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加拿大国际理事会出版的《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在1969—1970年第25期发表了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R G 博伊德（R G Boyd）撰写的一篇题为《革命性的国家建设：中国模式》的文章。博伊德从西方学者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宏观而深入的分析，是最早对“中国模式”进行探讨的文献之一。现在，我国再次面临着转换发展模式的问题，这种历史的梳理将对我们思考转型之路提供借鉴。此外，文章还重点分析了当时中国在美苏对抗的格局下与亚洲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现将文章主要内容译介如下。?

一?

中国共产党当局最初的国家建设方针是以斯大林式的体制和方法为基础的。与当时的苏联模式一致，中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连锁政府（interlocking government）和党内层级制，通过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广泛的社会管理，清除了大批真正的和可疑的“敌人”。重视重工业的经济增长战略得到实行，政府采取极端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来资助资本引入，实行全面的经济紧缩以最大限度地节约开支，同时运用思想灌输和鼓动等手段确保工人和农民的充分合作。拥护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被争取过来建设旨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得到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文化；但这反而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思想权威仍受到尊重。中国接受苏联模式是受到如下两方面的驱动，一是在共产主义学说上存在共鸣这一思想情感，二是期望苏联能对这一新体制的发展给予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斯大林政权的基本特征显然没有立即引起问题，但很明显从一开始要确保苏联政府对中国利益的认可是困难的，而中国必须抵制莫斯科希望在中国获得强大影响力的努力。加强中国体制的民族主义精神，有助于中国政府保持完全独立和限制苏联文化渗透的努力，宣扬“美国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帝宣传鼓励了这一精神：中国显然期望苏联明白，过多的要求可能引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抗。此种爱国主义情绪的调动帮助中国避免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这是一个苏联主导的旨在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经济合作的组织；1954年后，中国媒体向国内及境外受众传递了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体系的信息。1956年和1957年间，中国支持了东欧国家的自治要求，以此加强了其对抗苏联的影响力，同时通过迅速与不结盟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在东南亚事务中获得了强大影响力，这些新形式的外交增强了中国作为苏联最重要合作伙伴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地位，这有助于中国得到苏联的尊重。?

然而，就在中国政府开始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时，新问题的出现改变了领导层的看法。1955年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开始流向中立的亚非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已得到非常可观的西方援助。苏联对中国发展的援助额度虽在上升，但比例仍然远低于它对一些非共产主义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的对外援助。中国在1957年之前达到了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国家渴求发展步伐更快，而且很明显，人们一致认为这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这一要求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苏联对第三世界进行渗透的新战略（它实际上限制了对中国的援助额度）被认为是苏联体制发生根本改变的结果，这些改变显示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弱化。苏联的自由化，尤其在斯大林声誉扫地之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正在影响苏联的演变。从苏联对亚洲和非洲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它对革命活动兴趣的减弱，对培养“资产阶级”国家的关注度的提升，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改变，苏联开始追求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存。最终，苏联自身在社会控制上的放松有可能激发如下的危险想法，即它会引起中国体制的松懈。为了应对苏联变化对中国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中国领导人希望更有效地行使其权威，更进一步地献身革命学说，从而要同时给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带去更大的鼓舞。因此，中国国内开始了“反右”斗争，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起来以支持加快经济增长的新运动——“大跃进”。于是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革命干劲，不仅鼓舞本国人民更为努力，而且抓住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想象力。?

这次试图促进经济飞跃的大跃进运动于1958年开始，但由于领导干部一味推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增长而普遍忽视科技因素，因此经济很快陷入混乱，运动于1960年被迫停止。此后，恶劣的气候和苏联援助的突然终止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迫使其回到相对务实的恢复经济的道路上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初。大跃进的失败引起党内高层之间的深刻分歧，一派以毛泽东为首，极力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另一派则是更为现实的领导人，主张所有的政策领域都需大力依靠专业人才。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构因此被打乱，1967年，一个受到强大的军事力量影响的新秩序出现了。?

二?

本着对苏联“修正主义”和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思想（无论它们是与中国的过去还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相联系）的强烈敌视精神，当局试图进行如下形式的现代化，即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将政治精英和群众改造为全心全意投身于革命的忠诚份子具有绝对优先性。在实施政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过程中，个人对革命的高度忠诚将帮助战胜一切实际困难。强大的战斗精神主要依靠个人和集体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深入斗争得到培养，这种精神将为中国体制注入无限活力，从而继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抑制所有颠覆性思想的努力也需长期不懈坚持下去，因为无产阶级虽已经掌握政权，但针对“资产阶级”的“漫长而曲折”的阶级斗争仍需继续。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一旦松懈，就会给非共产主义思想以蓬勃发展的可乘之机，从而削弱政权的社会控制力。?

对抗反革命思想的意识形态斗争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展开，称这一思想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发展；它将“统领一切”，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优先于其他一切任务。毛泽东主义包括各种革命战略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能够对所有新秩序的政策的实施给予绝对正确的指导。宇宙被视为一个充满社会和物质矛盾的整体，在每一次政治斗争、生产运动、研究项目或医疗研究中，正确的行动方针就是要辨别和利用这些力量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这需要个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但必须严格遵照更高权威的指令来执行。一切都应以毛主席倡导的行动路线为指导，一切行动都应迅速地、绝对地服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命令。所有人都必须完全地、不加批评地接受毛泽东主义，因此追求知识和专业技能不会因其本身的价值而受到重视。同时，对毛泽东主义的忠诚也体现在简朴的生活方式上，这种生活方式可以抵御“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诱惑，要求自我克制，从而有助于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增强战斗性：“厉行节俭是大事，不是小事，这关乎我们在夺取政权后选择哪条道路。只有通过保持和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我防卫的无产阶级风格，我们才能锻炼革命意志、振奋革命精神、抵制糖衣炮弹、确保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远不变……我们必须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自我批评和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环节。”?

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所断言的个性改造具有军事性质。这一点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是，它是当代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发生在体制内部的急剧的权力转移。在新秩序中，忠诚于毛泽东主义的最高形式形成于人民解放军内部，所以主要由军队负责来推动当局广泛的社会改造计划。这已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管理的文件中，我们必须从军队积极参与教育系统和大众传媒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点。许多国内的宣传号召民众学习当时的部队英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无私奉献于生产建设，努力为社会谋福祉，因而备受赞誉；他们所有人绝对忠诚于共产主义，服从上级指示，生活节俭，全身心投入工作，在危机面前机智进取，并坚决反对革命的一切敌人。?

国家建设的新道路所具有的军事性质以及作为其基础的革命原教旨主义体现为新兴权力结构中各种强大的集权趋势。各级政府被要求“精简机构”，这实际上意味着权力更加集中。它所清楚反映出来的管理方式建立在军事指挥链发挥的作用基础之上，也符合当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因为它要求在意识形态上严格一致，同时又担心因此产生反对情绪，于是需要建立一个由少数可信任的人组成的政权。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的学说对权力进行制度化的方式存在集权的倾向，这一倾向与毛泽东式的大规模社会改造将带来群众的热情配合这样的期待有着关联，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政府对于军队当权派的宣传能力似乎信心十足，尽管领导层的政治作风和关于军事管理方法的报道表明，与之前体制的情况相比，当前体制更少将重心放在说服群众上，而更多放在了要求群众服从指示上。自然，新的原教旨主义和统治精英的军事心理往往较少依赖于理性；政策的传达很简短，简洁的政策公告无法引起共鸣，并且表现出对与反对非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无关的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毫无兴趣。?

虽然新体制带有强烈的军事特征，但新的统治精英将其定义为纯洁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一个业已清除“资产阶级”代表、正在进行改革和重组的共产党执政。工人阶级作为中国最强大的革命力量，正通过其真正的代表当家作主，这些工人阶级代表已与反对无产阶级当政的“资产阶级分子”划清界线，并对其开展了有效斗争。由于许多党的前领导人背叛无产阶级理想，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不得不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长期的理想信念迫使新的领导层思考维持共产党执政的问题；否则，共产主义思想就会被修正。?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通过文化大革命保存其革命活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一新的中国体制被其领导人认为是对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巨大激励；这些政党正在其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击败苏联和西方的“帝国主义”。尽管他们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是个最佳范例，具有普世价值，但它仍被认为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并且整个奋斗过程体现的精神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关于刘少奇及其同伙的邪恶影响的长篇公告宣扬了毛泽东式的治国方略的目标，这些声明引述了一些间接反对毛泽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并提到部分人明里打着“共产主义”的红色旗号，背地里却联合起来反对“左派”。这个新体制的建立被赋予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特征，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的命运所在，这一专政已通过广泛的内部斗争得以确立，同时也面临众多被中国的成就和它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中的领导地位而激怒的敌人。?

三?

旨在使这个新革命国家存活发展的努力体现了对毛泽东式的意志在如下方面的效果的坚定的、甚至可能是孤注一掷的肯定：建立制度和开展运动、改造人性和激发群众合作、培养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克服众多困难，这些困难来自其政权的治国方略本身以及这些治国方略在其中得以实施的环境。?

鉴于新兴的权力结构正在努力实现较高程度的集权，有序、一致、积极地实施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是可能的。军队拥有最高权力，使其能够向政府和共产党的新机构发出统一指示。然而有迹象表明，高层军事领导之间因为与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部分的五个野战军的亲疏关系而出现了裂痕。在军队精英内部，毛派和专业军事人员之间也有持续存在冲突的迹象，有人攻击这些专业人士反对“人民战争”的军事学说，并与党内的“走资派”有联系。而且，不仅是高层领导，中层甚至低层更是如此，文革中幸存下来的官员与大批被吸收进入新权力机关的活跃分子之间出现派系斗争，同时，许多迹象表明，那些在大规模反对党的前领导人活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和正努力在新秩序中获得保障和影响力的积极分子内部也出现摩擦。军队领导人正努力消除这些冲突，但显然受到阻碍：文革的氛围促使这些积极分子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与所谓的敌人不断展开斗争以证明他们对毛泽东主义的忠诚，因为任何人一旦放松这种派系斗争就会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因此，军方被迫要求加强其领导力，但它向群众传递信念和热诚的能力似乎并不高。林彪及其大部分同事的政治风格习惯用下达命令来显示影响，但在说服群众方面缺乏经验。同时，军队领导的宣传队虽在政府内部和群众中表现活跃，其沟通艺术却不如以前的党的干部有效。?

以林彪为首的少数统治精英在决策时高度专制，尤其注重保持其高高在上的姿态，展现人格魅力。指示似神谕一般被制定出来，显然意在证明其优越的革命意识。以此种方式建立自身形象无疑使毛泽东和林彪对来自工人阶级的建议失去兴趣，而且似乎导致其不愿正视实际问题。为了保持其具有高度权威的领导人形象，统治精英关注的是如何避免解决问题的压力，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其指示受到批判性审视的情况；他们所声称的其指示的绝对无误不能因为严密的决策程序而受到损害，因为严格制定的决策会面临下属的公开评价，且有可能根据实际结果被迫作出修改。?

新统治精英在高层权力分配问题上未能制定出全面解决方案，这可能应主要归结于强调人格魅力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导致的约束。军方主要负责简化新的行政机构和党组织的结构，并对所有人员进行政治培训，但现在尚不清楚国务院将在何种程度上继续管理政府机构，党的上级机关在4月召开的九大上经改组之后又是否能行使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九大本该就新体制的机构框架作出主要决策，但会上通过的主要文件，即林彪的报告和新党章，并未作出任何有关权力分配的基本决定。与1956年的党章相比，新党章措辞含糊，十分简短，语气更加专制，且明确提出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当然，由于现在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员在工作态度、社会关系和工作才能方面的情况十分复杂，对毛泽东和林彪来说，要在高层权力结构上进行正式划分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但正如林彪将其第四野战军旧部人员分散部署进各级地方新的革命委员会的做法所暗示的，这里可能存在如下强烈的倾向，即大力依靠人际关系以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体系。很明显，与其他野战军相关的团体也需在职位分配上得到适当平衡。?

另外，统治精英行使权力的方式影响了这一新秩序的经济前景。在整个体制中合理分配权力的失败必将阻碍制定经济增长政策的连贯性。此前，发展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是由一些政府和党的上级机关负责，并由少数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共同协助完成。然而，这个复杂的机构正在强大的军事影响下接受改组，之前的负责人在新的党组结构中地位较低，因而在决策中缺乏影响力。?

在官方文件中，对经济的关注并不突出，这反映了毛派当局的当务之急是继续肃清队伍，这似乎也是其决策的基本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尽管自1967年初中国媒体就大量报道了大部分工业中心运转情况不佳，尽管这些表明从1966年初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目标并未实现，但经济状况仍未在党的九大上引起重视。会议的重心是继续对反毛派分子展开斗争，这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像所表述的那样，中国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既不是建立在高压政治，也不是建立在物质激励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他们就会充满革命活力和创造力。因此，开展群众运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创造性研究和应用，将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实现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显然，毛派的决策方法意味着各部级单位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部门一方面承受着上级要求出成绩的压力，另一方面被期望着带着强烈的革命热情，直接应用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思想来制定正确的行动路线，同时自觉地努力限制对技术专家的依赖。对这些部门而言，有充分的理由默认专业技能的价值，尽管它们必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来隐瞒这一点。上级主管部门对专业化的态度似乎与主管经济的官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即建立大型垂直整合的国有企业是不允许的；这是正被党清除的“资产阶级”分子赞同的形式，而无产阶级似乎认为这样的企业会给予负责人过大的权力，同时会对管理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与先前的体制相同，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设重工业以支持大规模的武装部队建设。为了促进服务于重工业发展的资源分配，轻工业不是优先考虑的部门。这与重视经济紧缩是相符合的，但也意味着轻工业的出口额很小；因此用来购买生产资料所需的大部分外汇不得不通过农业出口来赚取。然而这些受到生产力低下和庞大内部需求的限制，只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来提高产量。由于农业生产落后，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缓慢，导致城镇就业机会少于毕业学生人数。于是，大量待业城镇青年被送往农村以增加农业生产并建立小型工业。所有青年都接受了要在农村积极工作的思想灌输，但有迹象表明相当数量的年青人都对下乡政策心存不满。?

城镇居民转移到农村的政策引起教育的急剧变化。“文革”期间学校本已长期停课，对“资产阶级”教师和教授的大规模整肃也仍在进行当中，现在所有课程都被缩短，大部分则以培养工业和农业技能为目的，这可能会加速基础技术的应用从而提高农业产量，但是这些变化已大大降低了科学研究的质量，放缓了技术发展的步伐。?

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似乎略低于1966年时的水平。工业产值预计在1967年经济混乱期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但在1968年有所改善，原因是派系斗争和工厂停工减少。1968年，由于天气恶劣，农业生产下降；粮食生产达到1?82亿吨，比1967年的预期减少800万吨。去年的出口从1967年的18?87亿美元下降约1?6个百分点，与1966年相比下降超过15%。1968年的大部分下降是由于有色金属出货量的急剧减少，同时机器购买的大幅削减导致这一年的进口下降约8个百分点。?

四?

中国的国家建设对亚洲其他国家一直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原因是中国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大且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1960年苏联援助的终止阻碍了中国武装部队的发展，但也刺激了后者在武器技术和生产方面的进步，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持续发展，并未出现严重中断。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中国的综合武装部队，正在获取核武器能力。估计中国已生产了足够制造70个20千吨当量的原子弹的裂变材料，导弹运载系统也在开发之中。该政权的常规军事力量大于其非共产主义的主要邻国，且每年的军费开支比东亚和南亚国家的总和高出约50%。?

中国的地面部队拥有250万兵力，装备有精良的步兵武器。虽然缺少装甲车和重型火炮，但在亚洲已聚合成一支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海军力量相对较弱，只包括4艘驱逐舰、4艘护航驱逐舰、数艘潜艇以及各式各样的小船。而空军则拥有大约2500架战斗机，其中大部分是米格15和米格17战斗机，但米格21战斗机的数量正在增加。?

中国政权通过向苏联、美国和一些邻国表示敌意，通过宣传其军事发展，并通过公开承认与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起义军的紧密团结，努力将其影响力投射到周边地区。对亚洲其他国家而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是美国运用遏制政策对中国进行约束。美国的决策者一方面急于为东南亚政府提供军事装备和培训，以提高他们平息起义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不愿在该地区投入地面部队，不仅因为这可能会耗费接收政府的政治成本，而且希望能尽量减少卷入与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战争的可能性，这些运动可能会得到中国积极的军事援助。美国避免在南越扩大地面战斗和在老挝开展相关军事行动的做法已经证明了它的谨慎态度。老挝人民解放军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已占领多个地区，削弱了万象政府的地位，美国从1965年起已接受这一事实，也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反对在这个与中国接壤、人口稀少且地势险要的国家部署地面部队。在东亚，由于尼克松政府多次声明将减少直接使用武力而意图实施遏制政策，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谨慎态度在过去一年中也有了更多认识。?

美国政府鼓励亚洲国家加强合作，共同解决由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内部安全问题。然而，出于此种目的的地区合作几乎没有进展；东南亚地区的跨国界合作，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往往因各国狭隘的政治特性而受到阻碍，而各国因不愿挑起比中国目前向大部分邻国所显示出的更大的敌意，也倾向于避免具有明显反共产主义特征的共同行动。通常，这种不情愿挑起矛盾的举动表达的是与北京政府达成最终和解的愿望。尽管这些国家被中国的敌意所挫，但因顾及其军事力量，产生这种愿望也是可能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暗示其愿意与邻国和平共处，这可能激起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极大兴趣，且这种兴趣有可能持续存在，因其认识到中国军事力量相对于所有非共产主义邻国而言正在增强。?

但是，由于中国媒体重点突出的是宣称与正在印度、缅甸、泰国、老挝和马来西亚发动或正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的“解放”运动团结一致的军事上的声明，也由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公开表示敌对态度，国家建设的毛主义路线在南亚得到的宣传是相对不利的。与此相反，中国10年前的文化外交使其能够在所有不结盟邻国和部分与西方有交往的国家宣传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现在，当地媒体关于中国发展的多数新闻报道都涉及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社会混乱。北京的广播和在该地区发行的数量有限的中国出版物对国家经济的报道数量之少也令人惊讶。?

中国若要出台一项可信的新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恢复对南亚国家的大规模文化渗透，其有效性将取决于目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是否会作出相关的变化。作为互动和交流的基础，中国应改变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极端敌视，以显示它与其他亚洲国家是存在文化联系的；强调这些文化联系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在50年代中期之所以在面向邻国的外交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还需证明其在技术和生产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展示毛泽东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潜力。如果中国不解除在科学和新技术发展上的一些严重的意识形态约束，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其结果还不得不与日本取得的显著科技进步进行比较。在中国政权的经济表现首次因大跃进失败而遭到怀疑时，日本的技术进步在南亚所获得的认可要广泛得多。?

在亚洲以外地区，中国国家建设对苏联的影响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其巨大贡献在于弱化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体系中的权威地位，中国正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者。从其所宣称的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的角度来看，对苏联的这种挑战也伴随着对苏联利益的绝对敌视。?

自1960年以来，中国政权通过兑现其激进的传播革命的承诺，并通过声称莫斯科正在背弃针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全球斗争，一直在寻求机会打击苏联在第三世界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者眼中的形象。这种敌对运动受文革之前就已在中国体制中酝酿的革命活力的推动而愈演愈烈，但文革的动荡减小了中国论战的成效，同时北京试图为一些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确定战略路线的做法招致反感：日本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之疏远，它与北朝鲜和北越执政党之间则关系紧张。于是，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的过分崇拜为苏联提供了在面向第三世界的宣传中嘲讽中国的机会。为了回应中国的敌意，苏联媒体开始指责中国企图通过扩大在亚洲马列主义政党中的影响力而推进其帝国主义野心。但是，世界两大主要共产主义力量间的冲突阻碍了苏联想要与发展中地区的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群众进行沟通的努力。?

中国的敌意影响了苏联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大国角色的树立。中国从朋友转变为敌人，对中亚和东亚的苏联领土造成强大的安全威胁，减小了苏联运用军事压力对付西方的能力，在亚洲尤其如此，也削弱了苏联向中国南部投射军力的能力。因此，自越南战争升级之后苏联对河内的援助受到意外限制。在外交层面上，中国并未针对苏联与新国家发展关系展开直接竞争，但它对一些邻近国家，尤其是对印度和缅甸的敌视，阻碍了苏联想与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努力，因为中国的敌视导致这些国家政府转而更多依赖西方的支持。为了应对中国的敌视及其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态度所造成的困难，苏联正在努力改善同一些南亚国家的关系，提出与它们共同建立针对北京政权的安全保障措施。?

毛派当局可能打算通过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来为反苏斗争增加新的筹码，以此激励发展中国家的广大群众。然而，在中国继续努力使其体制存活发展的同时，它期望以苏联为代价来取得重大进展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亚洲的相关共产主义运动依照“人民战争”策略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实质成果。这样的成功似乎可以期待，但是在东南亚，大多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正受到阻碍，原因之一是中国期望它们完全认同毛泽东思想，之二是中国十分强调使用武力夺权，之三是它们自身显然缺乏能力吸引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支持。虽然如此，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亚洲平衡格局中的变化更进一步推进了北京政府的目标；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在吸收新成员方面也变得更加活跃。?

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事实上从南亚的非武力意识形态竞争（中国是在1954年加入这一竞争中的）中的退出、其政权的动荡、向专注于输出革命的转变、对苏联的强烈敌视，这些都是极为有利的，是西方国家在10年之前始料未及的。由于上述变化再加上中国向一些邻国表现的敌意以及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建立，东亚和南亚的国际环境变得对西方十分有利。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预现在也被一些邻国认为是抵制那些对东南亚大陆造成不利影响的暴力运动的努力。然而，这些年来，美国支持南越西贡政府的军事介入大大增加了美国政府在镇压反叛战争方面的成本预算，且在目前的东南亚局势下，可以设想这样的战争在未来几年内仍将继续，因此美国愈加严格限制直接使用武力来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中国在这一政策转变上并未发挥直接作用，自1965年初国内发生动荡并极端敌视苏联之后，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削弱；但当时中国如能避免国内纷争并仍与苏联合作，那么美国的干预很可能引起一场范围更广、代价更高的战争。?

随着中国体制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改变，西方对南亚（除了巴基斯坦，在那里，中国文革之前就已经展开的一个小规模援助项目仍在运转）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援助只需面临与苏联的直接竞争。而苏联只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较大规模的援助项目，并伴随强有力的宣传活动，但与西方所支持的那些宣传相比，规模仍相对较小。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对苏联的经济援助不感兴趣，未给苏联创造文化渗透的机会。因此在那些较顾忌中国的军事力量并受到“人民战争”理论直接影响的国家，西方旨在加速现代化进程的倡议被接受的机会很大。许多选择方案值得一提，但从打击中国模式的角度来看，似乎最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形势要求发展国家管理的新形式，引导热心的改革者和现代化的支持者将精力投入到蓬勃的、有建设性的政治运动中去，这些改革派原本可能会受中国经验的启发，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因其国家政府的狭隘眼光、无能、腐败和党派斗争而遭受挫败。目前，西方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的援助包括以各种形式支持行政架构的发展，但几乎完全排除对政治运动发展的直接援助，尽管西方已认识到，除非有一些具备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将群众联合起来的政治团体对新兴国家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的群众展开呼吁和组织工作，否则，这些群众无法被激励起来推进自身利益并执行政府的政策。以前，除了纯粹的经济援助，南亚的氛围总体来说对西方的多数介入形式是十分不利的，对政治运动发展的援助更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公众舆论可能已准备接受西方对主要政党的各种私人或官方的援助，尤其是如果援助方能够充分地解释清楚，其援助主要是服务于使广大贫苦农民从地主和富农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一革命目的，是为了建设性的需求，是为了在广泛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开展合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传统的精英通常认为渗入进公开的政治运动易如反掌，而这些政治运动组织已确立的领导者们则倾向于在招募热心于改革和现代化的人士的过程中抵制外部压力。因此，要实现其潜力，新的国家管理形式必须更具创造性，更灵活机动。?

五?

中国的出版物和广播通常没有充分地阐明它对第三世界的看法：虽然它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大量充满热情的报道，表明中国对推进和支持革命的普遍关注，但未予以明确的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府领导的国家是否必须经过武力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宣传材料显示出中国对正在努力建设自己国家的前殖民地“人民”的深切同情，这可能会传递出一种印象：中国人看到了一条用进步的非共产主义运动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然而，在面向发展中地区的马列主义政党和接受思想灌输的国内受众的声明中，毛泽东思想强调，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兴国家中的“人民”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每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都将以持续的剧烈社会变革为基础，如果由于无产阶级执政党中出现“修正主义”趋势而放松基本的社会斗争，就会出现回归资本主义的严重危险。这些正统的思想与其他在文革期间首次制定的方针互为补充，即每次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必须遵循革命战略的基本原则，这些战略已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得到应用，同时拟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中国的新秩序为模板。?

由于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因此，其优越性是强调中国作为革命典型的依据。这似乎暗示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的启示不足以防止苏联出现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这一倾向被证明是致命的），但毛泽东思想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保存和发展革命活力的新方法，即运用群众斗争和改造的方法，它也说明了在长时期内这种社会复兴所需的强大动力。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国家建设的正确基石，有助于支持其人民战争理论适用于一切新兴国家的主张。该主张的一个理由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动夺权斗争时的情况基本类似。?

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争原则要求集中动员受到严重剥削的农民，激发其起来反对压迫者；只有以这种方式诉诸武力，他们才能“解放”自己，从上层阶级手中夺回土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社会问题，从而致力于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政府的民族解放斗争。甘于献身的游击队员从觉悟的农民中间招募进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成为人民军队。这些团体以极大的决心发动巧妙的持久战，充分利用他们在群众中获得的支持，必将消耗掉政府的武装力量，将敌人中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更加激进的方法，直至整个国家的领土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领导农民武装的共产党先在一些地区夺取政权，革命力量从这些地区蔓延到整个农村，然后再包围城市。?

作为总指南和对发展中地区马列主义政党的指示，“人民战争”理论似乎是被广泛接受的。但中国以各种方式劝告发展中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要紧密联系毛泽东政权，在斗争中接受其指导；他们显然还必须明白他们的领导人不应试图在理论或战略上做出任何创造性改革，因此中国革命的方式具有十分苛求的方面，其吸引力必定会受到限制。北京政府可能希望中国政权的新活力会鼓舞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热情接受其理论权威，但它与日本共产党和印共马的接触并不容乐观，而越南马列主义运动拒绝与毛泽东主义发展任何关系的事实已明确显示：任何通过培养强烈民族主义情绪而获得广泛群众支持的无产阶级政党，都绝不会冒着因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而疏远任何一个追随者的危险，在中国政权发生各种纷争之后尤其如此。?

中国自己的消息来源称，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完全接受毛泽东主义，但这些组织规模小，在运用武力方面也十分不得力。缅甸共产党已作战逾20年，以反抗这个或许在东南亚最弱且在广泛内乱中无所作为的政府，但目前已损失大部分于5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游击力量，现在只对该国中部一些小范围区域构成威胁；中共显然希望加强这个共产党组织，但从1967年开始中国不得不应付因敌视奈温政府而引起的缅甸对北京政权的普遍反感。而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虽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于50年代初发动了一场十分积极的反抗英国政府的武装斗争，但很快被高效的反叛乱行动完全镇压，过去10年中，其残余部队一直隐藏在泰国边境附近。最后，泰国共产党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是一支较小的军事力量，迄今未能建立起较有规模的游击队组织，也未能争取到它声称正在发动的“解放”战争所需的群众支持，这在战略上对北京来说无疑是印度支那以外最为重要的“人民战争”。?

在其他与中国没有联系或关系不明确的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菲律宾的军事失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菲律宾共产党在相当多的农民支持下于40年代后期发动叛乱，依照“人民战争”的主要原则在之后几年内发展势头良好，但随后被击垮，一是猛烈的军事镇压，二是它试图摧毁的新独立政府进行了农村改革。印尼共产党则十分值得关注，它在50年代中后期得到相当强大的民族主义支持，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十分接近，后因部分领导人参与1965年9月的政变未遂而几乎全军覆没；它也曾在1948年的一次暴力行动失败后遭到严酷镇压，后来力量得以恢复，但如今面对国内强烈的反华和反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之无法再得到名誉扫地的苏加诺的资助，其力量可能不会再恢复。最后，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现已分裂为三个对立的组织，其中只有一个组织与北京有联系，且只有一次简短的游击战争经历。这次游击战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发生，但因尼赫鲁政府受过英军训练的部队采取有效的反击，战争不得不停止。越南共产党是东南亚唯一一贯表现出高水平游击战能力的马列主义组织，它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身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其所对抗的政府的非法性质；它的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中国人民战争战略的有效性，但无法支持任何将毛泽东主义视为革命灵感源泉的说法。?

新中国当局努力将其思想传播给发展中地区的马列主义政党，并坚持认为毛泽东式的革命战争必然取得胜利，这证明了新政权奉行的原教旨主义中存在的扩张主义成分。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基本价值观进行强制的维护以使其免遭质疑，这不能局限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上，而必须体现在根据新观念来决定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努力中。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毛泽东思想将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信仰体系。驱动这一目标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与苏联的敌对更加激发了这种情绪。这个因素连同强烈的意识形态动机，显然导致中国在推进其宏伟计划时急功近利。然而，目前的战略使中国领导层的期待局限于实现一部分目标，而实际结果或许会令人失望，原因之一是大国野心的介入往往抵消了毛泽东主义启发革命灵感所达到的范围，原因之二是现在提出的人民战争理论反而阻止了共产主义运动寻求与“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合作的努力，因而必会阻碍有效革命所需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建立。过去，中国在一些国家努力推进政治暴力的同时，也与邻国互动交流，进行文化渗透，使一个目标得到推动的进步与使另一个目标遭受挫折的后退互为平衡，从而有助于保持对整个革命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推进“人民战争”的失败得不到补偿，尤其在国内发展没有任何起色的情况下，这样的挫折可能会挫伤统治精英的士气，并陷入对权力的进一步争夺。如此一来，中国转向新的国家建设计划，鼓励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中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亲和态势的可能性将更加渺茫。?

六?

1949年以来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并未反映出一个发展的学习过程。大跃进是一次鲁莽的试验，开始时并没有证据证明群众的“创造力”是被前几年的计划经济遵循的更为科学的方法所限制。随后，大跃进失败导致的严重问题显然引起了人们的重新思考，达成采取相对务实政策的共识也在短时期内成为可能，而此时毛泽东主义受到大胆的知识分子的谨慎嘲讽，后者得到党的高层领导的默许和支持。但是，1966年毛泽东和林彪通过军事支持确立了权威地位，体制连续性遭到决定性中断，此后生效的各项政策只反映了新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的强化，凡是与正确的革命学说相抵触的个人或想法都会受到极端的敌视。?

一个国家严重的经济困难被忽视的程度以及其剧烈的教育改革影响科技进步前景的方式，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是在何种程度上排斥对过去经验的严格审查而依赖那些本质上非理性的因素的；但是与现代化所需的建立共识、发展制度和形成普遍的创造力最为对立的是一直保持高度紧张的社会局势，这种紧张氛围迫使群众一次又一次地尊崇毛泽东主义，致力于反对所谓的敌人的不懈斗争。新的国家管理手段中的这一方面必定会削弱意识形态的社会有效性，而强化各级别的派系斗争。而且，促进团结的努力，包括调动爱国主义情绪来反对言过其实的外部危险，也定会受到领导层自身形象弱点的阻碍：领导层已过度宣传了它对反对派规模扩大的忧虑，已表现出它不愿在所有想赢得新权力机关青睐的派系中间作出决定性选择，并且未能逐步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新的大众传播形式。?

新体制中的所有冲突和关于体制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中层和上层的信任危机，对那些在文革前身居要职而现在身处危险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同时，在那些认为自己已融入新体制的人当中，也有不少人为了保护自己并促进自身利益而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发展非正式的个人信得过的圈子中，因而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兴趣降低了。因此，尽管新的原教旨主义带来所有的喧嚣与愤怒，新领导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已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在西方的政策发展中这种可能性值得非常认真的思考，因为一旦经过合适的安排，中国精英阶层中部分人可能会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

西方在努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应该付出更有力、更大度的努力来建设那些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事实上那些地区的国家确实也存在这种需求，因为如果没有更慷慨的资助，它们的发展速度将保持在低位，部分国家可能在处理内部安全威胁方面存在巨大困难。如果能更有力地投身于为这些国家谋福利，特别是如能投入更多创新性来帮助发展其政治进程中的建设性力量，那么建立在尊重人权、协调创新与自由以及实践社会公正理念基础上的国家建设的潜力便能十分有效地展现给中国领导人。?

作者:R G 博伊德/文，陈芳蓉、蒋林/译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2期