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大校长陈垣1958年底正式申请入党时，已是78岁的高龄老人。他能否入党的问题涉及五十年代中共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冷热演变，让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其所在的北京师大的负责人几年间困扰不已，入党之后一经公布便成了当时轰动知识界的一桩大新闻。

按师大党委1959年1月9日入党内部材料确定的口径，陈垣芜杂一生的简历被这样谨慎地描述：“陈是清末秀才，曾任北洋军阀国会议员，教育部次长，参加过曹锟贿选，以后即专门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29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余年。”

在当时粗糙、简单化的政治教育环境之中，一般党员和群众对北洋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参与贿选这样所谓“历史污点”会有高度敏感。因此师大党委力求在这方面有所解释和缓冲，巧妙地过滤掉政治上的先天性疑点：“陈任国会议员期间，主要是在京师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著有《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等，估计不会有更多的政治活动。”

这种淡化和含糊是有组织效果的，从现有党内文件来看，支部大会及师大组织部门对陈垣的诸多北洋时期问题都没有触及，一言带过，而且始终把陈的前半生基调定为“不关心政治、只热爱学术”。这种有意识的保护性评价在当年与陈垣同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难得，有不少名教授在此类历史问题上都不获宽恕和见谅。

对于陈垣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师大党委也做了画龙点睛式的肯定：“抗日期间陈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著书立说，很少与人往来，拒绝担任‘大东亚文化同盟’会长及其他任何职务，未发现他与日伪汪伪和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有何联系。”（见1959年1月《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入党的材料》）

中共军队入北平前夕，朱家骅、胡适等曾三次安排陈垣上飞机离京，但陈垣决意留下。他自己陈述的理由是，对国民党无好感，而自己二十多年不问政治，不会有危险。在随后几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垣表露了当时留京的心态：“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为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一位京城著名校长、著作等身的老学人能有这样初步的思想倾向性，无疑让中共高层有所欣然和期盼。

对中共所指定的《新民主主义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理论书籍，陈垣始终持“认真阅读”（校党委评语）的态度。在一件带有“绝密”字样的校方整理《陈垣小传》（1958年12月）中写道：“解放以来他对党的领导是尊重的，时事学习从未间断，特别是对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或报告反复阅读。”1954年全国人大《情况汇编》第一期中曾记载，病中的陈垣不顾医嘱，仍执意要去参加全国人大小组会议，他说：“能参加这次大会感到很高兴，好久没看到毛主席了，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

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表述过：“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他有一句名言常常为统战部门的工作报告所引用：“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1953至1956年，陈垣在学校大小会上时常发言，号召师生积极参加党的运动，配合政府各项任务。1953年冬天因面粉供应紧张，市政府决定收缩供应并凭证售出。此事一出，招致社会较大的不解和埋怨。陈垣为此在全校群众大会上积极解释这一政策，希望师生多从正面理解，他说：“解放四年的经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的，大家应该信赖政府，从大处着眼，从长远利益的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不要只看到小的利益，要把好的执行，保证国家工业化的建设任务。”（见1953年11月6日市高校党委《各校教授对面粉计划供应的反映》）

二

教会型大学一向被官方认定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顽固堡垒，作为辅仁老校长，陈垣思想如何转向就成为一个各方关注的风向标。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中，辅仁遭到撤并，教职员工折腾颇大，陈垣被分配到北京师大当校长。他在这段重要的转折时期的表现及评价，现在还没有寻找到更多的内部官方资料，只在校方上报的《陈垣小传》中看到几句简单的评述：“经过辅仁大学的反帝斗争和参加土地改革后，转变了对党的态度，接受了党的领导，靠近党，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也比较积极，在当时对辅仁大学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学校党组织对陈垣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他的学问路数大体继承了清代学者的考据方法，他的著作考证历史上的某些事件、问题或某一书籍较多，议论较少，研究一朝一代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因此他的某些著作对研究历史有一定的用处。涉及学术弱点，只是说他研究比较专门化，故使用范围也有所局限。

没想到的是，陈垣报名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譬如他在四川巴县乡间应邀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到处走访，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发生了怀疑。过后不久，校党委欣喜地向市委汇报说，陈垣已经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批判。

“大跃进”运动来临，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师大党委向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但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见1958年12月师大《陈垣小传》）

三

对于整风“反右”期间陈垣的实际表现，校党委的态度显得复杂、微妙和为难，最后以上下合力的方式保护过关。党委给出的正面理由是，陈在“鸣放”初期就称赞党的整风运动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要求知识分子“反求诸已”，“要帮助党整风，就要有党的领导”，反对“民主办校”。因此陈校长属于“基本上能站稳立场”。

陈垣被人抓住把柄的是在1957年春季“鸣放”阶段中央统战部一次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其爆发的激烈程度足以让事后参与处理的中共教育口官员有所棘手。在1959年1月9日师大党委整理的陈垣入党材料中披露了其间的发言要点：“陈垣说，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老教授一次次检讨、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都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还说，“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陈垣在授意之下做了两项弥补工作，一是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积极进行批驳，二是“双反”中主动向党交心，写了5000多字的自我检查。他有些惶惑，怅然若失，看到马寅初挨批，他就有所顾虑：“经济学方面批判马寅初，历史学方面是不是也要批判我？”他私底下埋怨说：“那些过去不研究学问的，不写著作的，倒没有什么事。我们这些人，过去费了力气做学问，今天被叫做资产阶级专家要被批判，真不如不做了。”

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时，名义上是说掌握全面，但一落到实际，他就只领导校长办公室、大辞典编纂处和研究所，研究所尚未成立，大辞典编纂处也较为空泛，造成他在学校没有什么工作可负责。最重要的是，由于对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本来颇具几十年教育行政经验的陈垣往往对工作提不出意见和办法，下面偶尔来请示也不知如何决定。这使陈时常处于苦恼和困窘之中，慢慢适应并养成习惯后，反而大小事都要请示党委书记来定。

1953年初何锡麟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掌控党政实权，他开始由于同陈垣合作较弱而受到上级批评，此后有所改进，同陈的联系比过去增强。但是整体工作还是由何说了算，何有时找陈垣谈问题，陈就认为何的意见已经很好，自己没有什么可提的了。时间一长，竟成了一个工作模式，陈对何事事依赖，高高挂起，被校办的一些工作人员戏称为“牌位”。

1953年4月上旬市高校党委统战部来人调查，记录这样几件小事。何锡麟副校长有一次曾拿一个计划草案交给校办公室金永龄，金问：“陈校长看过没有，有什么意见？”何说：“他提不出什么意见来。”

进步群众刘逎和反映，有时陈垣在办公室里转圈，说：“你说我应该干些什么呢？”“老了，作不了什么事。”有一次说：“年青人（指何锡麟）那么能干，偏偏身体不好。我这老头子没有能力，身体反而那么好。”（见1953年4月20日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伏不断的思想运动之中，陈垣在大小会上说了不少拥护式配合式的时令话、应景话，已经难得听到他脱口而出的内心言语。有一回听说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会上遭人批判而流泪，陈垣极为少见地反应道：“谁这么弄我，我不干……”

四

1949年后北京市高校党委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之事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基层党组织顾虑重重，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复杂，很难改造。据市高校党委1955年11月21日《北大、清华、师大等五校教授入党情况和问题》中披露，解放6年来北京市这5所高校一共才发展16名教授入党，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内还存在不少思想障碍，不肯积极进行培养工作。

五十年代以来北京高校系统每年建党计划都没有完成，1954年成为全市完成建党计划最差的单位之一。市委组织部追查原因，高校基层党组织无非还是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个人历史或家庭社会关系比较杂乱，只能采取简单放弃的消极态度。

1956年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两年内高校建党指标，即教授党员要占教授总数的20%。并要在今后7年内，使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数量，达到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3左右。迫于高层压力，各高校加大了建党的速度和力度，有近百名教授被突击成为发展对象，其中有13名学部委员、十几位正副校长（或教务长、系主任）。这名单中没有陈垣，而且1956年10月市高校党委把陈垣列入“不够条件者，如何处理尚无更好办法”之列，与之同类的还有梁思成、汤用彤等人。过了一个月，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再次在《教授中发展党的计划》中表示：“陈垣，觉悟不够，且年老卧病，已丧失工作能力，不具备入党条件。”市委一领导用钢笔在此标注：“高知中够条件是少数……无党派（陈垣）更复杂。分一下类，不够者算了。”

当时高校党委对此有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对党的认识还不足、民主人士气味很重的人拖着小尾巴进来。”（见1956年10月10日高校党委《发展党发言提纲》）

转机出在1958年“大跃进”之时，郭沫若等人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对陈垣震动不小，他马上表示“不灰心”之意，并于12月正式提出申请入党。师大党委转年1月9日向市委汇报，上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建议“可考虑发展其入党”。

想不到赶上1959年初春中共“开闸放水”的短暂时期，原本复杂万分的问题得以简单解决。

1959年初市委很快批复同意北师大报告，并在两个月内连续批准梁思成、周培源、张子高等12位拖延多年的著名教授入党，在报刊上广泛宣传，引发了一股接收左派教授入党高潮。

1959年1月28日师大校长办公室、人事处党支部召开审查通过陈垣入党的会议，新任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来到现场以示重视，他说：“陈垣同志的入党，说明了党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陈垣同志在解放以后积极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陈垣同志在入党的问题上，过去也曾有过思想斗争，如认为自己想加入党是‘太不自量’，怕提出来不批准，面子不好看。但是，最后总是获得正确的认识。”

陈垣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也应说是最常见的“八股”模式，如有“今天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接受我参加到工人阶级先进队伍，感到莫大荣幸。”“今天党给了我宝贵的政治生命，我要珍重这一新生命的开始”等常见词语，稍带有个人色彩的就是这么寥寥几句：“今年我已年近八十，真所谓垂暮之年才找到了共产党，自恨闻道太晚。但是我年纪虽老，俗话说‘虎老雄心在’，我想年岁的老少不能阻挡人前进的勇气，闻道的迟早不能限人觉悟的高低。我要以我有生之年竭尽能力，为党的事业不休不倦地继续努力。”这份讲话后来整理修改成文，以《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为题在《人民日报》显要位置发表，在学术界内外掀动不小的波澜。

刘墉如在会上突然提到一个话题：“有人害怕党内组织纪律，怕到党内来不自由……只要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会感到自由，感到组织纪律的必要。”刘是泛泛而谈，而陈垣自然有所回应：“今天同志们所提的意见非常宝贵，我今后要加强阶级观点的锻炼，努力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残余，密切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研读这份保存至今的支部大会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浸染多年，陈垣政治性的表态已经极为纯熟和老到，都源自于激奋又茫然、紧跟又踌躇、外人无法全部解读的苍凉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