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康雍乾三朝，人称盛世。盛世的顶峰，就是乾隆朝。乾隆老儿活的最长，统治时间最长，干的事也真不少。当然，自我感觉也最好。自称是十全老人，其实就是封自家为十全皇帝。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当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十全过后，王朝其实已经进入衰世。当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虽然使命一个都没完成，但已经看出了这个庞大的王朝，不过是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罢了。王朝的衰败，不仅仅是钱都让乾隆花差不多了，而是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严重老化。

乾隆一死，做儿子的嘉庆，就忙不迭地把老子最宠爱的大臣关进了监狱，全然不顾死在地下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顾嫁给和珅做儿媳的妹妹的面子。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这个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贪污腐化的恶行，并不限于贪污了很多的银子和宝物，这些银子宝物，尽管奉旨抄家的人，会私吞下不少，但比较起来，还是剩给皇帝的多些。皇帝，至少不会亏。但由和珅造成的腐败空气，给败坏的吏治，在当时而言，却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救治了。

和珅案只是当时的一个大案，大案下面，还有若干次一等的案子，若放在别的时代，其实也不小，但因为有和珅比着，就只好委屈了。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卖官案，就是其中一个。

一省的布政使，在明代，就等于这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了。但是，由于一省并列的长官有三个，除布政使之外，还有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怎么也摆不平，到了明朝中叶之后，就在三司之上，加了一个中央派来的总督或者巡抚。到了清朝，这种体制被固定化，因此，布政使就变成了一省行政官员的老二，但依然保留了较多的人事权。在形式上，下面的官员委派，要由布政使操办。只是，在督抚强势的情况下，真正决定官员任免的，并非布政使而已。不过，如果某个布政使来头比较大，硬是不买督抚的账，自己挂牌任免，在体制上也不能说是有什么错。

郑源璹在乾隆朝后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于他跟和珅走得比较近，所以，湖南的官员委派，就他一人说了算。那个时候，地方的官员的选拔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无论是科举考试考上的，还是捐班买来的，军功得来的，都由吏部派到省里。在省里候选，有了空缺，就由省里的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给你派下去。一般来说，凡是有权派遣的官员，无论是督抚还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机弄点油水。让你候多长时间，补什么样的缺，里面大有名堂。但那时的规矩是，凡是科举正途来的候选者，理论上是不能让人家长期候着，有些来头特大的，比如从翰林院下来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个县令，说补就补。可以做大文章的，只是捐班和杂途的官员。真正的卖官，大家还不大敢，操作起来也有困难。卖官，在原则上，是吏部官员的买卖。

但是郑源璹有和珅这个靠山，他不管什么规矩。只要上面派来候补的官员，不管你是谁，一律候着。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人，你得等。即使来头大的指定县份的进士，也得等。想不等，也容易，拿钱来，看县份的优劣，少说也得万把两银子。那些指定县份的人，可以据理力争。你来争，人家也答应，但就是不肯挂牌。拖到最后，你带来的盘缠用完了，又舍不得这个官位，只好想办法。一个办法是借高利贷，到任之后，想法还上。如果你是指定县份的，高利贷不用借了，但得派人到这个县里，让这个县的书吏带上银子上省里帮你运作。县里早就知道谁是指定的，你派人来求，自然答应。但是，等你到任之后，书吏再怎样横行不法，你是管不了。反正，借高利贷也罢，找书吏帮忙也罢，总之，你这个贪官是做定了。如果不肯就范，就只能等。事发之时，湘乡知县按吏部的统计，已经委任了七年，但人家实际才到任四个月，而隔壁的湘潭知县，已经授任五年，但却还没到任。

这样能卖官的官，自然很肥。布政使衙门，家眷就有四百人，连同家丁和仆人，浩浩荡荡的一支大军。家里养了两个戏班子，连台好戏，昼夜不息。因儿子结婚，要送部分家眷回籍，十二支大船，“旌旗耀彩，辉映河干”。

弹劾郑源璹的官员感慨，郑源璹之恶，关键是坏了规矩。原来下级也孝敬上级，官员们都按潜规则拿钱，但彼此之间，都谨守一个分寸。盘剥搜刮不过分，老百姓大体也能过得去。当官的，大官小官，都有当官之乐。但是，自从和珅这一批人出来，潜规则也被破坏了。巴结孝敬上司，必须加倍，大家比着来，你孝敬一，我就有二。如果你不孝敬，就像郑源璹这样，逼着你孝敬。官与官，大官与小官，官与吏，关系大乱。彼此捞的钱多了，孝敬多了，阿谀奉承也都翻了倍。所有的负担，最后都得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弄得百姓嚣嚣，活不下去。中原五省白莲教起义，原本在乾隆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闹了，一直压着，盛世嘛，怎么能有这种事！到了乾隆翘了，嘉庆一看，哇，已经成燎原之势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之扑灭，皇帝自己都累快趴下了。

其实，所谓的盛世，都是扯淡。不过清朝到了乾隆年间，长时间的平安岁月，人口增加，物产也增加。至少位于社会上端的人们，机会多了，享受也发达了。皇帝带头享受，几番南巡，几次北狩，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这种时候，和珅这样的马屁精，说话办事，就愈发入眼，连带着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所谓圣主的自负，又使得这样的风气无从得以修正，没有什么直臣，敢于冒掉脑袋的危险，指出这一点。和珅倒台之后，即使刻意地搜寻，满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经抵制过“和相”之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御史，在巡城的时候，碰上了和珅张扬的家丁，把家丁的车给烧了。和珅一倒，各种抵制事迹都冒出来了。其实所谓的抵制，都是若有若无，牵强附会，再不就是死无对证。

皇帝换人了，和珅和郑源璹都伏法了，白莲教起义，也镇压了。但清朝的吏治，从此却一塌糊涂了，一直不可逆转地坏了下去。嘉庆皇帝，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和胆略，来个彻底整顿。塞上几个过于明显的窟窿，抓几个过于扎眼的贪官，也就罢了。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翰林洪亮吉，还被他发配新疆。大清，刚刚过了盛世，到了他的手里，就只能得过且过了。说来也可怜，作为皇帝，他处处节省，不敢出巡，喜欢大臣们穿补丁衣服，有点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也没能唤起臣工的天良。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个曾经显赫的王朝，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盛世的后遗症，发作起来，还可真是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