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上观察金融创新，发现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技术进步引发的金融创新，比如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甚至于现在兴起的第三方金融。对于这类金融创新，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跟上变化的形势，更新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出现监管真空。

还有一种金融创新，它实际上是由于现行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而导致的。比如当前的民间金融，像温州、鄂尔多斯等一些地方的民间借贷非常发达。不合理的制度包括：一是行业准入限制，不允许或者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办民营金融机构；再有就是利率没有市场化，长期的金融压制造成（存款）利率偏低甚至是负利率，资金被迫从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流出，形成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再有一个原因是对这块准金融机构的准金融活动，现行的垂直监管部门监管不到，地方政府又没有相应授权，属于金融监管的真空地带，所以它发展快，异常活跃。

这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需要通过加快金融改革来解决。比如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办正规的金融机构；加快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监管体制，把现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金融监管分成双层，把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利和责任下放给地方。

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高企的一个原因也是制度不合理。目前地方政府推行城市化，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这需要超前融资。但是由于目前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导致另类金融创新蓬勃发展，各地纷纷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一开始是从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由于它是政策性银行，国家信用做担保，从金融市场上可以融到成本比较低、期限较长的资金，贷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尽管很多项目收益不高，投资期限较长，但是风险还不太大。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按理说政策性银行应该往前冲，商业性银行往后撤。但是我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推动国开行商业化。

2009年5月份我跑了五个省市调研，发现问题比较严重，并从当年五六月份开始呼吁关注地方政府融资风险。商业银行给地方平台贷款出现什么情况呢？它们的资金都是短期的，要不是商业银行短存长贷，要不就是地方银行的短借长投，这样出现错位的经营风险。

尽管之后有关部门把平台贷款控制住了，但这两年又可以看到城投债迅速发展，接着是信托，包括一些理财产品……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都是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帜，实际上转来转去还是转回到这里。链条越来越长，越来越蜿蜒曲折，地方政府债务越来越隐形化，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交叉传染。

要控制这类风险，加强监管是行不通的，你会发现压下葫芦起来瓢。要解决问题就要加大金融财政体制改革，比如说能不能让地方政府堂堂正正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自己担任风险。这样的话我们的金融创新就会减少一些。

再有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些保险公司，购买了上述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又通过各种渠道，投资了地方政府的债券。这样一来跨了三个不同的金融子市场。我们现在的混业经营在推进，资金跨市场流动，但分业监管体系没变，这种结构性特点将来会带来大问题。

怎么解决？光靠银行业是解决不了，首先要解决监管体制本身的问题。三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说了，现在合不了。那么暂时并不了，就需要改变决策机制，尽快建立起监管协调机制。能不能在三会之上，建立一个类似像货币政策委员会这样的决策委员会？三会作为它的执行机构。监管委员会里除了三会，还吸纳其他的监管部门作为成员，并邀请一些业内专家，组成科学的监管委员会。把决策监管权利分开，相互协调。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文章根据作者在《银行家》杂志等机构主办的2013年度“中国金融创新奖”评选发布会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