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认为，个人自由具有极为崇高的价值，我也十分赞同自由主义的许多原则；另一方面，我对于特定的自由主义者们在特定的问题上运用这些原则的具体方式并不总是能够同意的。因此，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更深深地怀疑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主张是明显地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的，虽然他们声称坚持自由主义的美好原则。他们对于内政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主张都存在着违反自由主义原则的误区。
一.自由主义与霸权
自由依赖于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垄断者
自由如何才能获得保障？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在他名噪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了。”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经济命脉的权威，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再无自由可言了。他当然不可能论及50年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极有可能垄断我们的全部生存命脉的超级霸权，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如果说，哈耶克的上述论断是一条普适的自由主义原则（我认为显然是，而且非常赞同），那么，它显然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中，显然就已经出现了——或至少是即将出现——这样一个垄断者，这就是美国的霸权。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股其他力量可以挑战这个霸权，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转向另一股足以平衡它的力量。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冷战后的单极霸权是对于自由的威胁
应该说，苏联的垮台是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有人说，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同样有着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有人说，苏联对于中国的威胁比美国还大。他们的说法也许都对，但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不在于苏联比美国更好或更坏，问题在于，与两极或多极世界相比，世界在单极之下，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自由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丧失自由，是基于出现了一个垄断了我们生存命脉的权威这样一个事实，与这个垄断者是否“仁慈”、是否“大公无私”无关。因此，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之下，这个世界显然是丧失了自由。具体事实也已证明如此：苏联垮台之后没有几年，美国已经开始非常轻易地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不受任何制约，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相当令人恐怖的。
单极霸权下的世界“安全”是以我们丧失全部自由为代价的
有人会说，美国的几次大打出手，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都是发生了极为残酷的暴行，美国出钱、出枪、出人，制止这种暴行，乃是一种为世界其他人们造福的无私行为。如果没有美国去制止那些极为残酷的暴行，那些受暴行残害的人们岂不是完全无望了吗？美国自己也往往摆出一副“我根本不想当世界警察，可当世界需要警察时，你们不找我又能去找谁呢”的架势。我在这里不想陷入诸如“米洛舍维奇究竟搞了种族清洗没有”这样的争论，我在这里只讨论如何以自由主义的原则看待这件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如美国这次对于南斯拉夫的动武，以传统的国际法观点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然而，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在正义的名义下支持这种行为呢？我想，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情愿把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美国。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而不是在美国自己的国内政治中——如何限制美国这个强制垄断者的行为？要知道，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这里并不起作用，我们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总统，也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我们不能限制——而不是靠它自我约束——美国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恰恰相当于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内政治制度。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美国这个超强还没有完全达到垄断武力的地步，例如，还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存在。
我想再次强调，除了少数属于垄断武力的国家的人口之外，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的国际秩序绝不可能增进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的意思，然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告诉我们，自由的保障不能来自于统治者的道德高尚，它必须来自制度的制约。美国自己的建国理想再高尚、再自由，都不能消除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因而有可能是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的恐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于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国际秩序是多么令人恐怖）。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再加上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多是意味着这个统治者比较明智，它不是一个虐待狂，以肆虐为乐趣；它只有在要达到某种实际目的时才施虐，它甚至会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白，这种统治者的明智是没有保障的，它改变不了其制度本身的性质，这就是我们无法“转向另一个人”。自由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明智，而必须依赖于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因此，一个首尾一贯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制约美国的霸权。这同时就意味着他应当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霸权的抗衡。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支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如果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这些抽象的原则，那么，自由主义就毫无价值，“自由主义者”就毫无价值。我不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听到有多少自由主义者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究竟是我对于自由主义理解错了、对于美国理解错了，还是他们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没有坚持一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正派？我认为是后者。当然，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不站出来（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站出来，有站出来的）还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他们身属世界统治者的俱乐部，或者体会不到身处俱乐部之外的世界其他人的处境，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因而不站出来。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态度就有些奇怪了：在美国霸权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星球的时候，他们所想、所做的不是如何制衡美国的霸权，而是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在令我怀疑他们是否懂得自由主义，或者他们是否真诚。如果他们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的话，他们首先应该反对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他们没有，他们竟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民族主义，无条件地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世界为“世界警察”所付出的自由代价大于安全利益
我承认，如果世界上有地方真发生了极为残酷的诸如种族灭绝类的暴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寻找制止暴行的办法，而不应袖手旁观。但我也想提醒那些“自由主义者”，别忘了他们自己过去对于我们的谆谆教导：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我们可能最少受到罪犯的侵扰，但我们宁可不要这种“安全”，因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实际例子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今天美国对于南斯拉夫的轰炸。我想，米洛舍维奇不是完全无辜的，塞尔维亚军队肯定杀害过一些阿尔巴尼亚族平民，北约不可能完全造谣。但美国的轰炸对于塞尔维亚族平民和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所造成的损害更要大得多。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如果按今天的这种路子发展下去，这个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还会大得多。
那么，如果真发生了种族灭绝类的暴行（这种暴行真正发生的地方是非洲，但美国没有去制止。一个美国记者对此的辩解是，到那个地方去干预“太贵”，美国没有那么多的钱。我立即反驳，不对，非洲国家的军力比南斯拉夫弱得多，到那个地方去干预只会更“便宜”，不会更“贵”。他想了想，同意了我的看法，承认美国是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办法吗？目前来看，在国际关系中，遇到这类事，比不干涉内政更好的办法还真不多，但对于种族灭绝类的暴行完全袖手旁观确实也为文明人所难以接受。未来的人类应该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如最终实现大同世界等。仅就目前而言，联合国还存在，为什么不通过联合国？美国对此的辩解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会在安理会投否决票。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美国武力干预南斯拉夫有充分理由吗？如果有充分理由，为什么不在安理会试一试？让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看一看俄罗斯和中国“不负责任”、“滥用权力”的“丑恶行径”？其实，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一直是很负责任的，对于投否决票尤其小心；而俄罗斯也无绝对袒护南斯拉夫的意思（它也没这个能力）。很显然，美国这次甩开联合国，以北约的名义侵略南斯拉夫，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北约以武力主宰全世界的国际新秩序。对于美国或至少是北约以外的世界而言，这种国际新秩序与自由格格不入。
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不能减少单极霸权对于自由的损害
我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还会提出另一条理由，他们会反对我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毫不相关的论点。他们会说，美国政治制度保证了美国本身的多元化，就是这次，你在美国也还听得到多种声音，因此，根本不存在力量的垄断或没有制约的问题。一些美国人也是这么说的。记得有一次开会，一位美国外交官对于我坚持中国也要发展高科技的观点表示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担心什么呢？难道你以为美国政府有能力在高科技上卡住中国的脖子吗？告诉你，美国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它绝对制止不了英特尔公司卖给中国芯片！今天，我很想请这位美国外交官读一读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开头。
“它就像国会山中午的黑暗，一位公司主管说。他被带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办公室。空气污浊。没有水。坐在角落里，冒着汗，这位男子说，他面对着一打审讯员，他们暗示，如果他不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有关他在中国的生意的情况，就会接到传票。他说，这气氛‘就像犯罪调查。这不是在寻找事实。这是在寻找罪证。’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受到指控的人不是一个间谍。他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几个计算机公司之一的高级主管。讯问者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和受人尊敬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考克斯的工作人员”。
谁说美国没有能力制止英特尔公司卖给中国芯片？只是情况没这么严重，不需要而已。在经济领域尚且如此，如果发生军事争端，美国当然会更铁板一块，无论其背后的主导是美国政府、美国的统治精英，还是美国的“群氓暴政”。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内部有没有不同声音，而在于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不是能够约束其全体国民采取一致行动。答案是当然可以，而且恐怕比中国目前的程度高——在最近的几件事中，美国出现过几个专替中国说话的美国“自由主义者”？即使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应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看待。因此，美国的单极霸权就是有可能形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
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写下了他的不朽名篇《通向奴役的道路》。今天，他所针对的那种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他所针对的思想也处于低潮之中。今天的世界与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没有？认识到了新的对于自由的威胁没有？认识到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中对于自由的威胁的来源有可能不同没有？如果对于这一切都没有新的认识，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实在是无法与“自由”这个光荣字眼相配的。如果我们都不能认识这些问题，那么，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就会降临这个星球，那是一条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二.自由主义与权贵
反对“民粹主义”的真意
今天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比80年代学问确实是长多了。他们知道了“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甚至懂得了“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全权性全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于是，他们要经常地反对“民粹主义”了——“民主”的大旗他们是不愿意丢的，那样对于他们在政治上太不利了，于是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民主”。
其实，民主政制确实也是有其弊病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也像哈耶克那样直截了当地明确指斥民主政制的弊病有又何妨？然而，如前所述，在讨论实际问题时，自由主义的原则必须被带到实际环境中去。在今天的中国，究竟存在不存在妨碍了个人自由的“民粹主义”？抑或恰恰是相反，底层民众的权利极少？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这一方面的分析，韩毓海先生发表在《天涯》杂志1998年第5期上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论述的很好，我不妨来借用其中的一些部分。
“今天，中国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题：诸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问题，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两厢比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站在哪一头，应该说是清楚的。
实际上，在某些奢谈“市场”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以官僚精英政治为对立面，而是以公共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公民道德”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提出并且被捍卫的。“自由主义者”在赞扬市场时一般声称，市场规定了人人赚钱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少去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
如果自由主义还承认权力的集中就是专制的根源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市场经济及其生产关系不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认为市场不会演化成，乃至就是一种统治形式?是否应该对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怎样限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显然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于声称在自由主义胜利的地方就是民主的终结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他们不是自己声称是“民主的斗士”吗?根据这样的原则，他们不是应该赞成参与，赞扬机会的均等吗?可是他们在面对现代社会最大的集权——经济霸权时又是怎么说的呢?在当代世界通过经济权力的集中重建集权政治的过程中，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保护少数人”和“防止多数人专制”是自由主义的口头禅。但是，他们没有结合具体的历史状况问一问：这种说法是谁，为什么提出来的?它为现实政治的哪一方服务?……。
由此，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多数人专制”威胁自由的恐惧自何而来是要再分析的。反过来说，市场对少数人专制的状况有制约能力吗?……实际上，在俄罗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对少数人专制形成制约。相反，那些以匿名的方式抽取剩余价值，剥削国家企业，控制资本积累的官僚，可以通过市场化重新使统治更为集中化。在1989年之后，他们通过资本全球化，以改革的名义与跨国公司携手，与世界资本市场结合为一体，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使自己成为“合法的”市民社会，而把民族国家的广大地区和人口边缘化为“非洲”。而通过将国家机构和企业公司化、市场化，他们则巧妙地使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和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转化更加合法化。与哈耶克估计的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在这里加速了权力的集中化，使权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重新集中起来，其结果是：腐败盛行，贪污合法化，金融投机和生产徘徊不前，人民大众普遍的政治冷漠。
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所受的痛苦，远远不是来自所谓人民民主和“多数人专制”，在人类现代历史上，少数经济既得利益者的专制和少数目光呆滞、不近人情的职业官僚的专制铁笼，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是打熬我们时间最长的专制形式。自由主义者经常说，人民是目光短浅的、感情冲动的和朝三暮四的，但是，他们从来拒绝回答，使人民群众得不到信息，使他们对当代政治既无参与能力，又无理解能力的那些制度的基础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不懂得：自由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人类思想中伟大、宝贵也是有发展生命力的遗产。
这个遗产的宝贵之处就体现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必需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这个遗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扩大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范围，才能最有效地对包括政府在内的集中权力进行限制和监控，才能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的产生。但是，也正是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在如何对政府进行限制方面，自由主义具有理论的困境，存在着不同的争论；甚至也就是在这种矛盾和争论中，政府应该如何负责任和更好地负责任的问题，逐步被演化、模糊为政府可以不对人民负责任的命题。因为一旦人民和广大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机会被遏制，国家就不再是公共的。而一旦把政治行为仅仅理解为政府的事物，同时将社会参与看作是有害的，那么，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只能是名义上的。当这个名义上的公共国家的作用仅仅被限制为制定法律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时，它就实际上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通过接受社会成员的批评，改善自己的工作，而只能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统统推给“自由竞争”的市场去“自动解决”。——而那个市场却是遵循着保护“最大利益”和“最大利益集团”的基本原则。?
保守的“自由主义”向右翼的极端发展，已经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由主义”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他们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实行到底只能是摧毁所有差异性，拉平社会差别，而且，人民参与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正是因此，他们才认为“消极自由”和“消极参与的大众”比积极的参与要好得多。与此同时，他们并不认为各种形式的集中权力和“少数人”专制是危险的，而认为直接民主才是“万恶之源”。而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高贵的“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当代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对于韩毓海先生的观点，有些我还存在疑问，如“公意”等概念。自由主义对于这些概念的批判也有它的道理。但总体上，我认为道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实质。因此，我就把它借用在这里，省得自己再去重复。
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病灶”
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发表的文章看，攻击“民粹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方面，即打击“平均主义”倾向，为目前的豪富阶层的巨额财产的正当性进行辩护。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究竟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是主要倾向，还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主要倾向？我们至少可以说，两种情况都存在吧。另外，中国目前的豪富阶层的巨额财产之中，虽然一部分是正当得来的，有没有非正当得来的部分？为什么一有人提到社会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得来的巨额财产的非正当性，就被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大加挞伐呢？有些自由主义者对于“民粹主义”的攻击还算是做了区分的。如朱学勤，他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说：“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批判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经济的空间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二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我认为，朱学勤先生的观点从自由主义的原则看是对的。然而，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多少“激进革命的立场”的威胁，倒是有不少“自由主义者”或是别的一些也不带什么“主义”面具的人，他们可比朱学勤先生偏激得多，根本不准批判社会不公，谁要说“不公”二字，甚至仅仅是研究一下收入的两极分化，就被戴上了“左”的帽子，被列为十恶不赦的“坏人”。不提这种现象，只攻击“民粹主义”，这能说是公正的吗？朱学勤先生说，五四以来一直有两个精神“病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我虽然十分尊重朱学勤先生的人品和学识，我也认为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有许多非常正确的观点，但我认为这两个精神“病灶”哪个都不大，更大的两个精神“病灶”正好相反：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于一般民众的过度蔑视和过度恐惧；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太缺乏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意识，过分地因自己是中国人而自惭形秽，过分急切地认同于西方，以至丧失了一个自由人（且不说是哪国人）应有的自尊和正派。
不存心“媚上媚外”就好
我一直怀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于民主政制的支持是否真诚。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疑问：那些把中国的一般民众看得这么丑陋、这么愚昧、这么可恶的“文化精英”们怎么会支持民主，支持给予这些这么丑陋、这么愚昧、这么可恶的中国一般民众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打“民主”的旗子恐怕只是为了获取支持的一种策略吧？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想清楚什么叫民主？他们对于政权的批判只是想以自己取代之吧？后来的发展证实了我的怀疑：中国的“文化精英”——后来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还打着“民主”的旗号，却越来越滑向中国和外国的权贵豪富阶层的帮闲的方向。因此，他们不能饶过“民粹主义”。
其实，民主政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民粹主义”的“弊病”的，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最右翼的美国，也不能完全避免。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即使在美国也是被大打折扣的。仅就经济主张而言，我认为，这不是“民粹主义”的“弊病”， 而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本身存在着弊病，这种主张不可能在民主政制中完全行得通。当然，民主政制也有真正的“民粹主义”弊病。自由主义看到了民主政制的“民粹主义”弊病，这很了不起，这有助于防止民主政制中的“民粹主义”弊病走得太远，以至损害了个人自由。然而，在现今尚不存在“民粹主义”过度行使其政治要求的政治环境的中国，如此急切地反对“民粹主义”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最好还是名副其实地宣称自己是威权主义者，放下“民主宪政”的旗子。
是什么“主义”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一个人的人格和学识并不是由他带着哪一“主义”的面具所决定的。我想在此套用朱学勤先生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我十分同意的话（“不同意见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都可以平静讨论”），只改一个字： 不同意见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媚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都可以平静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