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的空军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1年9月12日晚上，指挥所不是我值班，凌晨0点多值班员突然打来电话，叫我们常委都到指挥所。这时指挥所已接到上面命令，让所有的飞机都返回机场，随即叫各部队飞夜航的飞机都陆续返航落地，净空。但全部雷达都开机搜索。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谁也猜不出来。指挥所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有人提出：是不是问一问空军？杨焕民司令员也急于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在指挥所直接打电话到空军找吴法宪，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
9月13日，吃完早饭以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那里来了通知，叫兰空杨焕民司令员、刘镇政委到军区去，传达紧急事情。可是，他们从军区回来后也没向大家传达。常委们虽然都有些疑虑，但也不好问。
我们事后才知道，原来在9月13日凌晨，林彪一伙仓皇出逃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可是，当时并不知道飞机已经失事。林彪地位特殊，他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核心机密。他如果真的叛国投敌了，不仅对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一夜北京更是高度紧张。周总理彻夜未眠，一直在密切关注林彪叛逃飞机的去向，同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的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以应付突发事件。
随后，周总理亲自下达全国禁空令，要求关闭全国所有机场。他强调指出：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从这一夜开始全国净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禁空令中之所以还有“林副主席”，主要是因为当时林彪的具体情况还不明朗，如果突然去掉林彪的名字会引起猜测，担心造成不应有的混乱。
紧接着，周总理用保密电话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让对方听明白，总理用隐语说：我们的那个病号，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各部队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允许任何飞机进北京。他同时下令，驻各战区的海、陆、空部队都归大军区指挥，并立即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禁空命令。后来听说，这一圈电话打下来，总理的嗓子都喊哑了。
实际上，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找兰空杨焕民司令员和刘镇政委到军区去，就是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们听了传达以后，知道林彪跑了，当时可能要求只传达到大军区和正兵团级，所以他们回来之后也不传达，只是在小范围内跟大家通了气。那时的政治气候也不允许多问，我们这些副职在原则方面也特别尊重他们。当听到林彪跑了之后，我们还是大吃一惊。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吴法宪怎么把的防线，怎么能让林彪跑了。
隔了没多久，中央下发了57号文件，然后就在机关进行传达。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当时机关和部队听了中央文件传达后，都非常震惊，开始在思想上都转不过弯来。可是，事后又感到很庆幸，如果当时林彪真的逃到了苏联，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空军成了“重灾区”。当时，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亲自到空军坐镇处理危机。因为周总理最担心的还是空军，让李德生到空军坐镇也是非常之举。李德生领命后，立即到空军指挥处理这一突发事件，连续五天五夜没休息。事后周总理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受牵连比较大，这时候空军机关和下面部队都对空军领导不怎么信任了，因为他们把空军的方向搞偏了。因此，中央派李德生到空军指导工作。这期间，中央军委决定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等五人组成空军领导小组，由曹里怀牵头，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当时空军的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都有军委、总部领导参加。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后，空军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这时军委、总部又在考虑空军新领导班子的问题。
1972年初，空军在北京召开训练安全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空军五人小组一块儿主持的。兰州军区空军派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另外还派了机关的几个处长，范围不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布置1972年的训练任务和安全工作。在这次会议期间，叶剑英副主席专门召集了一个范围很小的座谈会，大概十几个人。那时王海是空军第二训练部的部长，还有张积慧，他们都参加了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看谁能当空军司令员、政委。由于这时候下面对空军领导不怎么信任了，对空军司令员的人选问题，我们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请中央军委从大军区派人来任空军司令员。在座谈会上我也发表了意见，坚决支持中央派人来，而且尽可能快一些，因为空军几十万人长时间没有主要领导不行。
这时候，叶剑英说，空军司令员一定要从空军产生。接着，他又讲了一些典故，还讲了一些有关罢官夺权的情况。那些典故隐喻些什么，我当时也没太听懂。最后，叶剑英强调，空军司令员一定要从空军产生。然后，他又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我当时考虑空军建设一定要从大局出发，既然叶剑英一再强调空军司令员要从空军产生，想必军委已经有所考虑，但我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说，空军领导班子的老成员，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像成钧、刘震、黄玉昆、张廷发等，这些人都已从监狱、农场回来了，他们的能力都很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些人都可以当空军司令员、政委。他们都是受林彪、吴法宪的迫害被罢官夺权打下去的，如果上面不派人的话，他们这些人都可以胜任。我当时就提出这个意见。
紧急赴京
1973年3月至5月，空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由于当时空军的情况特殊，这次会议每个大军区都派有领导同志参加，会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由此可见，中央对这次空军党委扩大会的重视程度。当时兰州军区空军是杨焕民司令员和刘光汉副司令员带领兰空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另外，兰州军区也有一个会议，刘镇政委就带机关的部分干部到兰州去参加军区的会议，就让我在家里主持工作。
就在这时候，航空兵六师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一架训练飞机撞上了跑道上的两架飞机，损失惨重。我立即赶赴空六师处理这起飞行事故。那时兰州军区空军驻地不在兰州，在距离兰州30公里的下官营。空六师也不在兰州，离兰州也有好几十公里。就在那天晚上，在兰州军区开会的刘镇政委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空军来一架飞机，下午接你到北京去。我问他到北京去干什么，他说他也不清楚，通知就是这样说的。
我当即赶回兰空驻地下官营，可是心里不托底，就连夜打电话给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问问情况。因为他是我的老上级，抗战时期他就是太行七分区司令员，我那时在七分区当作战股长，关系很好。我直接给他打电话说：“皮司令，我们兰空司令员、副司令员都在北京开会，政委在你们那里开会，让我在家里主持工作，六师刚发生了事故，我正在那里处理，这突然叫我到北京去干什么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那个军区派了个副政委去北京参加空军的会议，他没给你透露点消息叫我去干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皮司令你对我比较了解，外面和上面对我是不是又有反映？”他想了想说：“没有听到什么，你是不是代表一个方面的啊！我只听说对你有点反映，说你政治上比较右。”我心想这都是吴法宪给他们传的，使他对我形成这种印象。他最后对我说：“明天上午北京来架飞机，你下午就走吧。”
我听皮定均司令员这样一说，就以为一定是哪个师里的干部又到上面告我的状了，这回让我紧急赴京又可能是去挨批的，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这天晚上，我心里七上八下，也顾不上休息，赶紧找1968年的那次检讨材料。那时我也没写详细提纲，也没有写详细的文字，只有一个简要提纲记在一个本子上。我把那个本子和第一次汇报“三支两军”的那份材料找出来，准备去北京时带上。因为第三次整我时找不出大问题，也就不斗我了，所以后来我也没写检讨。这回万一人家又告了我的状的话，没有准备不行。因此，我就连夜准备，估计哪些问题可能挨批，考虑去北京后如何检讨。
第二天上午，我从下官营赶到兰州，下午就按计划乘飞机去北京。在飞机上，我还在反复考虑这次到北京去检讨什么，怎么检讨，不知不觉飞机就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下飞机以后，到机场来接我的是兰空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他是在这之前随刘光汉副司令员来北京一起开会的。在往汽车停放处走的路上，他问我：“首长，空军的会议再有几天就结束了，你还来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你听说我来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上了车以后，汽车就往北京市区开。这时，谢秘书忽然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转过头来对我说：“首长，你是不是出组织成果来了？”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哎，你说什么是组织成果？”他接着说：“空军这次会议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要出精神成果，就是把林彪、吴法宪的流毒肃清，精神上思想上有个很好的成果；第二个成果就是组织成果，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就出一个新的空军常委领导班子。空军常委有了以后，再去调查研究，组成各个军区空军的班子，完了以后再向上面报。”
我那时不知道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文革”期间，我反复挨整，即便是不整我的话，我也到不了空军。空军那么多老资格，人家到空军干了几十年了，像过去的老首长聂凤智、成钧、刘震，还有许多受迫害落实政策后从农场和“五七”干校回来的老干部，他们的革命资历都比我长。像我这样资历浅的人怎么能来空军当领导，当时连想都不敢想。
临危受命
我到了北京后，就直接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起初，我一直准备在会上挨批。可是，后来一看好像没有要批我的迹象，这才放下心来开会。这时候会议的简报很多，每个小组都有简报，因为缺席前段时间的会议，所以我就抓紧时间看会议简报，什么也顾不上，就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会议情况。就在这时，有极少数人可能得到了消息，就透出了风声，说我要到空军工作。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还劝说人家不要乱猜测，更不能乱讲。
其实，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在这两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先后还开了好几个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看到底谁能来当空军司令员。在这之前，上面就派人到我们兰空机关、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是进行考核。当时并没有说明意图，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工作组还特意调查了兰空机关的几位副参谋长，后来他们分别当了兰空参谋长、武空参谋长。当时调查他们，他们也不知内情，因为我到兰空后就一门心思抓工作，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大概都说了一些好话。
会议期间，叶剑英、李德生找我和邹炎谈话，当时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当他们谈到如果调我们到空军来该怎样开展工作时，我们都表了态。我还特别强调说：“我在师里工作，军里的工作规律我还没有摸透，到空军来不合适。”我明确表示我不能来空军。这时，李德生说了一句：“要是一定要你来空军呢？”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说：“要是一定要我来的话，我顶多在空军下面的业务部门搞搞作战和训练等一些具体工作。”我是这样表的态，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是要我到空军来，我想自己只适合在机关业务部门做一些具体的作战或者训练工作，根本就没有往当司令员、副司令员这方面想。
接着就开大会，那天的大会周总理、叶剑英等好多人都出席了。会议开始后，周总理先点名，首先叫起的是傅传作，然后就点我的名，我起立答：“到。”周总理抬眼看了看我，然后问我多大年纪了，哪儿的人啊，还飞不飞啊。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这才示意我坐下。然后，他又点名叫张廷发、成钧等人，另外也点名叫那些刚从“牛棚”和监狱里“解放”出来的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当时，我还没意识到点我名的用意。接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讲话。最后，周总理讲话。他讲完话后宣布大会结束，其他同志都可以回去，这次参加会议的军区空军领导都不要走，留下继续开会。然后，周总理、叶剑英对军区空军领导班子提了些希望和要求。
这次大会散会后，有好几个人暗示我：“你这回要‘驾辕’了。”在东北待过的人都知道什么是“驾辕”。东北有一种胶皮轱辘马车，前面套的两匹马叫龙套，后面当中负重的那匹马或者骡子，叫辕马。“驾辕”的一般寓意是承担重任或当主官。因为周总理点名时，我的名字排在第二名，比较靠前，所以一些人就猜测，说我可能“驾辕”。我对他们说：“可别瞎猜，更不能犯自由主义。”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到空军去“驾辕”。
实际上，就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反复征求各方意见，最后确定了空军新领导班子成员。然后，上报中央审批。大概过了一周，中央正式下达了空军新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我为司令员，傅传作为政治委员，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为副司令员，高厚良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玉福为副政治委员，梁璞为参谋长，先前的空军五人小组被撤销。周总理、叶剑英接见了空军新班子成员并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空军一年来“批林整风”的成果，要求空军振奋精神，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改变空军面貌。
对于中央的任命，我确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当听到宣布任命我为空军司令员的那一刻，非常吃惊，怎么也没想到会让我从兰空副司令员的职位上直接升任空军司令员。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在空军党委扩大会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应该尽快选配空军司令员。起初，毛主席想让李德生直接留在空军，因为经过他在空军一年多的清查工作，空军的工作已基本上走上正轨，他对空军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了。在征求李德生的意见时，他说空军是个技术军种，自己不懂飞行，不行。后来，毛主席就对周总理说：“空军司令要能上天，海军司令要能下海。”还要求与林彪集团没有瓜葛。那时李德生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一直在空军指导工作，对空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周总理就让李德生推荐人选。李德生原来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我当年在他手下当团长，他对我比较了解，所以就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推荐了我。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调到兰空以前，曾连续三年先后三次在“文革”中挨整受批判，自然就和林彪一伙划清了界限，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实际上，在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张廷发，再一个方案是我。那时候作为当事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上面有两个方案，也不可能知道。
当时，李德生一直在空军指导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清查工作基本上搞完了，这给我们新班子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后续的工作仍然很艰巨，下面的清查工作还在继续。在这方面新班子坚持实事求是，按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及周总理关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的指示要求，根据空军的实际展开工作。既防止清查工作扩大化，又有利于团结，从而达到消除影响、增强团结、振奋精神和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空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作者:马宁/口述，徐秉君/整理
来源: 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