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20年，也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大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回顾历史，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对加快转型发展、排除各种阻力干扰、全面推动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约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就中国改革的目标、形势、动力、模式、难题、前景等议题展开讨论。

不要错失改革良机

记者：30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十分正确的。但改革的过程也充满了曲折，争议一直存在。回顾最近几年，您怎样评价改革的形势？

魏加宁：我认为，过去5年，最大的教训，就是坐失改革良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了。其实，本应正好借着危机带来的压力，抓住机遇，全面推动国内的体制改革。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应对增长速度下滑上了，许多重大的基础性改革都没有大的动作。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经过一轮的放松——紧缩调控，现在的经济形势仿佛又回到了2009年的状态，增长速度再次快速下滑。怎么办？再搞4万亿投资计划？再搞10万亿天量信贷？显然不行了，财政风险不允许，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已经一大堆了；金融风险不允许，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贷款风险以及民间借贷风险也已经一大堆了。

记者：您认为，当前或今后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呢？是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

魏加宁：我认为，今后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不改革。不改革，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记者：不改革又会怎么样呢？

魏加宁：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我们不难得到答案。

首先看日本的教训。我最近刚刚从日本考察存款保险制度回来。一位日本的金融专家告诉我，他们在对日本的金融改革进行反思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经济停滞长达20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实行得太晚了。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没有实行国内金融自由化，而是搞“护送团队”、人为压低利率，结果资源扭曲配置。等到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以后，才开始推动国内的金融自由化。那时潜在增长速度已经下来了，但是为了追求原来的那种高速度，于是就拼命放松银根，一边放松银根，一边推金融自由化，结果，过剩的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最终泡沫破裂，泡沫破裂又与人口老龄化重叠在一起，导致日本经济至今一蹶不振。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其次看苏联的教训。苏联解体以来，一直有人把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责任统统归罪于戈尔巴乔夫，认为“都是改革惹的祸”。其实，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苏联解体，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搞改革，而恰恰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之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不改革！使得苏联的体制问题堆积如山，体制基础已经腐烂，结果，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稍有不慎，国家大厦就土崩瓦解。

再看美国的教训。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围绕着其形成原因的争论一直不曾间断，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一点与大萧条是一样的，这就是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迈入新阶段，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相应的体制改革却没有跟上，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革。以美国金融为例，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加快，但是分业监管体制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结果导致监管体制出现漏洞，金融监管严重缺失。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却一味地追求短期繁荣，导致泡沫迅速膨胀，这恐怕才是此次金融危机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最后看中国的经验教训。从教训来看，清朝末年，改革与革命赛跑，起初清政府迟迟不愿意实行改革，结果，等到清政府终于明白了非改革不可的道理时，人家已经不让他改了，革命爆发了。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邓小平不是让改革停下脚步，相反却加快推进改革，“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随之，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老实讲，我们现在的许多“成就”，其实吃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老本儿、吃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宏观配套改革的老本儿，以及中国加入WTO的老本儿！

总之，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完全是所谓“人口红利”（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具有同样的人口结构却没有出现“人口红利”呢），也还有“和平红利”（越战后30多年的周边和平环境），更重要的是“改革红利”，是“制度变迁”带来的“红利”！

迎接新一轮改革高潮

记者：这样说来，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进改革。然而，在现实中，还有另一种批评市场经济改革的声音，您怎么看？

魏加宁：我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着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和新的改革开放高潮。

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之后，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改革开放高潮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围绕着“姓资姓社”问题又展开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皇甫平”迎风傲雪的文章我们至今耳熟能详。后来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94年宏观配套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迎来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

第一个现象就是高层领导在力推改革。首先，去年以来，在胡锦涛总书记、李克强副总理的亲自推动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与世界银行一道进行了共同研究，为今后30年的改革开放谋篇布局。其次，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明要全力推进各项改革，催人奋进，令人感慨。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了会议。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高层领导在全力推动改革。

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部委之间，形成了一种改革的竞争态势。只要稍微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现在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个部门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新非公36条”。其中，金融领域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此外，酝酿多年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方案也终于出台；教育部认可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举措；就连铁道部也推出了吸引民间资本的新举措；银监会也出台了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新措施。虽然有些地方还不够完善、还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大的改革方向值得充分肯定。

第三个现象就是在地方层面，地方之间也出现了新的竞争局面。

先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迅速推出。去年9月我们去温州调研时，温州市政府就提出了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想法，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高层领导这么快就拍板决定了。之后不久，深圳又出台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若干措施。还有福建省，我前不久去福建时，得知他们在推平潭开发区建设，希望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包括让台湾人来参与管理，等等。总之，这些年，在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的积极推动下，在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各地区、各种类型的综合改革实验区已经广泛布局，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间的竞争态势。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争的不是GDP，而是改革！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正在崛起的大背景下，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新的一轮民间投资热潮。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对于近期增长速度下滑根本不用过分担心！

改革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记者：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注意什么？如何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

魏加宁：我认为，改革形势出现了好转，新一轮改革竞争态势已经初步形成，值得鼓与呼！

但是，为了保持改革的良好势头，为了使改革最终获得成功，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与改革模式有关的三大关系。

记者：哪三大关系？

魏加宁：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模式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危机导向”为主，二是“由外而内”为主，三是“基层探索”为主。如今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模式本身也需要加以变革。

第一，要处理好危机导向和利益导向的关系，从危机导向为主变为利益导向为主。

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改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危机导向，一种是利益导向。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在总体上好像是利益导向，实现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具体到每项改革举措上实际上几乎都是危机导向：粮食不够吃了，于是就搞农村体制改革；财政没钱花了，于是就搞财税体制改革；建设资金不足，于是就搞金融体制改革；外汇资金不够，于是就搞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于是就搞国企改革，等等。

但是，时至今日，继续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一是有可能改不动，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过去因为亏损严重，所以推动国企改革大家容易接受。但是现在，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巨额利润，你说要推动国企改革，人家不仅不理解，还会反过来问你：我们国有企业过去亏损时你们批评，如今赚了钱你们还批评！

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危机，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比如说社会危机，等到危机爆发时再来推改革恐怕就太晚了！

因此，今后的改革，需要有危机意识，但是不能完全被动地依靠危机来推动。要更加主动地推进改革，要把推进改革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变成一种常抓不懈的自觉行动，要设计出一种主动推动改革的机制来。

在改革的方式上，今后应当更多地依靠利益导向。比如说国企改革，要设法把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涉及到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就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国有企业不去与民争利；只有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或者不愿意做的，才由国有企业去做。比如说房地产领域，商业性房地产就应当让民营企业去做，国企在里面就只会争当“地王”，从成本上去推高房价，因此国有企业应当退出商业性房地产市场；但是这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就无事可做，比如保障性住房，就理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包括地方的国有企业。因为在这一领域，利润太薄，又带有公益性质，民营企业不愿意干，但是低收入阶层的老百姓又十分需要，并且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国有企业的定位应当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当然，相应地，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标准也应当加以改变，不应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也不应是所谓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而应当是以其为广大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公益事业为主要目标，并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二，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关系，从由外而内为主变为由内而外为主。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路径基本上是由外而内，即所谓“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倒逼机制来推动国内改革。比如说设立经济特区；再比如说加入WTO。

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说金融领域，在改革开放的顺序上，我们要接受日本的教训。日本在实施金融改革开放时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金融改革开放的路径上，首先实现了日元的可兑换和浮动汇率（上世纪60、70年代），然后才推行国内的金融自由化（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结果就出现了国内资金绕道境外分行再转贷回国内企业的现象，一方面导致资金的成本上升、投机的风险加大，同时也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失灵。

因此，今后的改革应当从由外而内为主更多地转向由内而外为主。一方面要有对外开放的“时间表”，目的是为了保持一种高压态势，以推动国内的改革；但是另一方面，还要有国内改革的“路线图”，要按照科学的改革路径，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的基础性改革。

第三，要处理好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要从“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变为以顶层设计为主。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以基层探索为主，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当然偶尔也有一些顶层设计，比如说1994年推出的宏观配套改革。

今后，中国的改革，应当而且也能够更多地依靠顶层设计。

一方面，改革已迈入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因此，今后的改革可能更多地需要事先的顶层设计。比如说，财税体制改革，就需要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而且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没有顶层设计，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就有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拔。

另一方面，改革初期，我们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过去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理论也不灵了，所以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依靠基层的实践探索。但如今，经过多年的系统学习和国外考察，以及大批的留学人员陆续回国，我们不仅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国外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不仅应当，而且也能够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了。

迫切需要设立改革协调机构来推动顶层设计

记者：在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当务之急是什么？

魏加宁：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

记者：现在不是有发改委吗？

魏加宁：我在2003年刚刚撤销体改委后不久就曾经撰文指出，发改委的体制存在着三个目标冲突：一是发展与改革的冲突——发展问题往往是高层领导最关心的“急活儿”，而改革的事则往往能拖就拖。

二是审批与改革的冲突——发改委自身有项目审批权，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因此，他推改革别的部门就不服气，认为是在争权。

三是计划经济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化取向，而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则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把一个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部门并入到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之中，结果会是谁改谁呢？

我当时还指出，这一体制缺陷，过十年就会显现出来。现在看来，要不了十年这一体制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

这些年，中国的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有所倒退，不能说与这一体制无关。比如说宏观调控，按照1985年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得出的结论，宏观调控的改革方向应当是从直接调控变为间接调控，而且后来也曾经一度往这一方向走过。可是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又回到了直接调控，甚至调控得更细致、更微观、更直接，连计划经济都不是，干脆就是“审批经济”——经济过热时靠压审批来控制速度，经济冷了又靠加快审批来刺激经济。结果，十年下来，身兼发展与改革两大重任的发改委，既没有把宏观调控搞好，也没有把体制改革搞好。

所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体改委或设立新的改革协调机构，以便加强改革的总体协调，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改革被部门利益所左右，防止改革被利益集团所左右，防止改革本身出现系统性风险。

因此，我认为，是否恢复体改委或成立新的改革协调部门，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与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的改革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