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经贸冲突逐渐升级的背景下，为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央作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路径作出了重大调整完善，出现了历史性转变。这不仅令内循环成为当前舆论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更使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观点被进一步接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和具体。作为一个新的概念，针对双循环难免存在一些争论和误解，其中较典型的观点认为，受国际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内循环是要将国际市场上消化不掉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国内销售；而针对未来在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是否存在倚重和偏废，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正酣；中国经济是否会因此“内卷化”和再次“闭关锁国”正成为一种普遍的担心。现有的讨论更多地关注的是内循环下商品的出口与消费，忽略了决定经济循环底层的货币问题，货币地位的改变会导致经济竞争战场的性质随之转变。脱离问题的本质进行争论，既无益于凝聚共识，更不利于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
一、外循环的形成与解体
1.外循环的形成
要启动内循环，首先要理解外循环的形成。198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洞察到西方经济升级伴随着产业转移，提出了发展“国际大循环经济”的战略构想，并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注意。随后，这一被归纳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构想被中央纳入沿海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学思想在中国改革中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当我们今天有条件把历史的镜头拉得更远后，就发现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其实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当供不应求时，产品价格通过消费者的竞争形成，供给方获得生产者剩余；当供大于求时，通过生产者竞争形成产品价格，需求方获得消费者剩余。当资本主义进入普遍过剩阶段后，拥有强大消费市场的国家就占据了经济循环的顶端。面对有限的市场需求，生产者主要通过产品种类和价格开展竞争。其中，产品的种类取决于发明和创新，在这一环节中，资本起决定作用——资本充裕的一方获得的资本价格更低，能够支持更长周期、更大风险的投资，进而把固定成本压到最低；而产品的价格则取决于生产和制造，劳动在这一环节中起决定性作用——劳动力便宜的一方制造成本更低，可以占领更大的市场。
显然，对资本所有者而言，劳动力的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循环中的“两难”问题——高工资有助于扩大需求侧的市场规模，却不利于控制供给侧的生产成本。如果在全球化背景下把产业链进行拆分和空间重组，这一“两难”问题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外包低收入就业岗位，将制造成本压到最低；留住高薪就业岗位，扩大本地市场，从而在资本和市场（微笑曲线）两端占据全球分工的制高点。当中国由于其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被选中承接这个低成本外包的角色后，资本和需求“两头在外”的外循环就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主要特征；而美国由于其资本和市场优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分工对象。中国为什么会接受这一看上去更有利于资本的全球分工？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导致其资本极其短缺。即使是最不利的分工条件，只要能带来资本，就可以盘活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中国走出低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2.外循环的解体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早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中国经济外循环的意义在于其巨大的体量和加入时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制度的升级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飙升。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但也由此埋下了外循环解体的种子。
首先，美国在占据全球分工制高点并实现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导致国内不同阶级之间的财富迅速分化。一方面，巨大的增量财富流向与资本有关的产业；另一方面，大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向中国转移，美国国内的劳动在其中分享的份额越来越少，见图1。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美元自身的“特里芬难题”，但中国却被其当做一个“显而易见”的敌人。从长远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影响美国的市场规模，导致原有的驱动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动能弱化。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分工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式微，而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制造业的衰退会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美国的军工产业发展，而军工产业是维持美元全球货币地位的重要工具。
其次，中国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巨大的生产规模使其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由于资本和技术分散在多个发达经济体，如果劳动和生产过于集中在一个国家，在资本与劳动博弈的过程中，资本和技术的议价能力将被降低，导致经济剩余转向拥有劳动力的国家。一旦劳动力在全球分工中获得议价能力，中国的人口基数会形成巨大的单一市场，中国目前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不断扩张。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下，中国市场势必削弱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迫使发达国家为竞争中国市场而展开竞争，全球竞争格局将因此发生扭转。发达国家为了削弱中国因经济规模而产生的竞争优势，保住市场定价权，只能回迁产业链或在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内重新布局，尽管这将带来生产环节的成本上升。
在以上两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逐渐失去与中国保持原有分工格局的意愿。从中国来看，中国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状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中国的剩余劳力数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当初被“选中”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可与美国的生产要素形成互补。随着经济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耗竭。抛开其他因素，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最好的“计划生育”。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医保和社保制度会对“养儿防老”这种“人格化的养老产品”产生替代效应，年轻人口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受此影响，中国将逐渐丧失当初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
第二，外循环解体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发生了转变，主要是中国资本市场及与其相关的货币生成机制的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于21世纪初的土地金融无意中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资本市场，使中国一举摆脱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桎梏——资本短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可与日欧国债市场、美国股票市场比肩的全球三大资本市场之一。依托这一市场，中国解决了商品经济增长最大的束缚——货币短缺。尽管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M1）发行仍受制于外贸顺差，但商业银行的衍生货币（M2）却借助土地资本急剧膨胀。原本“两头在外”的外循环中的一头——资本开始摆脱对外依赖。2005年后，中国大举进入资本密集的研发和创投等领域，迅速追赶头号资本大国——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甚至开始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向世界输出资本，使原本互补的资本—劳动全球分工格局遭到破坏。中国在资本阶梯上的迅速攀升使美国通过“美债—美元”融资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国际力量对比呈现趋势性变迁。
二、正确评估外循环
长期以来，内循环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一直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主流经济学长期将对外开放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使国内舆论对内循环具有天然恐惧。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外循环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真实作用，对内循环的恐惧就不会消除，正确的内循环策略也就无从谈起。
从供给侧看，资本和劳动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基本要素。凭借劳动力优势，加入全球化后的中国通过外循环获得了长期短缺的资本。但在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和劳动的供需关系最终决定着资本和劳动分享剩余的比例——若过剩资本追逐稀缺劳动，则劳动力价格升高，劳动分得较大比例的剩余；反之则资本价格提高，资本分得较多剩余。受制度和信用的约束，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生成能力有限，拥有资本的少数发达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则为获得资本展开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分工中丧失议价权，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制，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需不振，经济增长必须依赖外循环，进一步固化了原有的分工格局。从需求侧看，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是决定市场规模的两个最主要的变量。虽然中国在人口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但内需长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影响市场规模的另一变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人均收入取决于消费者在生产侧所处的位置，由于中国劳动力在全球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无法实现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等比例增长。由此可见，外循环虽为中国带来了分工经济所必需的货币，但同时也将中国锁定在全球分工格局的低端环节。
结果直观可见，对外开放全方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货币创造却因隐秘而鲜被提及。纵观中国历史，只要经济发展进入开放周期，就会出现大规模顺差，与能够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相比，中国对货币似乎有着永不餍足的嗜求。由于贸易具有网络效应，算术级数增长的市场分工需要几何级数增长的货币作为支持，巨大的货币缺口就成为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由于缺乏支持分工所必需的货币，乡镇企业依赖无需通过货币计价的农村土地成为改革开放前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改革开放从乡镇拓展到城市，货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立刻显示出来。基于货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抽象为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形成的外汇占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信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解决了流通货币的信用创造问题。尽管流通货币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乘数关系，但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基础货币生成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被赋予了重要和特殊的历史意义。相对而言，改革带来的流通货币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由于前者过于耀眼而被遮蔽，远未获得与前者同等的关注和理解。
事实上，“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超出了实现资源全球配置的最初设想，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底层架构——中国的基础货币生成机制。1994年的中国汇率改革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使贸易顺差为中国带来全社会分工所需的最核心的工具——货币。通过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美元生成了基础货币，大幅提升了中国分工水平，使反复爆发的通货膨胀彻底消失。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重申坚持改革开放，被作为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拐点。其实，从流通货币的角度来看，引致这一拐点的改革出现得更早。真正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内部动力的是1989年始于深圳且1992年向全国推广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一金融制度后期被冠以“土地财政”之名，通过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为随后的经济增长创造巨额的流通货币，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再如，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向冲击，很多人认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把中国经济带回高速增长，但实际上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与之前的“土地财政”一脉相承的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大量沉淀资本经此途径进入市场，不仅构成了房地产市场最初的资本来源，且通过房地产抵押贷款源源不断地创造流通货币，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货币不足的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很多研究将其归结为中国于2002年加入WTO，但事实上，2007年之后，中国贸易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真正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2004年中国通过立法确立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初步完成了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并经此释放出巨量流通货币。
由于相关事件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开放被当做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变量，而改革的影响被严重低估。正是源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社会对于外循环（开放）效果的崇拜，放大了对目前中美冲突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与世界脱钩的恐惧。比中国“开放”和“入世”更早、条件更优越和优惠的国家比比皆是，为何这些国家没有取得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增长？显然，外循环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背后另一条主要链条是资本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自主。
三、内循环的底层架构
一旦外循环经济解体，中国未来势必回归内循环经济。从货币的角度看，能否从货币外生转向货币内生，才是决定中国未来能否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回归内循环看似是在美国逼迫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其实是大国崛起必经的关键一步。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及日本不同，人口和经济体量决定了中国无法永远寄生在外部经济之内。此前的外循环不过是在中美发展差距巨大、分工格局更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得以有机会完成的“规定动作”。随着中美两国之间差距的持续缩小，原有的分工格局难以维系，因此，主动转向内循环是进一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
内循环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的封闭经济，而是把原来“两头在外”的资本和市场转变为内生。资本问题已依靠土地金融制度创新基本解决，国际直接投资（FDI）占中国GDP的比重越来越小；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也已被重视，促进消费的对策均已实施，为什么这些政策并未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底层架构——货币制度。可以说，内循环和闭关锁国的最大差别就是货币是否内生。前文指出，WTO并非影响中国经济的核心变量，并不意味着加入WTO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不重要。实际上，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贡献正是通过顺差结汇生成货币，解决了中国资本生成的最大瓶颈——货币短缺。外汇生成的基础货币（M1）经过国内资本市场再次放大，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高水平分工所需的广义货币（M2），到目前为止，外汇占款仍是中国生成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外汇储备可以视为银行的准备金，中国的广义货币（M2）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这部分基础货币（M1）加杠杆生成的。
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中国国内的商品价格可以与全球进行比较，极大地方便了中国经济的外循环。但这一货币生成机制也导致了中国对外币的高度依赖，中国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能使本币与外币“硬挂钩”，一旦美元大规模外流，中国近代史上反复出现的繁荣中断将再次重演。因此，回归内循环必须改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底层制度——基础货币的生成机制。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基础货币的生成难以与经济增长相匹配，是导致改革开放之后几次超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利用外生货币暂时回避了基础货币创造这一难题，但内循环所必需的基础货币内生问题并未得以解决——中国经济的底层仍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而基础货币内生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
四、资本与市场
在供大于求的经济里，真正决定比赛主场的不是生产而是消费。科学技术水平也是资本和市场的函数，只有廉价的资本才能支持高强度的长期投入和高风险的试错；只有巨大的市场规模，才能使投入的资本快速回收，进而加速产品迭代。即使技术暂时落后，资本和市场的领先者最终将实现追赶。因此，完成内循环的关键，一是解决资本内生，二是培育本地市场。对未来的中国而言，最主要的挑战还是如何将外循环的“两头”——资本和市场的竞争，从客场变为主场。
1.货币内生的制度方向
在全球竞争中，中国长期处于客场底层的原因在于人民币是美元的挂钩货币，中国对外贸易很大程度上是为获取对外分工所必需的货币。只要人民币的生成仍依赖于美元储备，中国就不可能从外循环转变为内循环。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但由于人民币挂钩美元，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就难以在全球流动，从而不可能实现资本项下的对外开放。一旦外资无法进入，虽然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可以保持主场之利，但却不可能成为全球资本参与竞技的“奥运会”。
货币的核心功能是寻找价格，可以说货币本身就是一组价格集。这就决定了货币必须是“大家都需要的”，愿意接受货币的商品越多，其反映的价格就越多。历史上这类货币多由接受范围最广的贵金属充任，直到指定以美债的计价单位——美元作为纳税货币，国家信用（美债）成为被广泛需要的货币，贵金属才逐步从货币角色中淡出。历史上，中国试图回到贵金属（明朝）和实物（计划经济）进而重建内生货币的尝试已被证明是失败的。美国信用货币制度的探索虽危机不断、弊端无数，但却是目前为止解决货币内生的唯一出路。
贸易的网络特征决定了，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所需货币数量将以更大的比例增加。大型的单一市场国家即使与小国分工水平相同，也需要更多的货币。交易范围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使大国的经济增长在实物货币时代受到更大的约束。但货币与债务挂钩后，大国的劣势就可能变为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即便是同样的经济增长，与货币成比例的需求也将使大国可以发行更多债务。这一轮外循环的开启始于美元成为全球根货币的制度设计，未来内循环的启动将依赖于围绕人民币的相应制度设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用国家税收驱动货币需求是实现货币内生的唯一选择。
货币内生的原理很简单，即遵循美元初创时所建立的“汉密尔顿规则”：一是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二是指定美元作为纳税货币。显然，收税的范围越广，市场上所需要的美元就越多。一旦货币与税收的数量挂钩，税收（国家信用）越高，货币的信用也就越高，愿意持有货币的人就越多。税收可以被理解成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定价，只要与债务对应的公共服务有持续的现金流收入，货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被发行。由于所有债务都对应着资产，因此不管货币发行的规模多大，都不会导致通货膨胀。遵照以上规则，货币内生的具体做法如下：第一，通过创造新的货币应用场景来驱动货币需求。其中，最大的货币需求来自于公共服务收费（税收）。从微观和表面上看，税收减免是减少市场主体的资金压力，但从宏观和深层审视，这一做法同时也会减少货币需求，加大资本杠杆。第二，通过发明政策性财政工具增加驱动货币的抵押品。针对能源、资源、交通、环境等的使用，向使用主体征收专项资金，并按照一定政策目标建立起相应的返还机制，在一征一返的过程中为政府实现愿景提供有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由于有持续的现金流作为征收专项资金的标的物，因此可以将其抵押生成货币。第三，通过信用市场创造内生社会资本。央行发行（或购买）以中央政府财政作为背书的国债，中央政府财政的自由现金流部分要确保利息偿付。第四，通过购买国内资产创造内生货币。央行发债（或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发债）投入长周期、低收益、无风险以及具有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项目，并以其收入付息。能够带来稳定收益的国家项目将成为未来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低风险国债市场为货币创造提供条件，央行逐渐用内债替代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储备，最终实现货币发行与美元脱钩，恢复人民币主权。只要人民币不再依赖于外汇，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市场将自然实现开放。经济实现内循环后，外循环部分人民币流通所需要的价格信心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中采用浮动汇率“自动”寻找。但显然，浮动汇率增大了寻找非本币计价商品价格的难度，这也意味着除非以本币结算，否则内循环的建立必定是以牺牲外循环的便利为代价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经济学提出的刺激增长的逆周期政策，从货币的角度来看都可能是有害的。由于公共服务付费的需求（税收）是驱动货币的主要动力，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要做的不是减税和赤字等，而是要不断发现公共服务付费的方法，严打“免费搭车”。本币需求的场景越多，货币的价值就越稳定。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出口商品的交易和进口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是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两大主要应用场景，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事实上是扩大了美元所能寻找到的商品价格范围，强化了美元的地位，使美元通过浮动汇率寻找参与全球分工的合意价格。由于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极其广泛，一旦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元所造成的冲击会比多数人的预估大得多，无序超发的美元可能突然供大于求，世界货币体系无预警解体的风险会因此增加。
2.市场规模与财富分配
相对资本创造，巨大的内需对于内循环的形成更加重要。相对产品的内需，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技术的内需更为重要。根据斯密—杨格定理，分工与市场规模存在相互创造的动态关系。技术研发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活动，外资撤离的一个有利之处就是让出了相应的国内市场份额，为本土技术的快速迭代提供机会。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使资本快速回收，通过消费迭代弭平技术上的差距，中国要抓住这一宝贵机会，通过进口替代实现本土技术的迭代（如5G），从全球价值链中底部的“被俘获者”转变为全球价值链顶端的治理者。
从产品的内需来看，在同样的国民财富总量下，财富的分布对市场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不仅涉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问题，也可以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形成更大的需求市场。需要指出的是，财富平均分配不能通过分配环节来达成，资本平均对财富分布具有更大的影响。由于住房是中国资本的主要形态，因此，“居者有其屋”对消费的贡献具有决定性作用。此外，公共消费对于财富的分布也会产生巨大影响。传统的贫富差距分析主要看私人财富的差距。实际上，社会总财富是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和。“公”与“私”的关系，类似于“路”和“车”的关系，“路”越好，因为“车”不同而对财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就越小。城市和农村最大的差别不在“车”（个人消费）而在于“路”（公共消费）。目前，针对扩大内需的研究过于强调个人消费而忽略了集体消费。由于在中国现行的财税制度下，住房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承载体，因此，通过推行广覆盖、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制度，可以在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创造巨大的增量市场需求。
结 论
内循环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扬弃和发展；不是减少对外部的需求，而是将过去的客场交易转变为主场交易；不是退出国际比赛，而是通过增设主场参加更高维度的比赛；不是闭关锁国式的战略收缩，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因此，对内循环的比喻不应当是“从奥运会退回到全运会”，而应是“从参加别国举办的奥运会转变为在本国举办奥运会”。纵观经济史，双循环才是经济的常态，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两者是统一体。双循环中以内循环为主还是外循环为主，一是取决于内部能否创造足够的资本；二是取决于内部市场是否大于外部市场，同时要兼顾一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外部选择和主要矛盾，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会体现出多重复合的面貌。经济转向内循环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与其争论内循环和外循环孰优孰劣，不如积极创造内循环所需要的资本和市场条件。有时，恶劣的外部环境反而会迫使自己做出从长远来看更有利的抉择。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