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日本与中、韩两国在钓鱼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上的激烈争议，格外引人注目。近日，钓鱼岛灯塔事件尚未平息，中日在冲鸟礁定性问题上争执又起，以及日本扶桑社新版历史教科书，坚称钓鱼岛屿和独岛乃日本领土。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作为那场战争的施害者，日本不是致力于反省战争，而是主动频繁挑起与曾经的受害者之间的领土争端，令人意外。
准确理解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还应该联系近期日本在其它问题上的一些动向。一个是，小泉政府正式宣布，决定不参加定于5月9日在俄罗斯举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祝大会，届时，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政要都将参加此次庆典。另一个是，四年一度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审定工作正在进行，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全面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否认曾经侵略中韩等国和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且宣称中日历次战争责任都在中国。这一教科书据韩国媒体透露，已于4月1日被日本政府批准。
以上几件事情，看起来没有关联，实际上，其中并非没有一以贯之的逻辑。在韩日两国因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竹岛日”条例案而闹得不可开交之际，韩国统一部长郑东泳的一番话，值得回味。他说：“日本最近的一系列举动使我们对它希望与其东北亚邻国和平共处的意向感到怀疑。这不只是领土主权的问题，这样的举动等于是否认韩国获得解放的历史，并证明日本过去侵占韩国是正当的。”一语点破了韩日领土争端的背后玄机。在领土问题之外，我们不难听见历史话语的刀剑碰撞之声。其实，这也未必不是中日领土争端的深层机理。
在岛屿主权之争激化时，世人应当知道的是，直至今天，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总体来说仍支支吾吾、竭力回避战争责任、拒绝对以往的侵略史做出认真反省，而这种倾向，近些年则变本加厉。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此深怀忧虑。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研究，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在对以往战争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其中有两种观念，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人对以往战争的认识。
一种是以现日本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流氓之间的势力范围之争”论，认为当时参与战争的列强各方，都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既然大家都是强盗，那么在战争责任上当然都是等同的，并无高尚卑下之别。石原因此提出“日美同罪论”。日本与俄罗期最近在领土问题上的争执，也是这种强盗之间的战争观的反映。俄罗斯这个“强盗”的前身苏联乘二战之机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今天的日本因此有道义再向这个“强盗”要回所失之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对待曾经侵略过的国家上，所持的那种“解放与霸权”战争观。即认为日本近代以来对待周围国家，本来是本着“亚洲主义”而谋求协作与联合，但结果却阴差阳错走向了要确立对亚洲的霸权。也就是说，“高尚”的动机却造成了恶劣的侵略之果。实际上，这种观念比起另外一种认为战争最终促成了亚洲国家的独立来，似乎还显得“进步”一些，在后一种观念中，日本不仅没有过霸权之动机，也未曾有过霸权之实，有的只是“解放”亚洲各国。1996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所编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露骨地宣称是日本的对外战争，赶走了欧洲殖民者和“解放”了亚洲。而这一宏论的集大成者，又当推早在1965年日本作家林房雄所撰述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日本对外战争乃“解放”亚洲，这种认识如果放到日本近代思想史中，则不难发现，它一点也不新鲜，而有其历史渊源。自1868年经历明治维新，日本率先在亚洲进入“现代世界”、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后，日本在它与亚洲世界关系的看法上，一直存在着 “日本例外”之说，认为日本不属于亚洲，在文明创新上不仅应该向欧洲看齐，而且日本文明本身，也与欧洲相同多而与亚洲相同少。典型如日本“启蒙之父”福泽谕吉，在19世纪末不遗余力主张日本要“脱亚入欧”，他所说的“我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之恶友者也”，成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句名言。此公是当时“征韩论”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是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其流风余韵所及，文明生态史观的提出者梅掉忠夫，应是他在20世纪下半叶的隔世传人。
与“日本例外论”相伴生的是“亚洲代表论”，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优等生，有权代表亚洲与西方世界对话和以日本为主“提携”亚洲“共荣”。其思想由来，从文明论的角度看，有两种相反的路径，但达成了相同的结论。其一就是以福泽谕吉、大隈重信所代表的，认为日本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最成功引进者，故日本有义务代表亚洲。在这种认识图式中，东方文明劣于西方文明，日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和“东方文明之代表者”（大隈重信语）。其二认为只有日本才保持了东方文明的特色，而中国和印度皆失去了东方文明的伟大特色，故日本应代表东方文明整合东亚与西方对抗。在这种认识中，东方文明并不劣于西方文明，甚至比西方文明优越，其典型论者是冈仓天心。在这两种文明论图式中，日本都是亚洲的先进、优越者，理应负起传播“进步”文明的责任，作为被动的文明“低劣”方的东亚邻国，接受日本的领导，理所当然。日本因其“例外”而有优越感进而想“领导”亚洲，它并不是以平等的心态与周围国家交往，“在亚洲的西方国家”是日本的基本定位。
福泽喻吉、大隈重信、冈仓天心等人的思想，影响了日本近现代史。不过，其结果之一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在“解放亚洲”名义之下，在20世纪上半叶其实乃是日本实现帝国利益的工具。然而，这一历史事实在战后以来却为许多日本人所讳疾忌言。日本乃“亚洲的解放者”的幻象，仍盘旋在日本民族的思想深处。
拉近来看，这种历史观、战争观今天在日本仍大有市场，而且呼应者日众。小泉决定不参加定于今年5月在莫斯科举办的反法西斯60周年庆典，无疑也正是对那场战争的通行史观的一个抵制，所曲折表达的，不外仍是不想对那场战争做出反省。世人应该注意的是，在举世纪念那场战争之时，作为主要是加害国、次要是受害国的日本，今年在展开纪念时，刻意所渲染的，却是日本曾受原子弹爆炸之难的受害者形象。日本选择在今年激化与周围国家的领土主权之争，不能不让人认为也是特意安排的行为，在全世界都在庆祝那场战争胜利之际，日本以此行动，所表达的实际是对那场战争主流史观的否定。与周围国家的这些领土问题，本身就是二战的一个结果。明治维新后，日本或巧取强夺，或赤??侵略，占领中国台湾、琉球王国和朝鲜半岛、据有南库页岛等，这些领土当时已“高尚”的日本“道德”名义下划入了日本地理范围，只是在二战后，才被迫重新从口中吐出了这些吞在肚中的美食。但是，日本精英右翼阶层对此一直心有不甘，当下对这些领土的主权要求，不能不说隐隐包含了对60年前日本“美好时光”的晦涩记忆。
一切斗争最后都是历史诠释权的斗争。这句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并非不是实情。日本近年来在历史观与领土主权问题上，是相互支持的。坚持过去的侵略史观、将它改造为“解放亚洲”史观，是为证明过去占领他国领土的正当性开路；而现在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又是对其历史观的具体实践。在硬性的主权之争之后，是静寂无声的历史观角逐。日本在与东亚相邻国家领土问题上的态度，所展现的，仍是“文明优等生的日本”与“落后的亚洲”之历史对立，既然过去日本并没有做错什么、是在“代表”和“解放”亚洲，那么，日本当然有“道义”收回“旧土”！。对亚洲历史的不同阐述，从眼前来说妨碍了岛屿主权问题在日本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合理对待与解决，从长远来说，也使人们对东亚世界的未来，打上了一个问号。（《新京报》2005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