环境冲突加剧；事件生成的速度加快；持续时间延长的事件增多；扩散的倾向明显；抗争形式快速更新；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公开表达的抽象诉求增多。

群体性事件的跌宕起伏和表现出来的新特点警醒我们，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要有新思维。

首先，要树立危机意识，以改革推动矛盾化解。现阶段的群体事件存在着“结构性的治理便利”。如，零星的、分散的局部社会冲突和民众“一盘散沙”、原子化的、低度组织的集体行动均易为政府分散应对；“自在阶级”的维权意识和经济民生诉求，也便于地方政府用经济手段解决。此类初始状态，让一些干部以为“危机尚远”。其实，广义社会运动在中国已有众多表现形式，门类几近齐全。诸多事件表明，在结构性张力持续紧张的社会环境里，群体事件的“初始状态”已濒临突破。事件的治理便利性已越来越小，支付的社会成本越来越大，社会治理的空间已变得相当局促；民众维权意识提升，民间弥漫着对贪腐、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对社会不公平的耐受性降低，这些均导致社会政治改革已日益急迫。

其次，要摒弃敌对思维，避免过度政治化解读事件。总的来看，现阶段大多数群体事件都是追求具体的民生诉求，并不企图用体制外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力的再分配。这是应对群体事件的认知前提，应对之策应来源于此。以敌对思维应对群体事件，容易激化既有矛盾，将党和政府推到民众的对立面，而且对群体事件“上纲上线”，往往会引发滥用公权，容易授人以柄。

再次，要尊重民众的表达权利，在社会稳定与民众维权间求平衡。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颁布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这些年来，地方政府针对类似群体事件的集会、游行的社会管理，既没有“管住”暴力；也没有“管好”社会秩序。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实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没有处理好“保障”和“限制”的关系。

对于集会游行示威，无论是实行“许可制”还是“报备制”的国家，共同的经验是：警方事前一定要知道游行者“要干什么”，这是有效维持秩序的前提；另外，警方事前也一定会告知参与者“什么不能干”，一旦触犯，必招惩罚。现在在具体执法实践中，警民双方起码的互动还不存在，双方均不知边界和界限在哪里。这也是发生警民冲突的一个机制性原因。

如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张力来自贪腐和贫富悬殊，社会因此“紧绷”。对公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约束、司法救济乏力、公民表达诉求渠道狭窄等都刺激群体事件的增加。

实现“中国梦”需要经济发达、官吏清廉、政治昌明、社会和谐的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应紧随社会发展的变化，适时开启针对群体事件管理的法治实践探索：认真依照宪法精神，尊重公民表达的权利。当然，也不能一蹴而就，由许可制立即转变为报备制还不现实，易引发社会混乱。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这种严格限制既不能有效防止暴力，也不能有效维持秩序，再也不能照此继续下去了。我们应采用逐步缩小限制范围的渐进办法，逐步放松限制，以求得社会稳定和民众维权间的平衡。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保障合法，反对非法，制裁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