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美两国四十年前初次恢复关系之时，那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愿意把眼光投视到当下问题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幸运的，长期的彼此隔绝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事务。”
社会与国家乐于想象自身的永恒。它们同样珍视自己的起源神话。中华文明的特点在于它似乎看不到起点。在历史长河中它更象一个永恒的自然现象而不是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在黄帝这一令无数中国人敬畏的创始君王传奇中，中国似乎就已经存在了。
历史上的黄帝是一个开创性的英雄，然而在创始神话中，他仅仅重建而非创造了一个帝国。中国先于他而存在，中国闯入历史意识时，它是一个已然建立的国度，只待复兴，不必创造。
大抵说来，中国的政治智慧倾向于视整个战略图景为一体：善与恶，近与远，强与弱，过去与未来都彼此关联。西方人将历史视作一系列克服罪恶与落后的决定性胜利，通往现代化的过程，而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强调的是从衰落到复兴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自然和世界可以被理解，但不可能被完全主宰。
对中国古代的智者来说，世界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明智的君王只能顺应其潮流。不存在一个等待人类发现的新世界，不存在遥远彼岸等待他们的救赎。那片乐土就是中国，而中国人已然在此。理论上来说中央帝国的文化福祉也许可以经由其无上的榜样力量传播至帝国边的外族。但是漂洋过海令“异教徒”皈依中华文明并非荣耀之举；天朝的习俗并非远方的蛮族能够习得。
尼克松任内最戏剧化的事件几乎完全发生在黑暗之中。尼克松坚信去往中国的外交使命若要成功，必须秘密从事。公开的使命必定会触发美国政府复杂的内部背景调查程序，以及来自全世界，包括台湾（仍然是官方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强烈磋商请求）。这将危及我们和北京的前景，其态度我们还有待观察。透明度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建立一个和平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机遇同样紧迫。
因此我的团队出发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公开宣称是代表总统进行的实情调查之旅。我们的团队包括各个部门的美国官员，以及前往北京的核心小组——我本人，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三名助手及两名安全特工。为了抵达那个戏剧性的终点，我们必须疲惫地在每个城市停留，煞有介事，枯燥无比，以致媒体不再追踪我们的行程。在拉瓦尔品第，我借口在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巴基斯坦山间避暑地休息（假装生病），消失了48个小时——但我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后来的将军）了解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已然经历过中国人微妙的交流方式，但并不了解北京的谈判方式，更不了解中国人迎客的方式。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外交经验来自它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安德烈·葛罗米柯，此人善于将外交事务转变成官僚意志的考验；他在谈判中的正确无可挑剔，但在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有时让人感觉他在过分地自律。
中国对秘密使团的接待和在随后的对话中，却无任何过分之举。在我们前期操作中，我们时常会为他们反复无常的信息中断而困惑，我们猜想那可能与文化大革命有关。而此时似乎没有什么能干扰东道主的沉着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欢迎美国总统特别使节似乎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北京受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欢迎后，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无比宽松的时间表——这似乎在表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孤立之后，他们并不急于达成一个实质性的条约。除去两晚16小时的休息，这两个曾经卷入战争，濒临战争，历经20年未有任何外交接触的国家只有不到24小时来进行它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实际上正式的谈判只有两场：我抵达那天从下午4：30到晚间11：20的7个小时；第二天从中午到下午6：30的6个小时。
也许可以说中国人显而易见的淡漠是在施展一种心理压力。当然，我们此行若毫无进展，对尼克松总统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尴尬。但假如对两年来的中国外交估计正确的话，毛泽东是迫于情势紧急才向我们发出邀请，而北京对美国使团的冷落只会使情势急转直下。
对抗对双方都没好处，那就是我们来北京的理由。尼克松急切地想让美国将目光投向越南以外。毛的决定则是意在迫使苏联武力对抗中国之前做到三思而行。双方都不能失败。双方都深知其利害关系。
双方的分析罕见地一致，我们决定利用大部分时间探讨彼此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因为访问的终极目的是开启一个决定两国先前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重新调整的过程，事实上，一个概念性探讨——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位国际关系教授的交谈而不是外交官的工作会谈——是现实外交的终极形式。
那天当周恩来总理到来时，我们的握手是一个深具象征性的手势——至少持续到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这一手势为止——1954年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周握手，这一轻蔑举动激怒了中国，尽管他们时常表明其无碍。接着我们来到宾馆会议室，面对面围着一张铺有绿色厚羊毛毯的桌子坐下。此时美国代表团第一次亲身面对这个与毛并肩经历了半个世纪革命、战争和外交斡旋的非凡人物。
7个月之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刺骨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总统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反共派，他看到并大胆抓住了这个地缘政治机遇。
为了象征他踯躅前行的顽强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他打算独自走下空军一号与周恩来相见，穿着一尘不染毛式中山装的周恩来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中国军乐队演奏着《星条旗永不落》。那个象征性的，抹消杜勒斯轻侮的握手恰如其分地发生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场景，它低调得些古怪。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街道上已经清除了所有旁观者。他的到来是当天晚间新闻的最后一条。
这一开端固然深具革命性，但最后的公报还未达成完全一致——尤其是关于台湾的关键性条文。公开庆贺为时尚早，或许还会削弱中国故作镇定的谈判立场。
东道主为了弥补没有欢迎游行的不足，一抵达就邀请尼克松与毛会面。“邀请”并非对如何达成与毛会面过程的确切描述。会面时间从未确定，其发生就像一桩自然事件。正如同是帝王的召见。
我们抵达不久，便有迹象表明毛有可能邀请尼克松会面，我接到传话说周要在接待室里见我。他通知我“毛主席想见见总统。”为了避免尼克松被召见的印象，我提出了关于晚宴程序安排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周显得格外不耐烦，回答到：“由于是主席邀请，他想很快见到他。”毛在尼克松访问肇始，谈判还未开启时就接见他，是为了向国内国际的观众展示他权威性的认可。在周的陪同下，我们坐着中国的汽车驶向毛的住所。
通向毛的住所必须穿过东西轴线上的一个大门，共产党革命前这里曾是古城墙矗立之地。在皇城之内，道路环抱着一池湖水，另一边矗立着高官们的住宅。所有这些都建于中苏友好的年代，反映出那个时期浓重的斯大林风格。毛的住宅并无二致，只是稍稍远离其它的住宅。放眼望去也不见警卫或其它权力标属。一个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桌占满。
那无关紧要，我们被直接带进毛的书房，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三面墙都放满书架，堆放着零乱的手稿。桌上和地板上都堆满了书，墙角是一张简单的木床。统治着全球人口最多国度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希望被人视作一个哲人王，他无需传统帝王的标志来巩固他的威严。
沙发椅呈半圆形摆放，毛从正中的椅子里起身，身边的随从随时准备搀扶。后来我们得知在之前的几个星期毛患上了一系列严重的心肺疾病，行动艰难。克服着病痛的毛散发出强大的决心和意志力。他双手握住尼克松的手，脸上露出最善意的微笑。那张照片遍布中国所有的报纸。
尼克松访华是少有的对国际事务产生决定性变化的一次国事访问。中国重新进入全球外交事务，以及美国获取的更多战略抉择，为国际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灵活度。尼克松访华之后，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及日本也进行了类似的访问。中美之间的协商到达了正式盟友之间都极为罕见的水平。
双方的利益是否存在真正的一致性？他们是否有可能将利益与普遍意识形态有效区分以避免情感冲突所导致的混乱？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为我们打开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大门，而这些挑战今日依然存在。
近年来，中国与现代西方所设国际体系的碰撞令中国的精英们——以其出色的全局思考和分析能力——讨论他们国家命运及实现该命运的总体战略时，形成了某种倾向。
根据某种中国战略思想，中美之间的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和“世纪对决”。
自从西方初次打开中国的大门，一场关于中国国力、影响力及野心的国家对话始终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事实上，世界正在目睹这场对话的新阶段。
国家命运论战的前阶段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应当向外伸手获取知识以治疗其贫弱之症，还是向内背离那个技术先进却乌烟瘴气的世界。这一论战的现阶段则建立在自强的伟大计划已经成功，中国正在赶超西方的认知之上。它所寻求的是规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原则——在许多中国人甚至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眼中，这个世界曾极不公平地对待过中国，而中国正从这种屈辱中站起来。
“必胜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是刘明福大校2010年的《中国梦》。在刘看来，不管中国如何承诺“和平崛起”，中美关系有其内在冲突。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一场“马拉松竞赛”和一场“世纪对决”。而且，这是一场零和竞赛；胜利之外的唯一可能便是屈辱的失败。
不管是必胜主义的中国式分析还是美国版本——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及世界的地位是互不相容的——都没有被任何一个政府所认同，但它为当前的很多思考提供了潜台词。假如这些观点背后的假设被任何一方所采纳——只要有一方就可以使其变得难以避免：中美轻易陷入不断升级的紧张状态。
中国会竭力将美国的影响力从其边境排除出去，限制美国的海军力量，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重要性。美国会试图把中国的许多邻国组织起来以抗衡中国的控制。双方都会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差别。使双方交往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双方有关威慑和先发制人的概念并不完全对称。美国更注重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中国更注重决定性的心理冲击。或早或晚，终有一方会做出错误的估计。
其问题最终归结为美国和中国能够现实地向对方要求些什么。美国为制约中国或者建立一个以意识形态斗争为目的的民主国家阵营而组织亚洲国家的露骨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是其大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样，中国把美国从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完全排除的企图也会遭到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抗，因为它们惧怕单一权力统治该地区的后果。
中美关系更合适的标签应当是“共同演进”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它意味着两个国家追求各自内部的目标，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随时调整关系使冲突达到最小化。任何一方都不必认同对方的所有目标或假设利益的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寻求认知并发展彼此互补的利益。
人权问题将在整体互动中占据一席之地。假如美国不强调它对人类尊严和民众广泛参与政治则的支持，那就是背叛自己。基于现代技术的特点，这些原则将不受国境的约束。但经验表明以对抗方式来强加于人——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备强烈自我历史想象的国家，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历届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的前两年都努力地达成了长期道德信念与个案处理以适应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平衡。这一基本方法仍然可行；如何取得必要的平衡是双方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当中美两国四十年前初次恢复关系之时，那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愿意把眼光投视到当下问题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幸运的，长期的彼此隔绝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事务。这使上一辈的领导人能够应对他们的未来，而不是即刻的压力，并为一个没有中美合作就无法获得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为了寻求对和平的理解，半个世纪前身为研究生的我就开始研究国际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我意识到观念上的文化、历史和战略差异将会对双方哪怕是最善意最具远见的领导人带来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假如历史是过去的机械重复，变革就不会发生。一切伟大的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设想。
在“永久的和平”一文中，哲学家康德认为永久和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只有两个：人类的洞察力，或巨大的冲突与灾难致使人类别无选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关头。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关于秘密访问的公报达成协议时，他说：“这将撼动世界。”如果40年后，中美两国能够同心协力建立世界而非撼动世界，那将是一个怎样的顶点。
基辛格摘自他的新书《关于中国》，由企鹅集团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