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1962年从石家庄考入北京铁道学院的(现在称北京交通大学)，学制5年。按正常规律，应该在1967年7月毕业分配。但是1967年正是文革的高峰期。上面乱成一团，谁还管得了大学生的分配？而下面也打成一团，就是分了也没法安置。所以包括应该1966年分配的66届大学毕业生都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了。
北京铁道学院在文革中闹得比清华、北大差远了，但也出现了真刀、真枪的武斗。终于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武斗中，掌权的一派将一名对立面的工人扎伤后流血过多而死亡。本来已乱哄哄的校园，由此而更加“精彩纷呈”。扎死人的一派用原来就20小时播发的高音频喇叭大放“送瘟神”。不间断地发表社论；而死人的一方也相对地大放“国际歌”和“抬头望见北斗星”，不停地发表悼念文章。
但死人的事却也给学校带来了“冷静”效应。突然，绝大多数的同学开始对这场运动厌倦了。接着军宣队的进人，学校里出现的局面和全国大多数的大学一样，处于少数“造反派”还在声嘶力竭，而绝大多数学生已开始逍遥的状况。
文革开始，大家都凭着一股子革命热情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造了一阵子反。可后来越搞越闹不明白、越搞越看不到头了。而且那些接近毕业的学生从运动一开始就随大流的多，不参加个组织是不行的，参加了也是观望的多。1966年我们都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人了，如果不是文革开始，早就毕业一年了。特别是66届的学生，本来这届学生在66年7月就该分配的，可6月文革开始，将他们困在了学校。自始至终，这批人中更没有几个热心参加运动的。
自从对立双方发生武斗，伤了人，双方的劲头也一下子蔫了下来。大部分人开始无所事事、无聊地逍遥了。
在那时学校里的逍遥有多种方式：最多的一种是自己动手做二极管收音机。去商店里买处理的二极管、电容、电阻等零件，花不了几个钱。只有缠变压器的漆包线和电磁棒花钱多一点，但自己能攒个收音机也是值得的。还别说，大学生嘛。也真有两下子。不少同学组装出来的收音机，质量真不错，巧手的再配上个自制的木盒子，真比买的还抖呢！
第二种是到城里、城外去游逛，逛遍北京的古迹。虽然那些古迹大多被当成“四旧”，封了，砸了，但也不收门票了，能看多少是多少吧。同时到卖照相器材的商店里可买到处理的像纸、胶卷，拍照留念后，回来用自制的印像设备冲印。
那时候，大街上有很多处理品，让逍遥的大学生们解了不少闷子。
第三种就是自己动手做小木箱。大概大家知道快离开学校了，走时有个箱子多好呀！于是，做箱成风。也不知道谁发明的，做的程序和样式大同小异：先找来木条用刨子刨平，再截成需要的尺寸，钉成框架(当时这木条是买不来的，大部分是踅摸来的。从那儿踅摸就不得而知了。)。第一部分算完成了。然后买来三合板，打磨光滑后裁成计划的大小，用胶水粘贴在木架上。别小看这道工序，那是最难的。如果木箱做不成功，十之八九是粘贴技术不过关，而在大学生中却有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贴板技术堪称一流。因此，这几个就成了“大拿”了，不少人排队等他们帮忙。再后是着色上漆，颜色一般是浅栗子色的。不知道谁发现的商店里有卖着色粉的，买两三种不同颜色的粉，回来按自己的愿望自行调制。着色干了后，还要用粗、细砂纸先后打磨。最后就是涂清漆了，那要看你个人的意思，一遍两遍也行，七遍八遍也可，看你的“投资”实力了。等油漆干透，在木箱的侧面按一个门的手把。哈！成了。一个很神气的手提箱就成功了。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木箱，如同20年后人们提的高级进口牛皮箱。
当然还有搞对象、谈恋爱的，到处找小说看的，不一而足。
所有以上的逍遥虽然花钱并不多，但毕竟需要钱。对于穷学生来说，只有节衣缩食了。由于派性斗争。学校的食堂里的两派也较上劲儿，不好好做饭了。伙食越来越差，许多同学干脆退伙，自己在宿舍煮挂面。用省下的钱补充“逍遥”的费用。反正那年月是造反的年月，宿舍也没有管理员管了。电炉子、电烙铁充斥满楼，闸盒上的保险丝都拧成三股了，还保不住时时烧断。只有断电的那时候，满楼是一片骂声，可随着保险丝接好，恢复用电就平静了，大家该干什么仍旧干什么。那时候同学们的肚子里都挺空，没有什么油水。曾有同学开玩笑说，别说能吃个猪肘子，就是吃支马腿也不在话下。
进入1967年5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66届的学生分配了。由于这拨儿人早就憋足了劲儿等待分配，所以仅仅不到一个月，三下五除二，走人了。
66届的走了，67届的就盼上了，可是相隔了两个月却没了音信。其实，中央已经有了决定，66届的是先走了一步。
二
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而在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的同日，还发出通知，1967年应届的毕业生一律于1968年7月毕业。
当然，这都是1989年后才公布的内容，而当时肯定是保密的，所以对等待分配的大学生们来说，一切都是神秘的。
那是1968年7月初，待分配的67届的大学生终于迎来了分配的消息。
分配是由军宣队领导进行的。虽说是军宣队，其实就一个人，是解放军某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是军里的标兵，好像姓欧。
当时我们年级3个班80多人，由于文革中的观点不同，分成了3部分。好在大部分同学虽参加了不同组织。但思想上基本是属于中间派的。即使是对立组织中的“铁杆”成员也基本没有在年级内发生过正面冲突。所以局面还是平和的。平和的都有点陌生了。因为，自学校对立面形成以来，许多同学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有的一时都叫不上名字了。记得欢迎军宣队的那天，挺大的阶梯式教室，80多人进去显得很空旷。召集人自然是在学校掌权的一派，喊了半天大家往前座，只是自己组织的人听了招呼，对立面的人还是离得远远的。
欧同志30岁出头，标准的军队干部。人长得很敦实，行为做派透着军人的洒脱和痛快。欧同志可能参加过上期的分配，对大学生并不陌生。他一开头就交代得很清楚，三步走：一是集中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斗私批修，搞大联合：最后是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方案是什么、如何分配，等前两个过程取得成果再说。
这顺序真是太妙了，除非你不想参加分配了，接着闹下去，不然就乖乖地放下“私心”大联合，分配走人。
分配工作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步步深入。欧同志开始就把握住大学生们急于分配的心态，又考虑到由于两年的运动在同学中间造成的隔阂。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成立临时的领导小组时就尽量不把观点对立而又比较坚持人员吸收进来。即使是掌权一派的年级头头也事先做工作打招呼，必须“斗私批修，消除派性”。而对立面的也吸收了人员参加，当然参加人是“和稀泥”的成分大的。这样各派都有人参加，大家都会支持，加入的人观点不强烈对立，就好办多了。同时在欧同志的主持下将80多人分成6个学习讨论组，也有意识地将观点对立的人分开。很巧妙，这样就不会在讨论时发生争吵而进行不顺利了。
果然，方法有效，特别在斗私批修阶段，每个人都是各讲各的。斗私批修成了个人的评功摆好会，几乎没有自我批评的。人人都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毛主席，人人都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的和听的互不搭界，大部分人根本不关心，反正大家心里都有底，别指名道姓指责人就不会遇上别扭。只是，有的人吹得太离谱了，看不过去的人会鼻子哼两声，也会有相熟的同学暗里捅他制止。大家都知道再争论运动以来的你短我长已经没有意义，何况同学中没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错误的，都得过关。又何必再义气用事，没道理在枝节上纠缠，耽搁时间。大家都明白，真正的较量是具体的分配落实。
所谓大联合的务虚阶段在大家“隔山大炮”式的发言后，就算结束了。接下来每个人都要写个人总结，小组通过后领导组批准才算完成。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可是要人档案的。
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斗私批修大联合只用了两周时间，其中还包括通过个人的总结。最后就是公布分配方案了。
欧同志通过这一段的工作，跟大家熟识了不少，又由于他精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的演讲在大多数同学中树起的威信，以及他的具有掌握分配权利的身份，使前两段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在总结中肯定了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能够斗私批修，自我革命，迅速实现大联合。同时宣布经过每个人的总结和领导组的考察，全年级都符合参加分配的条件。
对于分配的原则，首先是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矿。
其实还有一个“面向农村”，因为我们是工科学校，不存在去农村的问题，也就不提了。
对这个原则，欧同志又从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开始引经据典，从国内到国际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也奇怪，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没一个人借故离开。
二是根据个人在运动中表现及适当照顾家庭困难的原则。对这个问题就比较原则了，提到什么军烈属的后代和独子女家庭等等。但还是强调“适当”这个含糊的词。
三是分散议论和组织决定的原则。方案公布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意愿书面报到领导组。由领导组汇总后，通过6个讨论组进行全年级的大评论，再报上来汇总。上下三次。最后领导组定案。这是前一届的分配办法，本次也采用。
大家内心里都在想：既然这办法上届用得不错，而且听起来够发扬民主的了，就是它了。
分配方案很突出的就是东北的名额最多，接近60％了。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东北的三省早就实现了大联合，属于稳定的地方了。
分配方案发下来的第二天，给大家一天时间报志愿，第三天就按组别讨论了。其实第一轮的讨论基本上是各有一说。人在本组的，没有什么人反对个人提出的志愿，谁也不会出头树立对立面，除非一个组内有撞车的。而对于其他组的人就有人比较客观地说话了。从这里看，欧同志还是了得。如果说一个组都碍着面子不能客观地分析问题，那还有5个组在较客观地评论呀！最终，大家的意见就好集中了。
第二个整理出来的方案就起了一些变化，有变化的人却不好反驳，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当然到第三方案就与第二方案变化不大了。
三
当时真正起作用的，是大家基本上遵循了一条不成文的原则，那就是在高校分配中普遍运用的“远分对儿、近分赘儿，不远不近分光棍”。
凡是在学校期间搞对象的，成对的，一律往最远的地方分。那时候，学校规定大学生是不能在校搞对象的。虽然文革中这种事没人管了，但那种惯性还存在，搞了对象就像欠了大家似的。所以分去远方，也认了。当然，也出现临时爆出成对儿的要“分手”的料。但大家全然不管，照样将他们分一起。其实“分手”是假的，想分好一点的地方是真的。
至于“赘儿”就是家庭有困难的，需要照顾的。比如独子独女的，其实在那时并不多。大部分还是照顾了家庭出身好的，掌权一派的。
那不近不远的就是没有牵挂的“光棍”了，我当时就是属于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为了尽量不到最远的地方去，我报了个偏远的哈尔滨铁路局，结果6个讨论组一致通过了，也注定我去那儿了。
除个别同学有着意要分个特定地方外，大部分同学并不是特别在乎去向。这应该感谢17年党的长期教导。大学生的心理大多存在“好男儿志在四方”和“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思想观点。另外，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同学急于早分配，尽快解决经济问题。
这问题，在40年后提出肯定不太为人们理解，但在那时确实是实际问题。因为许多同学特别是农村的同学，都是靠不多的助学金上学的。我的家庭在城市，但由于弟弟妹妹多，家庭生活也是比较困难的。人学时评助学金，由于家庭人均不足9元，可以申请。我被评为每月6元，这样已工作的大哥每月给我15元，学业是没问题了。到了1965年，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后，可能是自己的觉悟提高了。那时弟弟参加了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家庭的人均够9元了。我就征求父母的同意，主动要求放弃助学金。当时我的助学金已提高到9元。放弃后，大哥就要将他刚长了9元5角的工资中拿出5元补贴我。家里对我的决定大力支持，特别是大哥无悔地增加了我的供给，使我终生难忘。
学校教务处的老师3次找我谈话，一再了解退助学金的理由，又一再强调国家的关怀，如果家庭不是太富裕，不要轻易退掉。但我意已决，校方才接受了。我记得和我同时提出这样要求的还有同年级的黄永祥同学，他毕业后，分到铁路外的地方上工作，后来在浙江一家炼油厂任领导职务。那时的大学生们的思想很纯朴，当认为自己没条件再享受“人民助学金”时，一定主动退出。
助学金退是退了，但20元的生活费维持学业还是觉紧张的。因为伙食费15元5角是固定的，4元5角是其他一切开销：要买洗漱、洗衣用品，文具纸张以及临时发生的需求，是相当的紧张。但既然是自己退了助学金，就得自己克服吧。好在文革中不上课了，文具纸张和书本的钱省了。
城市家庭的大学生尚且如此，那些农村的同学，即使能得到15元5角的助学金，也只是有了伙食费。在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的年代，农村每月5元钱是凑不来的。这些同学的生活状况非常困难。比如，学校里有同学在参加首都民兵师检阅的大练兵中，需要穿长袖白衬衣，可他只有短袖的，别人也不会有多余的，没有办法。只能用别针把白纱布接起来对付。有的鞋露了脚指头，没有钱去补，就到皮革厂门口的垃圾堆里捡丢弃的碎皮头，回来自己补。因此，急于解决生活问题，是绝大多数同学对分到哪儿：不过分计较的一个主要因素。
公布最后落实分配方案时，大家都很平静。因为基本的去向已清楚了，反倒有终：于二解脱了感觉。欧同志就说了两点，意思一是感谢大家对他领导的分配工作给予的支持，方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二是由于分配计划是固定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最后的盘子是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组织的需要敲定的，希望同学们斗私批修、顾全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分配。在一阵有礼貌的掌声后，欧同志亲自宣读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
分配工作也只用了3周的时间，于1968年7月底前结束了。就在公布完结果，大家忙着离校的时候，发生了首都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在清华大学武装冲突，开枪打死工宣队员的事。但对于拿到分配通知书的我们，已没有人去理会了。
文革两年，使所有人都变得冷漠了，冷漠得连一个班级的同学在一起照个像的愿望都没有了。大家各自匆匆离开学校，自奔前程，谁也没有离别时的惜别之情，这一切成了同窗6载的最大遗憾。
我被分配到了哈尔滨铁路局。按要求在8月15日去报到。到了哈尔滨后才知道，根据上级的要求，67届的大学生报到后，不分配到工作单位，而是要进行集中劳动锻炼。
接着，我们最先报到的30多名各校毕业生，全部分到哈尔滨铁路局最北面的佳木斯铁路分局管内的工程队，任命为“普通工”，到一个叫汤汪河的地方从事修桥、铺轨的体力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其实，我们还应该庆幸，因为我们还是在铁路，与所学还在一个大类里。而去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的大学毕业生们，显然就没有我们的“福分”了。
劳动锻炼两年后，才又按着所学专业“对口，再分配”，但再下的任命令上仍然是“对口劳动锻炼”。这“对口劳动锻炼”一直延续了5年，工资始终是40多元的实习工资。
应该感谢当时的北大教授周培源，是他上书毛主席，诉说大学生不得转正、工资不得调整，都已经拖家带口了，生活已有困难，应关注之后，毛主席下了指示，大学生于1973年10月转正定级并涨了工资。
文革后，拨乱反正，所有政策都得到落实。我开玩笑说，只有一个政策没有落实，那就是拖延了5年没能按时转正的工资补差没发还我们这些“老五届”的大学生毕业生，成了一个历史的“遗憾”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