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葛特（James C. Scott）是当今北美社会科学界一位很有影响也颇有争议的学者。他执政于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就涉及的课题而言，常常被视为比较政治学家，侧重于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然而，他的学术成就所受到的关注却远远越出了具体学科的边界。
斯葛特不是一名纯粹的理论家，也很少援引他人的理论，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建筑于个案分析之上。从东南亚的村庄，到都铎王朝的英格兰，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斯葛特所使用的案例具有罕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中相当多的材料来源于他亲身的实地考察。正是通过对这些个案的精辟分析和独到把握，斯葛特对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这里，我们将讨论他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政治腐败的研究，对于资本主义冲击传统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于无权者抵抗压迫的分析。
政治腐败问题
在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中，斯葛特的《政治腐败比较》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对于本国的腐败问题着重于揭露劣迹和道义谴责，旨在倡议法律和体制方面的改革以期防止和杜绝腐败，没有多少深邃的学术洞见可言。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腐败现象，美国学者倾向于以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来进行解释。例如，泰国的腐败之所以要比英国严重得多，归根结蒂是因为泰文化比英格兰文化更易于助长腐败。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是持有这种“文化成因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英国人从来就以一种“现代型”的态度看待权利和法律，在这个意义上，英格兰具有一种“传统性的现代”文化。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例如泰国）的文化更看重地位、特权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比较容忍领导人利用地位和特权，这就容易产生腐败（见Rose, "England: A Traditionally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in Pye and Verba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斯葛特对这种文化成因论提出了锐利的批评。他首先指出，腐败的状况和程度是随历史变化的。他举出大量例证表明，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典型的腐败现象曾在都铎王朝的英格兰（一四〇五——一六〇三）普遍存在，而瑞典——这个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为廉洁的国家——在整个十九世纪都非常腐败。由此可见，腐败现象不是某种凝固的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即使在同一文化中，社会实践是能够改变而且确实发生着变化，这反过来也会导致文化的变迁。其次，斯葛特进一步探究了腐败“问题意识”的来源，即“腐败何以成为问题”。他引用韦德姆（W. F. Wertheim）的研究举例，当荷兰人将欧洲法律引入所谓“荷兰东印度”的领地之前，给官员送礼物以及对亲戚特殊惠顾等现象早已普遍存在，但只是在新的社会标准下才被重新界定为“腐败”，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见Wertheim,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Corrup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 Reinhard Bendix ed., State and Society）。由此可见，把一种社会现象称为“腐败”不是单纯的描述，而是一个新的道德判断，这有赖于社会语境的历史性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腐败的“问题意识”不是来自于文化本身，而是社会价值和规范变迁的结果。
斯葛特通过对文化成因论的批评试图向我们阐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以及人们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是在历史中变化的，绝非在文化传统的制约下一成不变。这意味着腐败是可以治理的，如果英格兰和瑞典能够克服腐败，其他国家也未尝不能克服。同时，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颠覆了文化决定论：如果一种特定的文化并非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那么一个国家政治的其他方面也未必会被其文化传统所左右。
如果不是文化，那么什么才是腐败的成因？斯葛特的分析认为，腐败产生于政治凝聚的匮乏状态。在任何一个社会，当政治所需的凝聚资源（共同的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缺失的时候，腐败就可能发生，因为腐败可以作为一个“最小公分母”形成一种另类的政治凝聚机制。
斯葛特再次以个案分析作为论据，其最为有力的例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那时，许多美国大城市遍布着庞杂多样的移民社区，其中大多数移民因穷困而急需救助。然而，具有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往往对政治有着不同的、相互冲突的诉求。正是在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而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困境中，腐败“政治机器”应运而生，控制了美国许多大城市的政治生活。
这种腐败机器不是通过谋求共同信仰或意识形态而是以提供金钱和监护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与纠纷。腐败的政治首领以挪用政治拨款、从项目合同中索取回扣等等不义之财中获得运作资源。而他们实施控制的手段是对各个社区、团体的头目予以分赃的承诺。在社区内部，下属对上司的忠诚靠逐级分配红利来维系。当然，身居高层的头目赢利丰厚，而底层的人们获得的只是充饥之物、简单劳动的工作机会，或许还有把他们的不良少年弄出监狱的门路。因为这种腐败机器提供了法制之外的另一套保护程序和解决冲突的途径，在特定的条件下，它的运作可能比法制系统更为简捷有效。后来，文化的逐渐同化提供了其他政治凝聚资源，同时，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越来越高，用钱来“买”效忠越来越昂贵。在这种条件下，政治腐败机器就慢慢被淘汰。
作为个案，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城市有其具体的特殊性，但腐败作为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替代物，为政治整合提供凝聚资源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在那些经济高速发展瓦解了传统价值的地方显得尤为突出。斯葛特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方法范例：对一个曾被认为是“边缘性”的课题（如腐败）进行系统分析有可能会获得对一些中心课题（如文化对政治的影响）的重要洞见和结论，这为比较政治研究在方法论方面作出了贡献。
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冲击
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斯葛特另一本重要的著作。这本书从农民革命的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出版后不久受到泊普金（Samuel Popkin）的批评挑战，引发了一场颇有影响的“斯葛特-泊普金争论”。争论直接针对的问题似乎很具体：农民为什么反叛？但他们各自的回答却具有更宽泛的意义。
斯葛特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否则农民应该总是处在反叛状态之中），只有当他们的正义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起身反抗。而农民的正义感根植于他们具体的生活环境与状况。通观历史，绝大多数农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为生存苦苦挣扎。洪水、干旱、政治运动或者其他天灾人祸都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正因如此，农民的正义感与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及对生存权利的维护密切相关。
斯葛特细致地考察了东南亚农业社会中的经济状态，发现其中一些制度和习俗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是奇怪的、不公平的。例如，农民在经济分配中首先要求的是在收获中得到的绝对留成数量而不是相对的交租比例。如果租地契约能保证他们在特殊的灾年留有得以生存的粮食，他们宁愿在一般的情况下把收成的很大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相比之下，一个更为现代型的契约往往会确定一个固定的、却是更低的交租比例。但这种现代型契约并不被农民所接受，因为这样风险太高，虽然可能在丰年带来剩余，但一旦遇到天灾就酿成大祸。
农民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使他们格外重视风险问题，这就形成了传统农庄经济制度中的集体主义倾向。例如，农民常常为氏族同盟进贡或为远方的亲戚解囊，这样一来，当他们自己身处危难之时也就可以指望从氏族或亲戚那里得到援助。斯葛特还特别关注东南亚地区常见的“公村”（corporate villages）现象，他认为这种将整个村庄作为一个纳税单位并共同管理土地的制度也是一种分散风险的策略。
然而，传统农业社会的种种制度、规范和习俗在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被瓦解。斯葛特力图论证，这种冲击严重威胁了农民的生存保障，侵犯了农民的正义感，从而导致现代农民革命的爆发。在市场和利润诱使下，地主和其他精英纷纷抛弃传统的经济约定，要求承租的农民接受更为“理性”和有效的现代型协议。与此同时来临的殖民政府拥有远比以往政府强大的警察和军队力量，借助殖民政府的支持，精英们得以强制农民接受新的经济制度。例如，地主自己不必再留守村庄，他们可以雇人收租，并依靠警察力量来贯彻实施。凡此种种使传统的村庄体制被侵蚀，农民处于极度的经济风险之中。斯葛特认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饥荒、抵抗和反叛。
在《理性的农民》（The Rational Peasant）一书中，泊普金对斯葛特的分析在方法论和具体论点的两个方面提出了挑战。首先，泊普金指出，传统的农庄并不是什么“浪漫的乌托邦”，地主以高额地租剥削贫苦农民，氏族和村庄首领也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利用分派用地和征税权力谋取私利。总之，传统的村庄体制绝不像斯葛特描绘的那样美好。其次，泊普金不认为农民的思维方式如何独特。农民并不比任何其他阶级更倾向集体主义，也不抱有迥然不同的正义观念。泊普金作为“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派的学者，坚持主张所有的人都会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来做理性的决策，认为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农民与商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牟利致富。至于农民宁可交付高额地租以及乐于在集体性的机构中投资等等，对泊普金来说完全没有什么神秘的特殊性可言。任何面对高风险的人都会愿意多花钱买保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保险公司，或者将其当作道德楷模。
实际上，农民并不信任传统的村庄首领、氏族头目或者地主，只是不得已才与他们打交道。泊普金自己力图论证，农民的反叛并不是为了抵制市场的兴起，而是为了直接进入市场。市场带来了新的赚钱机会，农民和精英一样都热切地想要抓住这些机会。问题在于那些生活在公村中的农民必须通过村庄首领作为中介才能达到市场，而首领们却从中盘剥了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正是为了摆脱那些妨碍他们直接进入市场获利的阻障，农民才愤起反抗，这才是现代农民革命的根源。
由此可见，泊普金和斯葛特对于伴随殖民力量的扩张而兴起的市场经济制度持有不同判断和估价，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市场到底是给农民及其他贫困的人们带来了机会、使他们得以逃出封建锁链的桎梏，还是以非正义的方式瓦解了传统社会、其结果使得富贵强权能够强化他们对贫穷弱势者的剥削？这的确是一个深刻的分歧。在今天全球性的拥抱市场的潮流中，人们很容易接受泊普金的观点而拒绝斯葛特对传统社会“过于浪漫的”描绘。但是，在彻底摈弃斯葛特之前，我们也许仍然需要仔细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不断产生胜者和败者的“游戏”中，为什么那些旧体制中的强势者往往又会在市场的新体制中成为赢家？在当代经济体制中，有许多人虽然渴望但却无力在市场中成功。摧毁曾为贫穷者提供生存庇护的旧体制也许的确促进了经济效率，但也会使那些失去了生活保障的人们相信，他们为此承受了极度的不公。
泊普金与斯葛特在方法论方面也有分歧，但其意义并非一目了然。从表面上看，斯葛特主张不同社会的人具有不同的关于正义的标准。然而，如前所述，斯葛特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所坚持主张的，是对不同人们所处的具体生存境遇的详尽考察，以及对他们生存策略的细致分析。另一方面，中国乡镇企业的兴盛似乎支持了泊普金的论点——农民不是只求平安度日，他们也力图发达致富。至少泊普金提醒我们，没有什么人会特殊到愿意被人剥削压迫。也许，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在试图多挣一点钱。
无权者的抵抗
斯葛特一九八〇年代的两本著作——《弱者的武器》及《控制与抵抗的技艺》——激发我们重新思考控制和抵抗的方式。斯葛特再次将研究的焦点指向看似平淡无奇的主题，在诸如“拖延”、“装傻”和“撒谎”之类的日常行为中透视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的斗争。《控制与抵抗的技艺》一书中，斯葛特以自己比较分析的优势，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时段中发掘具有解释力的例子。他选择了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度作为最具“诊断意义”的研究案例，因为黑人奴隶是处在最为严峻的无权与依附的状况之中。
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无权者要是公开抱怨自己所受的压迫通常都会受到处罚。斯葛特关注的问题是：如果被压迫者看似无所抱怨，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他研究的一个起点。以美国的黑人奴隶为例，他们当然不被允许对奴隶制的邪恶和不公进行控诉，任何对奴隶制的公开反抗都无疑会遭到可怕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奴隶都压抑自己的不满，从不公然表露异议，甚至让他们表达看法，也往往表现得与主人无所分歧。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美国社会对非洲裔美国人一直持有一种陈腐的说法：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能歌善舞也惯于点头哈腰。
斯葛特指出，在奴隶制的条件下，没有公开的反抗绝不意味着没有抵抗，也不意味着奴隶们已经默许了对他们的压迫。实际上，无权者的抵抗无处不在，只是常常以微妙、间接的方式进行。常常听到美国的奴隶主抱怨他们的奴隶懒惰、愚蠢，在斯葛特看来，这正是奴隶们逃避工作和责任的有效手段。类似地，欺骗和偷窃也是间接的抵抗，这一策略也经常被农民使用，如果他们觉得地租太高，就可能会在交租的谷物中掺沙粒。另外常用的反抗技艺是“把握分寸”——谙熟如何最大限度地违犯规则却不至于受到处罚。传统的权力分析往往对这些日常行动的意义视而不见，而斯葛特却将它们看作无权者反抗压迫的微妙手段。斯葛特以及后来一些学者的分析都表明，长期坚持使用这些策略能够有效地转移权力的平衡关系。
斯葛特以“说谎”为例，对不同类型的话语如何被用作控制及反控制的实践进行了尤为精辟的分析。斯葛特创立了“公开语本”（public transcript）这一概念，用来指称权力者为其控制的合法性所提出的公开解释。例如，美国的奴隶主常常引述《圣经》中不同的篇章，用来支持他们对奴隶的占有和支配。在他们的公开语本中，奴隶主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把以前的非洲奴隶转变成基督徒，并教导他们如何生活在基督的世界里。斯葛特不认为统治者需要真诚地相信他们的公开语本，也很怀疑他们自己真的能达到公开语本所确立的标准。然而，要使公开语本产生合法化的效用，当权者至少必须在表面上拥护这些标准，这也给抵抗创造了机会。
斯葛特指出，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做出相信公开语本的样子说话、行事是最为安全的。而且无权者也总是可以在公开语本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加以利用。例如，奴隶可以引用公开语本中要求奴隶主“承担文明角色”的段落，来温和地要求奴隶主以文明的方式行事。美国的奴隶们确实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条，如“上帝面前所有灵魂一律平等”，以及赞美诗中所唱的“上帝将惩治罪人”等等。如果奴隶主要维持他们“文明基督徒”的形象，就不能禁止奴隶引用《圣经》或唱赞美诗。然而，奴隶们对公开语本的利用也不是毫无代价的，因为这种利用会呈现出一种表象：他们已经接受了奴隶制、认同了它的基本信条。更复杂的问题是，被压迫者如果在表面上看似相信公开语本，这是否意味着他（她）已经默许了所受的压迫？斯葛特说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对此没有任何一个简单答案会是准确的。
斯葛特还指出，除了公开语本，权力关系也会产生出“隐秘语本”（hidden transcript），它所传达的是无权者自己对世界的“说法”。大多数时间，隐秘语本是秘密的，只在相互信任的朋友之间或在秘密聚会中私下流传。虽然如此，隐秘语本总会在日常话语中露出痕迹，以笑话、歌谣或是暗语的形式出现，经常是些只言片语，语词本身不足引起外人（权力者）的注意，却会被那些共享隐秘语本的人们心领神会，激发深层的意义和联想。隐秘语本通常是隐秘的，但有可能在政治骚动中突发出来，成为流通的话语。
通过以上分析，斯葛特认为，即使那些受压迫最深的人也拥有一些可以支配的斗争资源，可能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还要多；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抵抗压迫，这种抵抗也往往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为深刻、更为有效。
对于詹姆斯·斯葛特的各种研究，有热烈的赞誉，也有值得重视的异议和批评。例如，曾有非洲的研究学者指出，腐败未必是“功能性的”，它对于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和经济秩序完全可能是毁灭性的。但即便是这些学者也十分重视斯葛特的论点，即腐败可以被用来建立政治支持和维护权力，即使它最终是自我毁灭性的。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斯葛特对弱势者抵抗的论说是片面的，将奴隶和贫苦农民看作是反抗压迫的楷模可能是斯葛特的一厢情愿。被压迫的人们可能会选择抵抗，或者，在公开抗争不可能的时候选择以隐蔽的形式抵抗，但是，他们也完全可能选择合作，斯葛特强调抵抗而忽视合作反映了他个人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然而，即使这样的批评全部成立，斯葛特的工作至少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使我们对于抵抗（抑或合作）可能采取的方式有了更为多样和精致的理解。
对细节的关注是斯葛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回答了泊普金的挑战。也许从最为根本的方面来说，无论身在何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想更富裕一点，甚至都想有一点尊严。但是，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的特质，我们也可能会误入歧途，可能会将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可能会放弃探询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
詹姆斯·斯葛特今天仍然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现在还远不是对他的学术贡献盖棺定论的时候。不久前得知，译林出版社正准备翻译出版斯葛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颇感欣慰。或许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学术的引介已不再限于反复言说几位名家大师，而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和细致的层面。
【詹姆斯·斯葛特的作品：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 (Engel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2),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原载《读书》1999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