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12月10日发布了题为《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的报告。与此同时，与美国情报委员会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也推出了该报告的姊妹篇《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本文即选自后者。

美欧关系仍将是美国战略的重点。但中国决意扮演的全球角色和美中关系的特点，将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美国的角色除外）更能塑造2030年国际体系的面貌。美中两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合计约占全球GDP的35%）、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很快就将成为两个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另外，中国还持有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2011年，美中贸易额达4,600亿美元，其中美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超过1,150亿美元。这种相互依赖性让美中双方对另一方的经济成功有着难以抗拒和直接的兴趣。

在一系列广泛的全球问题上，比如多边体制的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太空、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短缺，以及亚洲安全等，美中关系将是这些问题解决与否的主要动因。简而言之，如果美中关系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如果崛起的大国对现状构成战略威胁的历史模式成为现实，那么这对整个世界可能都是灾难性的：即未来将很难避免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以及零和博弈的行为和冲突。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她拥有3000年的悠久文明，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80年的2,000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7万亿美元，其间有3亿人口脱贫。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她也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外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在其国内，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其重投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正如中国“十二五规划”所勾勒的那样，未来十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一系列艰难的挑战，比如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变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吸收三亿人移居城镇，扫除可怕的环境损害，革除腐败之风，推进政治改革，并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转向市场和创新。中国很可能跌入上述的“中等收入陷阱”。远在2030年到来之前，我们更担忧的可能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的软弱和不稳定，这种前景可能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一连串全然不同的难题。

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巴拉克•奥巴马，八位美国总统对中国都奉行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政策：建立经济关系；促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开展共同利益上的外交合作；但同时维持美国军事主导地位并捍卫其地区保护者角色。这种双重性反映了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共同利益的限度。然而，双方发布的每份公开声明都不厌其烦地表达互利的愿望。

然而，现实却更复杂，中美双方均模棱两可和心存犹疑。2012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一定程度上概念化的讲话中，概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对华战略。

“美国意在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携手努力，促进它崛起成为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贡献者，同时维持和确保美国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的领导地位。而且，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努力避免陷入不健康的竞争、对抗或冲突；避免损人利己进而损害相互关系；并且不疏于履行我们对于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未曾探明的领域。我们必须将它处理好，因此举攸关重大。”

虽然这种雄心勃勃的政策方案成功与否尚不得而知，但想为2030年设想出更有效达成合作的方法实属不易。中国已从这项政策中获益甚巨。三十年来，中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都超过9%，美国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市场。然而，随着美中两国力量差距的缩小，竞争变得更加突出。对华盛顿和北京来说，战略上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已给双方带来相当大的困扰。

美国对一系列事情心存不满：经济领域包括美元贬值、网络间谍活动、侵犯知识产权和工作“外流”；战略层面的担忧包括中国的军事建设（自2000年以来国防开支年均增长12%）和军费缺乏透明度、外交分歧（如在叙利亚、伊朗和朝鲜问题上）；中国以“反进入和区域拒止”战略（A2AD）界定其在东亚的“核心利益”--这有违美国的航行自由原则，且长此以往可能将美国排挤出东亚。此外，中国侵犯人权和美国对中国一党威权统治的反感是两国价值观差异的核心所在，而价值观分歧一直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源头。

中国的不满在经济领域包括谴责美国是2007至2008年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及其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中国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在两岸关系显著改善的背景下继续对台军售；美国对西藏的“干涉”，主要是会见达赖喇嘛和美国国会对西藏的态度。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举动加剧了中国对美遏制战略的最大担忧。美国对中国沿海的监测活动是最近的一个刺激性事件，其高峰是2001年一架p-3猎户座巡逻机迫降海南岛附近。美国在该地区的导弹防御部署和计划也遭到北京的坚决反对。

大体而言，中国的安全部门现在倾向于认为，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结盟及其与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安全伙伴网络，倘若不是反击中国的重新崛起，也是在遏制和围堵中国。直到最近，中国还仍然认为美日同盟是有利的，即遏制日本，又维护地区稳定，同时又有利于中国过去30年的现代化建设。

未来合作战略

要找到一条能够实现中美关系利益平衡和未来合作的道路，美国的战略需要包容中国合法的核心利益。同时，中国也要针对美国的核心利益作出相应调整。然而，助长双方互不信任的众多问题表明，达成暂行架构看来是一个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对华盛顿和北京如何界定各自的核心利益至关重要的是，广泛认同彼此是全球规则和准则框架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一个规则主导的世界，中国将在制定规则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承认这一点美国就需要适应并做好权力分享的准备；而中国的挑战则在于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与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相匹配。中国是像大国常做的那样，选择主要在体系内使规则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还是径直单方面宣示权力以获得狭隘的个体利益，将决定着未来合作的前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行为体，特别是美国及其区域合作伙伴的举动，可能影响中国的利弊权衡。利弊明晰至关重要。自2008年以来，有几种因素导致中国人的强势行为。许多中国人认为，2008年的金融崩盘使自由市场原则名誉扫地，是美国衰落而中国快速崛起的象征。中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呼吁采用一种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的新储备货币代替美元。200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骚扰在国际水域航行的美国海军舰艇“无瑕号”（Impeccable)，由此表明其反对美国的监测活动。

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是对朝鲜问题的战略转变。北京一直在发起针对朝鲜无核化的六方（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朝鲜和韩国）会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采取合作态度，竭力影响平壤并支持联合国反对朝鲜背离国际法的决议，不过到头来却导致六方会谈进程的夭折。

但在2009年，即朝鲜试射远程导弹和核试验之后，中国没有谴责朝鲜，而是做出了加强对朝关系的战略选择，因为中国担心朝鲜出现动乱。如今，中国为朝鲜提供了大部分的食品和石油，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由此表明，即使美中存在共同利益（如朝鲜无核化），两国仍会有不同的优先考量。显然，中国选择倾其全力维持朝鲜的稳定，远胜过其对几个臆想的朝鲜核武器的担忧。

最近，中国一直在南海就（与越南的）西沙群岛和（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南沙群岛领土纠纷态度强硬，且动用军事和政治手段主张权利，引发整个东亚地区的担忧。2010年，中国暗示，南海海域争议问题和台湾和西藏问题一样，均属于其“核心利益”，是不容谈判的主权区域。还不清楚这是否就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北京一直声称拥有被称作“九点线”范围内的所有领土主权（大约80%的南海）。这个主张违背了《海洋法公约》（LOS），该法将国家的经济区限制在一国200海里大陆架范围内。此外，北京正竭力重新解释《海洋法公约》，挑战200海里经济区内自由航行的权利，而这正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

加强合作关系的前提是稳定的军事平衡，因为这通常有利于双方保持克制。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和强势姿态实际上有助于美国鼓动其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建立一个潜在的联盟，以钳制中国的影响。尽管对华并没有发起任何“遏制”攻势，但这些国家间勃兴的安全合作对于防备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势必影响中国依然不透明的决策机制。

相互的脆弱性

和美中经济关系一样，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以及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上，美中双方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相互脆弱性。在东亚，双方需要跳出“行动--反应”的巢臼，就彼此能够接受对方所扮演的角色达成谅解。默契的缺乏使得因失算引发对抗的风险只会增加。

这种相互脆弱性在更广泛的重大和新兴战略问题上确实存在，比如核武器、网络安全和太空活动等。虽然中国只有少量的核武库，核弹头也只有240枚左右，且该核武库正迅速提升现代化水平以确保二次打击能力，但双方都明白，中美只是要保持一种威慑状态。美国军队长期依赖数字化战争。随着中国日益提升其军事现代化水平，其越发依赖计算机网络和太空卫星通讯网。一旦美中关系紧张导致冲突发生，双方都有能力使对方的军事力量陷入瘫痪。

《权力的悖论：脆弱时代的中美战略克制》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作者大卫•C•刚柏（David C. Gompert）和菲利普•C•桑德斯（Phillip C. Saunders）在书中谈到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实例：无论美中意图何在，两国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巨大伤害，而且这种相互依赖的脆弱性表明，只有通过战略克制才能最好地满足双方利益。只要审视核武器、网络空间和太空问题，双方就会将相互克制视作上策：

“三大战略领域在技术、经济和战术上都是'攻击主导型'。核武器、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武器是难以防御的，而且对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先进的、有决断力的大国，对其攻击能力的防御会日渐衰微。”

两位作者认为，这种思路包括相互谅解，并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反卫星武器或战略性计算机网络（不同于商业黑客等）。显然，达到如此契合需要美中双方就军事能力、作战原则和方案开展持续的高层对话--目前，在美中军事关系中还缺少这样的对话。

在战略性问题上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同时，深化美中经济关系，增强双方在诸如能源安全、全球健康、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有共同利益的地区性问题（如阿富汗、中东和中亚）上已有的实质性合作，有望逐步消除不信任，将复杂关系的天平转向合作一方。就双方在这些议题上的合作程度，未来一个时期可能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当前超越相互威慑、没有明确目标的战略竞争。另一个可能强化合作趋势的关键因素，将是未来十年中国国内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命运。

如前所述，两个既跨大西洋又是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在增加中国的利弊考量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欧盟长期支持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并利用其428贸易关系，对中国在世贸组织的一举一动施压。此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全球贸易、能源安全、环境、健康、空间和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曹光伍/译。来源：外交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